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君甫：上海第一特务头子，为何让周总理病逝前还对他念念不忘？

1951年，南京城西的巷子里，一老先生正颤巍巍地拿起香烟、洋画片准备摆摊，这时，南京公安机关的人员穿着便衣佯装要买，等老先生一抬起头，几个“便衣”相互对视一眼，将老先生的双手上了手铐，将其带走了。住在胡同附近的人都惊讶：这老先生平常也不爱说话，看着不像那犯事儿的人啊！

巷子里兜售香烟的商贩

后来人们才知道，那老先生竟然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特务头子”鲍君甫，新中国未成立前曾任职国民党反省院副院长。南京公安局将老先生扣押到法院审理，并对他公开处置，根据收集的证据，法院依法对鲍君甫判处死刑。

谁知当法官宣判时，鲍君甫竟提出了一个要求：我请求陈赓将军为我作证！为了保证法律的公正性，法官决定让鲍君甫给陈赓写一封信，让他为鲍君甫作证。

陈赓将军

结果信件寄出三个月之久都没有回信，鲍君甫就在狱中呆了三个月。就在鲍君甫深感失望时，陈赓的信终于来了。原来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兵团的副司令员陈赓应军事部署要求正在由沈阳迁往新的驻地平壤以西的桧昌，所以这封信也是几经波折才送到陈赓的手中。陈赓在回信中称“鲍君甫对我党贡献颇多”，有了陈赓证词的鲍君甫也因此被无罪释放！

那鲍君甫究竟是何人呢？身为上海中统局特务头子的他又有多大的本事能让陈赓将军亲自写信证明其中冤情呢？

鲍君甫

鲍君甫又名杨登瀛，广东香山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杨登瀛，回国之后看到中国当时落后的现状，就毅然选择了像很多有志青年一样加入到学生运动队伍当中去，供职于基督教青年会，从事一些翻译工作和供稿工作。

有一次，杨登瀛在上海伊文思洋行买书，结识了在书店上班的杨剑虹。交谈之后才发现，两人居然是老乡，并且都对音乐感兴趣，因此两人一见如故，交谈甚欢。之后见面也经常“老乡老乡”地称呼，杨登瀛一进洋行就喊道：“老乡，我又来买书了！”杨剑虹不用抬头就知道是他，还曾打趣道：“老乡啊，你这薪水都花到买书上了吧！”玩笑归玩笑，相处久了，杨剑虹就逐渐被杨登瀛非凡的谈吐和气质所吸引。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杨登瀛走在学生队伍当中举起“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的旗帜，没想到当时的国民政府竟下令逮捕手无寸铁的学生，杨登瀛也在其中。杨登瀛就是在这时结交到上海工人运动的领袖顾顺章的，这是后话。好在，在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下，杨登瀛等爱国青年被释放。

五四运动学生游街的场景

不久后，杨剑虹离开上海去了广东，投奔到国民党陈立夫的名下，并逐渐成为了其亲信。而杨登瀛在日本留学时曾经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并且深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就选择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左派队伍。

“国民党左派”是指在1924到1927年国民党改组后，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与共产党合作，打到列强除军阀，争取民族独立的国民党组织。当时以孙中山、宋庆龄、汪精卫等人为首，只不过汪精卫叛变后，国民党左派被基本瓦解。

北伐战争期间，杨登瀛也结识了很多共产党人朋友，这些人当中就有后来对杨登瀛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共产党人陈养山。不过这些都是后话。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发动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捕杀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士。昔日繁华的上海城内笼罩着白色的恐怖气息，街上枪击事件频发，民众均闭门不敢出去。

四.一二政变上海街头

杨登瀛因为不满政变和蒋介石惨无人道的屠杀，被国民党右派抓捕入狱，国民党元老蔡元培看到蒋介石的屠戮行径更是非常不满，在他的再三抗议之下，蒋介石终于答应将一批国民党左派释放，杨登瀛也在其中。要说老蒋为何这么听蔡元培的话，当然是蔡元培在国民党内部的声望比较大，当时老蒋也是为了拉拢国民党党内人士，才答应释放杨登瀛等人的。

被释放出来的杨登瀛，在上海蛰居半年有余。上海各大报社都成为了蒋介石舆论宣传的工具，报纸上的内容极力夸大国民党的政策，抹黑中国共产党。杨登瀛不愿与之为伍，就找了份清闲的工作。

1928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成立，该组织专门负责情报工作与党内人士调查工作。时任调查科的主任的正是陈立夫，张道潘为副主任，当时调查科想要在上海成立分支机构，曾经在上海栖居过得杨剑虹成为为调查科招募人才的不二人选。

