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靖：近三十年来花鼓戏研究综述

近三十年来花鼓戏研究综述

张 靖

(铜陵学院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

摘 要：花鼓戏是我国地方戏曲的重要组成，广泛分布于湖南、湖北、安徽等地，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多年来，众多学者对花鼓戏艺术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通过对花鼓戏艺术研究状况的梳理，概括出了花鼓戏艺术发展渊源、艺术特征、剧目创作及传承保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探讨了存在的研究不足并进行了研究展望，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花鼓戏提出了方向。

花鼓戏是我国民间戏曲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起源于明清时期在节庆时流行于村镇集市表演的“地花灯”“花灯”等民间歌舞艺术，在发展初期花鼓是表演和伴奏的重要器具[1-3]。因此，分布于我国各地的花鼓戏最初以“花鼓”“花灯”等为名，如安徽的凤阳花鼓戏又名卫调花鼓[4]、浙江云和地区的包山花鼓戏又被称为包山花鼓[5-6],湖北省的荆州花鼓戏、花鼓戏大省湖南的部分地区仍将花鼓戏称为“花灯”[7]或“灯戏”[3]、流行于四川南充市的四川灯戏在民间也被称为“花鼓戏”或“花灯戏”[8]。

一、花鼓戏的分布区域

在三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花灯”“花鼓”等民间戏曲艺术以各地方言、小调、山歌为基础，融合不同戏曲艺术的唱腔，形成了种类繁多、分布广泛的花鼓戏艺术，其中以湖南、湖北和安徽三省种类为多。湖南省主要有长沙花鼓戏、常德花鼓戏、邵阳花鼓戏、零陵花鼓戏、衡州花鼓戏、岳阳花鼓戏等[3]，以长沙花鼓戏影响范围最广。湖北省主要有荆州花鼓戏(即沔阳花鼓戏)[9]、荆门花鼓戏、襄阳花鼓戏、东路花鼓戏、西路花鼓戏等[10]，其中西路花鼓戏发展演变为楚剧[11-12]。安徽省主要有皖南花鼓戏[13]、凤阳花鼓戏[14]、淮北花鼓戏[15-16]。以湘鄂皖三省为中心，花鼓戏艺术通过移民迁徙向周边省份传播，形成了如河南的光山花鼓戏(又名豫南花鼓戏)[17]和商丘花鼓戏(即豫东花鼓戏)[18]、陕西的商洛花鼓戏[19]、浙江的云和包山花鼓戏[20]和上盘花鼓戏[21]等地方花鼓戏。另外，从发展渊源来看，流行于江苏省扬州、镇江的扬剧和上海的沪剧都与花鼓戏有一定渊源[22-24]。

二、花鼓戏的研究进展

随着国家对民族文化保护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探寻戏曲艺术的原生态性征、拯救与挖掘传统艺术的文化内涵正成为当前戏曲学研究的大趋势。作为成长于农耕文化背景的民间戏曲，花鼓戏是我国民间戏曲文化的瑰宝，其所蕴涵的文化艺术内涵已经引起学者的诸多关注。自上世纪80年代始，诸多学者对花鼓戏艺术展开了研究，主要集中在发展渊源、艺术特征、剧目创作及传承保护等方面。

(一)发展渊源研究

学界对花鼓戏发展渊源研究展开面较广，各地方花鼓戏剧种均有涉及，多数是通过田野调查和地方文献资料开展的。谭真明[3]通过调查认为湖南花鼓戏的曲调、表演形式和内容等均演化自“地花鼓”，而地花鼓早在清朝康熙年间就有文字记载，并分别从清代中叶时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戏曲发展背景对湖南花鼓戏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进行了研究，得出湖南花鼓戏戏班经历了草台班、半台班、专业剧团的发展轨迹[25]；刘瑾慎[7]认为衡州花鼓戏源于一种叫“车马灯”的民间歌舞，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融合了衡阳本地山歌、傩戏、木偶戏、皮影等戏曲艺术而形成的，在清朝同治年间，已经有剧本流传了；吴靓[9]阐述了荆州花鼓戏源自流行于湖北江汉平原的地方戏曲“花鼓子”，并由《沔阳州志》上的记载推断，其形成不迟于清朝道光年间；徐文[26]、袁闻舞[10]等叙述了东路花鼓戏起源于鄂东大别山南麓的麻城、黄冈一带劳动人民日常活动中的山歌、渔鼓、马灯、采莲船、灯影等，最终在嘉庆年间形成；李凌志[27]考述了凤阳花鼓戏源起于凤阳花鼓灯，在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如泗州戏、嗨子戏等沿淮地方剧种的艺术特色，其唱腔初步形成于清同治、光绪年间[28]；赵向欣[29]对豫南花鼓戏的历史渊源和流布进行的研究表明，豫南花鼓戏源于信阳本地的“花鼓灯”，在融合楚剧、汉剧、曲剧等周边地区民间戏曲的艺术特色后，在明清时期演化为花鼓戏；陈新宇[30]从唱腔结构的分析出发，考证豫南花鼓戏中的板式唱腔“东柳子”和“西柳子”源于湖北花鼓戏东路子和西路子，再往上，则与滩簧同源；陈雨婷[31]、张靖等[13]在对皖南花鼓戏研究中，阐述了皖南花鼓戏由清末湖北、河南移民传入，与湖北花鼓戏、豫南花鼓戏艺术存在渊源关系；李世鹏[32]阐述了商洛花鼓戏两种渊源，一种认为是在清光绪年间由湖北移民传入，一种认为商洛花鼓戏源自北宋时期既有的本土“田歌”；郭敏[20]在对包山花鼓戏艺术形态探析中，阐述了包山花鼓戏源自凤阳花鼓，形成于清嘉道时期；同样，王伟群[21]在探述上盘花鼓戏时，也提到了上盘花鼓戏也是由安徽凤阳的灾民于明末清初传入；叶福军[33]在进行桐乡花鼓戏保护与传承研究时提到了桐乡花鼓戏与湖州滩簧同源，而湖州滩簧的曲目来源于花鼓小戏。

