刘强：到底是谁写了《世说新语》

因为年代久远，文献不足，关于《世说新语》的成书，留下了一些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谜团，虽然无关宏旨，但就“通识”的要求而言，也应该有所了解。下面我就择要予以说明。

首先，《世说新语》的作者是谁？这本书究竟是一人独撰，还是“成于众手”？

如前所述，《世说新语》的作者，一般认为是南朝宋代的临川王刘义庆。如《世说新语·假谲》“诸葛令女”条，刘孝标注对故事的真实性提出批评时就说：“葛令之清英，江君之茂识，必不背圣人之正典，习蛮夷之秽行。康王之言，所轻多矣。”这里的“康王”，就是刘义庆的谥号。这说明至少在刘孝标眼里，《世说新语》的作者非刘义庆莫属。此后的目录学著作及类书，也都认同此说，一向并无异议。

刘义庆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我们结合史书的记载简要作一介绍。

刘义庆，字季伯，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生于东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卒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444）。他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子，长沙景王刘道怜的次子。刘道怜一共养了六个儿子，而他的幼弟刘道规没有儿子，所以义熙八年（412）刘道规病逝后，便以年仅十岁的刘义庆为嗣子，义庆十三岁时也就袭封了南郡公。刘义庆幼时聪明伶俐，刘裕对他很是喜爱，常说：“此吾家丰城也。”丰城，是传说中龙泉、太阿两宝剑沉埋之地，足见刘裕对刘义庆寄望甚高。永初元年（420）刘裕称帝，追封刘道规为临川王，年仅十八岁的刘义庆作为嗣子得以袭封临川王，征为侍中。

永初三年（422），刘裕病逝，长子刘义符即位，改元景平。景平二年（424），刘义符被徐羡之、谢晦等人所废，不久被杀。紧接着，刘裕的第三子刘义隆（407—453）即位，是为宋文帝。刘义隆登基后，改元元嘉，他在位三十年，励精图治，营造了一个所谓“元嘉之治”。刘义庆作为皇帝的堂兄，颇受重用，历任秘书监、丹阳尹、尚书左仆射、中书令、荆州刺史等职。其间，刘义隆因为猜忌，杀害了不少宗室和功臣，而刘义庆因为性格谦退，为人低调，与世无争，一直受到皇帝的信任。

元嘉八年（431），因太白星（即金星）侵犯了左执法星，时任右仆射的刘义庆害怕会有灾祸，便向皇帝上书，自求外镇。皇帝下诏挽留未果，乃出其为荆州刺史。义庆在任八年，清正廉洁，颇受百姓爱戴。元嘉十六年改授散骑常侍，都督数郡，任江州刺史。元嘉十七年任南兖州刺史。二十一年病故于京城，时年四十二岁。朝廷追赠侍中、司空，谥号为康王。

我们看刘义庆的这份“简历”，觉得他更像是一个政治家，似乎与文学没有多少关系，但是且慢，真正使刘义庆名垂后世的却正是他的文学成就。据《宋书·临川烈武王道规传》记载，刘义庆“在州八年，为西土所安。撰《徐州先贤传》十卷，奏上之。又拟班固《典引》为《典叙》，以述皇代之美”。这里尽管没有提及《世说新语》，但据学者们推测，此书的编撰，应该就是在荆州和江州刺史的任上。

问题是，刘义庆的文学才华究竟如何？他能否独自完成《世说新语》以及其他著作的编撰呢？这个问题近代以来曾引起不小的争议。我们先看史书上怎么说：

（义庆）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谘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太祖与义庆书，常加意斟酌。（《宋书·临川烈武王道规传》）

这段话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刘义庆“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但文学才华“足为宗室之表”（这个说法连褒带贬，似乎算不上第一流的意思）。其二，刘义庆以藩王之尊，在文坛拥有相当号召力，故其招聚文学之士，无论远近，大家一定前来效力，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当时一流的文人皆先后为其所用。其三，因为其门下文人荟萃，故皇帝刘义隆写信给刘义庆时，“常加意斟酌”，生怕言差语错，贻笑大方—正是这段话，给后人留下了联想和揣测的空间。如《南史·刘义庆传》就在“引为佐吏国臣”后加上一句：

所著《世说》十卷，撰《集林》二百卷，并行于世。

这是史书的传记第一次提到《世说新语》。《南史》是唐朝人李延寿编写的，当时《世说新语》已经成为一部“畅销书”，故不能不引起重视。李延寿似乎认为，《世说新语》和《集林》以及前面所说的《徐州先贤传》《典叙》等书一样，应该是刘义庆和他门下的“佐史国臣”们“集体编撰”的成果。不过，细究起来，“著”和“撰”的含义或有不同，这样的记载也并没有剥夺刘义庆对于《世说新语》的“著作权”。

到了明代，《世说新语》的作者问题进一步凸显。如陆师道在《何氏语林序》中就指出：“抑义庆宗王牧将，幕府多贤，当时如袁淑、陆展、鲍照、何长瑜之徒，皆一时名彦，为之佐吏，虽曰笔削自己，而检寻赞润，夫岂无人？”“笔削自己”自然是肯定刘义庆的著作权，“检寻赞润，夫岂无人”则是说，《世说新语》或许“成于众手”，亦未可知。