杨剑虹一下就想到了自己的老乡杨登瀛。可是时隔几年，两人现在已无书信往来，杨剑虹只能再到两人初识的洋行里碰碰运气，结果还真让杨剑虹给等着了。两人再见，杨剑虹看到此时杨登瀛的生活境况并不好，就将自己想让杨登瀛成为上海调查科一员的事情说出。杨剑虹拍着老乡杨登瀛的肩膀说：“你放心，老乡能坑你吗？明天上午跟我见个人，你就知道了！”

到了约定时间，杨剑虹领着杨登瀛见到了当时调查科的主任陈立夫和副主任张道潘。当然在此之前，杨剑虹已经在自己的上司前说了老乡的不少好话。只是调查科的工作比较特殊，必须要知根知底才行，所以陈立夫还是提出想要见杨登瀛一面。谈话期间，杨登瀛一直表现得谦逊有礼，对陈立夫和张道潘说的话也是洗耳恭听，陈立夫和张道潘对这个青年人很是满意。

中统局调查科副主任张道藩

可是当陈立夫对调查科的工作进一步透底时，杨登瀛的心里咯噔一声，陈立夫说:”我们这个工作对保密性要求很高，主要职责是想尽办法消灭在上海租界内的各‘反动党派’势力，尤其是‘中共’。”杨登瀛虽然心中不愿，但是还是没有当面表现出来。谈话结束后，陈立夫当即表示：“只要你愿意，随时可以入职。”杨登瀛只是找借口说自己还要再考虑一下。

两人目送陈立夫的车离开，杨剑虹搂着杨登瀛的肩膀说：“兄弟，你还犹豫个什么劲儿！我知道你最近的处境不是特别好，你放心调查科的待遇可是很不错的。”杨登瀛脸上扯着笑说：“是，多亏了老乡帮忙。”

影视剧中的特务

杨剑虹走后，杨登瀛心中更是五味杂陈。经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杨登瀛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很是失望，可是眼下自己确实没有收入来源，连最起码的温饱都成了问题。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杨登瀛的理想是为革命事业而奋斗，可是现在却从事着无关紧要的工作，实在是与自己的抱负相冲突，但如果接受这份工作，那就意味着自己要和昔日的共产党朋友站在对立面，到时自己就会成为助纣为虐的“刽子手”。

正当杨登瀛苦恼之际，他想起了正在法租界的共产党员陈养山。他趁夜里偷偷来到陈养山的住处，陈养山听说杨登瀛要去国民政府在上海的调查科工作，心中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让杨登瀛发展成为中共的双间谍。

在陈养山的劝说和思想引导下，杨登瀛开始有了成为中共双间谍念头。间谍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出于对方的政治经济军事部门，另一种是同时在双方的情报部门工作，称为“反间谍”。

“反间谍”其实是很难发展的一种关系，它对反间谍人员的要求会很高，要在思想上对共产主义有着深刻的认识，还要有敏锐的能力以及反侦察能力，其实陈养山这个想法是很冒险的，可是在北伐战争时陈养山与杨登瀛相处数日，对杨登瀛的为人很是信任。

大革命失败后伊始，中共依旧采取“先攻城市，后攻农村”策略，当时在上海就潜伏着很多地下党人士。1927年，为了中共上海中央机关的安全，周恩来决定在上海成立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

陈养山将自己的想法和杨登瀛的可取性上报给了党中央，党中央看了陈养山的报告后，决定派人到上海亲自见一见杨登瀛。陈养山得到消息后，赶紧派联络员给杨登瀛送去一封信。此时的杨登瀛已经进入到国民党的调查科进行情报工作，为了安全起见，党中央派去的人与杨登瀛选择了在人多的咖啡馆见面。越是人多的地方，就越是安全。

老上海咖啡馆

到了接头的那天，杨登瀛早早地就等在了约定的地方，霞飞路的一家咖啡馆内。当时杨登瀛第一次与地下党员接头难免会比较谨慎，杨登瀛先是在霞飞路的周边绕了一圈才朝着咖啡馆内的方向走去，在路上，有人撞了杨登瀛一下，杨登瀛抬头看时，发现这是一个穿着蓝色大褂的人，带着一顶帽子，经过他时说了一句：“确认已经安全。”

杨登瀛这才走进咖啡馆，找个隐蔽的位置坐了下来。不一会儿，有一个穿着西装革履的男子走进来，径直朝着杨登瀛对面的位置坐下来。西装男子亲切地伸出手说道:“杨先生，你好，我是王庸，也是陈赓，中央特科二科的科长，周恩来同志让我来和你商谈。”

杨登瀛一听，竟然是北伐战争时屡立战功的陈赓，赶紧伸出手说“杨登瀛，久仰陈先生大名！”在短短的两个小时内，陈赓就说动了杨登瀛为中国共产党提供情报的事，并且对杨登瀛表示出了极大地信任，这让杨登瀛受宠若惊的同时，更感受到了我党的诚意。