一百多年后，清人毛际可在《今世说序》中也说：“予谓临川宗藩贵重，缵润之功，或有借于幕下袁、鲍诸贤。”毛氏大概以为，《世说新语》这样的书，应该是刘义庆以自己贵重的身份地位，召集幕下袁淑、鲍照这些文士编撰而成，义庆本人充其量不过是个“挂名主编”而已。历史上类似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

有了这些铺垫，到了近代，鲁迅才顺理成章地提出了“成于众手”说：

然《世说》文字，间或与裴、郭二家书（引者按：指《语林》《郭子》）所记相同，殆亦犹《幽明录》《宣验记》然，乃纂缉旧文，非由自造。《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

从此以后，《世说新语》“成于众手”，便几乎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了。萧虹、范子烨、宁稼雨等学者先后撰写论文，从各个角度论证此一观点。

不过我倒是认为，说刘义庆的其他著作“成于众手”应无问题，唯独《世说新语》却很有可能是独撰，义庆绝非仅仅是袖手旁观的“挂名主编”或“总编辑”，而是“笔削自己”的“第一作者”。我的理由有三：

首先，编撰《世说新语》这么一部笔记小说，刘义庆远比幕府中其他文士更具“愿心”与“愿力”。据《汉书·艺文志》著录，《世说》的书名源自汉代大学者刘向，尽管刘向的《世说》早已亡佚，但他的另外两部书《说苑》《新序》，体例上却和《世说新语》极为相似。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世说新语》说：

刘向《世说》虽亡，疑其体例亦如《新序》《说苑》，上述春秋，下纪秦汉。义庆即用其体，托始汉初，以与向书相续，故即用向之例，名曰《世说新书》，以别于向之《世说》。

鲜为人知的是，刘义庆与刘向有着绵长深远的血缘纽带（详下），他比任何人都具备编撰《世说》的心理动机，正如他编撰《徐州先贤传》一样，未尝不怀有弘扬家族文化、延续祖先功业的现实抱负。这与吕不韦和淮南王刘安召集门客分别编撰《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其文化背景和创作动机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我倾向于认为，《世说新语》的编撰，刘义庆应该是责无旁贷的倡导者、总策划和亲力亲为的“第一作者”。

其次，《世说新语》不是一般的小说书，而是一部兼综儒、释、道，涵摄文、史、哲的“中古文化的百科全书”，一般的文学之士恐怕并不是其理想作者。从思想倾向上看，刘义庆于儒、道、佛均有涉猎，体现出涵化众家、折中调和的玄学特质，这与《世说新语》的总体思想旨趣颇为契合，几乎可谓相得益彰。

一方面，刘义庆年轻时就怀有儒家济世之志，对儒家思想尤其是孝悌之道最为尊崇，表现在《世说新语》的编撰上，也一目了然。如《世说新语》三十六门以“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居首，《德行》门的四十七条故事中，有十余条都与孝道有关。此外，从《仇隙》门的几条复仇故事也可看出，刘义庆对符合儒家礼义的复仇行为怀有理解之同情。

另一方面，《世说新语》中到处可见清静无为、遗世高蹈、儒道兼综、礼玄双修的玄学趣味，这与贵为藩王的刘义庆一踏上仕途，就遇到血雨腥风的政治权力斗争有关。《宋书》本传称其“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这是颇具政治潜台词的一个细节。作为宗室亲王，又是朝廷宰辅的刘义庆，深感伴君如伴虎、高处不胜寒，为了全身远祸，不得不自求外镇。透过《世说新语·政事》的记载不难看出，刘义庆最为向往儒家的“仁政”与儒、道二家都崇尚的“无为而治”，对严刑峻法、刻薄寡恩的“察察之政”颇为排拒。到了晚年，对现实政治的失望，使他深感“世路艰难”，人生无常，于是其思想渐从儒家转向佛、道。《宋书》本传说他“受任历藩，无浮淫之过，唯晚节奉养沙门，颇致费损”，就是很好的例证。据《高僧传》记载，刘义庆曾与多位僧人有过密切交往，所以在《世说新语》中，以名僧为主的故事就有八十余条。以上这些思想资源，恰恰是袁淑、陆展、鲍照、何长瑜等文学之士所不具备的。

最后，即使从文学才华的角度看，刘义庆也比他幕府中的文学之士更具备编撰《世说新语》的可能性。要知道，《世说新语》并非原创性作品，其性质不过是“小说家言”，是“纂缉旧文，非由自造”（上引鲁迅语）的一部志人小说集。编撰这么一部书，所需要的未必是编者的诗文天才，而是对时代思潮的敏感性，对历史材料的熟悉度，以及对编撰体例特别是分类思想的总体调控能力—这些条件，袁淑、鲍照等人未必具备，而刘义庆却是无一不有。总之，《世说新语》的编撰需要的不是文采斐然的诗人和作家，而是一个拥有史识、学养和文献整理能力的学者和编辑。刘义庆虽然文学才华稍逊一筹，但论及思想的复杂、经历的丰富、识见的深刻、学养的广博，实在比幕府中袁、何、陆、鲍诸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要说《世说新语》“成于众手”，也并非全无道理，但这个“众手”，恐怕不是来自刘义庆同时代的那些“文学之士”，而是包括纷繁错综的魏晋史籍材料的众多作者—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所以，尽管《世说新语》“成于众手”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假说，但在找到确凿的证据前，刘义庆“第一作者”的身份，还是不容抹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