就这样，在陈养山和陈赓的努力下，杨登瀛成为了中共发展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为了更好地展开情报工作，杨登瀛一直与陈赓保持着单线联系，其中不经过任何接头人。周恩来同志知道后，非常高兴，因为革命队伍中又多了一位有理想的热血青年加入。

杨登瀛进入调查科工作后，凭借自己的机敏和为人处世能力，深得张道潘的信任，杨登瀛趁机不断积累自己的人脉，混得风生水起。这时，杨登瀛的老乡杨剑虹因为贪污遭到国民党的追捕，杨剑虹被逼无奈畏罪自杀了。当时杨登瀛听到消息后深感痛心，但是革命事业还在召唤自己，所以杨登瀛觉得自己的不能就此放弃。

杨剑虹生前任职上海的特务系统的特派员，杨剑虹死后，这上海的调查科顿时乱成了一锅粥，在张道潘的强烈推荐下，陈立夫决定将这个工作交给杨登瀛 。就这样，杨登瀛成为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在上海分部的实际掌权者。

随着杨登瀛的步步高升，他为中国共产党提供的情报就会越来越有价值。有人说，人也往上走，心就会越飘，可是杨登瀛看似世故的表面依旧怀揣着对革命胜利的向往，为革命理想挥洒热血的初心。

1929年的一天，杨登瀛正在办公，一个自称是中共地下党非要见杨登瀛，说是自己手握中共机关秘密文件想要跟杨登瀛做个交易。杨登瀛害怕其他人听到这件事，就将他带到自己办公室里。

那王姓男子将中共机密文件的档案袋往桌子上一拍，坐在真皮沙发上，翘着二郎腿对杨登瀛说：“我这回给你带的消息，可是有天大的价值。”

杨登瀛仅瞥了一眼，就发现这个文件上的封存以及钢印都跟中共中央的秘密文件如出一辙，但是那王姓男子的做派却跟自己见过的共产党人截然不同，杨登瀛觉得事有蹊跷，就故意诈那王姓男子：“你胆子还挺大，竟然伪造共党机密文件，还来给我谈条件！”王姓男子一听急眼了，赶紧说道：“不可能，我手里的这份不可能是假的！”

随后王姓男子凑近杨登瀛的耳朵说道：“不瞒你说，我有个朋友，他是中共地下党，这份秘密文件就是他提供给我的。”杨登瀛饶有兴趣地说：“哦～王先生，真是不好意思，刚才是杨某唐突了，你说的这个朋友，不知杨某人能否见一见，你放心，这份文件我会买下来，可是你的这个朋友，能否引荐一下？”王姓男子没说话，只是伸出1根手指头，杨登瀛立马明白了他的意思，伸出了两根手指头对王姓男子说：“你放心，这个线人只要成了，钱少不了你的，不就是几根金条的事儿吗！”

之后，在王姓男子的引荐下，杨登瀛如愿见到了那个背叛革命的人陈慰年，会面杨登瀛立刻将这一情报告知陈赓。随后，陈、王两人由此被铲除。

1929年9月的一天，杨登瀛收到中央的密信：我党的情报员任弼时不幸被租界巡捕房抓捕入狱，事态紧急，希望杨同志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救出任弼时。

杨登瀛与租界警务处督察长兰普逊交好，接到任务后赶紧驱车到兰普逊的住所，兰普逊一见是老朋友来了赶紧出门相迎：“呦，杨特派员，你可好久没来了。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无事不登三宝殿’，看你急匆匆的，不知是有什么急事？”兰普逊一口别扭的口音问道。

巡捕

杨登瀛哈哈哈大笑，说道：“还是你了解我，兰普逊先生，杨某确实是有一事相求，我们进屋说。”杨登瀛进门就直接掏出一沓钞票来，兰普逊的眼睛都瞪直了，赶紧给杨登瀛斟上茶，一边面带笑意地说道:“杨特派员，这是干什么？”一边将一沓钞票拢到自己跟前。

杨登瀛也见怪不怪，开门见山说道:“兰普逊先生对中国的文化这么了解，想必也听说过另一句古话叫‘有钱能使鬼推磨’吧，我就不卖关子了。听说这两天你们租界巡抚房抓捕了一个说着外地口音的人，不巧那人正是我新招募的情报员，希望兰普逊先生能卖我个面子，将他放出来。”兰普逊说:“好说，好说，我这就将他放出来。”

任弼时

当杨登瀛见到任弼时时，任弼时浑身是伤，白色衬衣被血渗透，巡捕房的人还在拿着烙铁想要对任弼时言行逼供。可想而知，如果杨登瀛再晚来一步，那后果则不堪设想。杨登瀛为了避嫌没有亲自将任弼时送出去，而是在他耳边小声说了句:“出了巡捕房，一直往前走，右拐100米的胡同里有人接应你。”在杨登瀛的打点下，任弼时终于获救。之后任弼时乔装打扮成一名画家，远赴武汉担任中共长江局组织部长。

1930年，周恩来正准备乔装打扮出门，就被陈赓给拦下，陈赓说:“我觉得你贸然前去见黄第洪太过冲动，黄第洪回国多日，始终没有表露出自己的政治立场，现在突然表示要求和您见面，恐怕他有其它意图啊。”

黄第洪

黄第洪从苏联回国后，中央机关将其安排到江西苏区任职，可是黄第洪想要抬高自己的身价，就约周恩来见面，说自己想要在中共的高层机构工作，周恩来同志觉得黄第洪是个可以发展的对象，就决定和黄第洪见上一面，毕竟像黄第洪这样的“人才”，正是革命所急需的。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黄第洪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一边约见周恩来，一边竟又给蒋介石写效忠信，并且表示自己已经和周恩来取得单线联系，可以帮忙抓获他。这封信正好被送到杨登瀛手里，杨登瀛立即联系接头人，将此信的复印件交给了他。好在，陈赓及时收到了这个消息，周恩来同志才能幸免于难。

钱壮飞

除了营救中共党员、提供准确情报之外，杨登瀛还凭借自己的身份将许多中共党员安插在中统机关，比如钱壮飞同志，不仅打入敌人内部，还在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在杨登瀛的努力下，中共在敌人内部发展了一批又一批的“双间谍”人员。

1931年，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在军统特务的威逼利诱下叛变了。这个大叛徒叛变后，更是将中共中央的绝大部分机密都泄露出去，其中就包括杨登瀛的间谍身份。杨登瀛不幸被捕入狱，没过两天，杨登瀛在狱中还见到了不幸被捕的陈赓，杨登瀛动用自己的关系，对陈赓给予照顾，这让陈赓很是感动，陈赓对杨登瀛说：‘’共产党终会得天下，我们绝不会忘记你这样在背后默默付出的人。”

顾顺章

后来在钱壮飞的运作下，陈赓等人才被救出。而杨登瀛在狱中坚决不承认自己的身份，再杨登瀛是张道潘一手提携上来的，因此对杨登瀛也没有太过为难，只不过中统局的事情杨登瀛自然无缘再插手。张道潘将杨登瀛安排到南京任反省院副院长的职位。此后，杨登瀛就再没有和陈赓有过联系。

“七七事变”爆发，调查科西迁，杨登瀛的官职也不保，他就决定留在南京，一直到南京解放后。他住在南京城西的小巷子里，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终日以贩卖香烟、洋货为生，平常杨登瀛极少跟邻居说话，偶尔听到他说话，也是一嘴的广东口音，街坊邻居只当他是一个外地来的怪老头。

1951年，为了清算反动势力，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公告：“凡是曾在国民党处有任职经历的，一律需到公安机关报备。”当时杨登瀛的子女正在台湾任职，杨登瀛害怕子女会因此受到牵连，因此没有上报。谁知道上报期限一过，南京公安的人就将杨登瀛抓起来了。这也就是开头那一幕。

不过，在陈养山和陈赓的证明下，杨登瀛得以无罪释放。陈赓了解到杨登瀛的情况时，又给南京市政府写信表示“希望公安局可以对杨登瀛给予经济上的补助，让杨登瀛可以安度晚年。”之后，南京市政府就每个月给杨登瀛发放100元的生活补贴。两岸关系渐好，杨登瀛的子女也能回到大陆陪伴自己的父亲。

1967年，杨登瀛因为在国民党中统局的经历再次被调查，杨登瀛闭口不言，只称“我不是背叛者，我是好人”。1969年，饱受生活摧残的杨登瀛还是病倒了。临终前杨登瀛满眼泪花，嘴里还一直重复着那句话:“我不是叛徒，也不是汉奸，我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但周总理知道……”

1975年，周恩来总理病逝，弥留之际交给中央调查部负责人罗青长一个为革命做过重大贡献的人员名单，其中就有杨登瀛。周恩来总理语重心长地说：“一切为革命、为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我们都不能忘记。”

周总理

是啊，那些鲜为人知的英雄，就像《隐秘而伟大》中一样曾经“一半扎进黑暗，一半扎进光明，根扎得越深，就越能看得更多的黑暗与腐朽，就能长得越高，越能努力地争取更多的阳光。”

杨登瀛就是这样的人，在黑暗处扎根，却心向光明，为了让更多的人迎来光明，他可以用生命去冒险，但从不用良心冒险。好在，今天，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得到解放，每一个英雄都不必再隐姓埋名，因为我们都知道，该怎么保护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