此外，一些地方花鼓戏种在发展过程中，经过改进、融合已经演变为一种新的剧种，如扬剧、沪剧在发展中能够寻觅到花鼓戏的艺术足迹，而流行于湖北黄陂、孝感的西路花鼓戏早在1926年即更名为楚剧，商丘花鼓戏(亦称豫东花鼓戏)于1940年即更名为四平调。早在1991年，刘一飞[34]即撰文提到扬州花鼓戏是扬剧的来源之一，而韦人[23]在对扬州花鼓戏进行考据中，提到扬州花鼓戏源自至迟于明末清初流行于扬州本地的花鼓艺术；曹凌燕[24]基于民俗学视野下的沪剧研究中提到，沪剧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东乡调”—“花鼓戏”—“申曲”—“沪剧”等不同阶段，而其源为约清乾隆时期传入的安徽凤阳花鼓；贺大群[35]、赵静[36]阐述了楚剧的原型西路花鼓戏是由农历正月的民间歌舞——玩灯演变而来，大概于清道光时期由鄂东哦呵腔和黄陂、孝感一带的山歌、道情、竹马及民间说唱等融合而成，也经历了由草台班—职业戏班的发展过程。王敏[18]阐述了商丘花鼓戏来源于受凤阳花鼓影响的苏北花鼓，影响于豫、皖、鲁、苏四省交界区域，在融入曲剧音乐的弦乐后，形成新的剧种“四平调”。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湖南、湖北及安徽等地的花鼓戏最初都是源于花鼓、花灯、民歌等地方民间表演艺术，同其他剧种相比，发展历史较短，多为明清时期形成，因此，影响力仅局限于地方，没有全国影响力的花鼓戏剧种。目前学界虽然对花鼓戏发展渊源研究比较全面，基本涉及各地方花鼓戏，但普遍都是相对独立的研究，对于花鼓戏这一剧种总体的发展渊源研究没有涉及。

(二)艺术特征研究

相对来说，除湖南、湖北外，其他地区花鼓戏剧种影响力较小，对这些地区的花鼓戏艺术特征研究多为综合研究。邹世东[17]对豫南花鼓戏的语言特征、戏文词格、唱腔特色及乐器伴奏进行了详细阐述；王伟群[21]对浙江台州上盘花鼓戏表演形式、服饰与道具、动作等舞蹈特征以及曲调内容、曲调特征、唱词结构和语言特征等音乐特征进行了阐述；黄文静[37]分析了皖南花鼓戏传统和现代两个时期的表演形式及其演唱、创作和舞台表现等方面的艺术特征；陈云燕[38]对淮北花鼓戏的演唱特征、语言构成、伴奏乐器等进行了描述；陈华[39]对广东乐昌花鼓戏的剧目取材、曲调特征、伴奏音乐特征进行了调查；李世鹏[32]对商洛花鼓戏的锣鼓伴奏、唱腔形式及其文化艺术价值进行了专门叙述；赵丽等[40]介绍了淮北花鼓戏的锣鼓点种类、唱腔曲调的特点、唱词结构和演唱特点。此外，有学者对比分析了不同地区的花鼓戏艺术特征，如吴雅庭[41]对比分析了益阳花鼓戏和荆州花鼓戏的音乐特点、语言特点、唱腔特点和演唱风格；孔庆夫[42]对荆州花鼓戏和衡州花鼓戏音乐特征进行了比较研究。

唱腔曲调是戏曲艺术的直观表征，因此，有学者对花鼓戏的唱腔曲调特征进行了专门研究，这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湖南花鼓戏和湖北花鼓戏。谭真明[43]叙述了小调、牌子、打锣腔和川调等四种湖南花鼓戏唱腔的发展渊源、分布区域、演唱特点等,总的来说，这四种唱腔在湖南各地花鼓戏各有侧重，其中川调曲调较多、调式丰富多变，在湖南花鼓戏中最常见、最有影响。谭真明还从语音/文字学、字义、史志三方面对比分析川调来源的两种说法，认为其由四川“梁山调”演变而来。王月明[44]对益阳花鼓戏主要唱腔打锣腔、川调和民歌小调的渊源、特点，以及唱腔中特点鲜明、风格独特的羽调式、角调式和宫调式等民族调式进行了详细阐述。聂国红[45]阐述了邵阳花鼓戏声腔的类别、形成与发展以及咬字行腔、润腔特点等方面。邵阳花鼓戏唱腔分为川调、牌子和小调三类，经历了灯调联唱、牌子+川调、小调+牌子+川调的发展历程，演唱以邵阳方言为基础，采用滑腔、甩腔、花舌腔、震腔等润腔手法，这一研究填补了邵阳花鼓戏唱腔的研究空白。冯凌燕[46]以长沙花鼓戏为对象，探讨了方言节律与花鼓戏唱腔的内在联系，认为湖南方言所蕴含的音乐属性如音高、音强、节奏等，是促进湖南花鼓戏艺术风格和地方特征形成的重要因素。刘正维[47]简要描述了西路花鼓戏即楚剧中的迓腔、悲腔、仙腔、四平和小调等唱腔，并通过具体乐段的结构、旋律、调式等，阐述了迓腔与黄孝本地薅草歌间的联系，并分析了其发展过程；吴靓[48]选取1949年前、1949-1976年、1976年以后三个时期荆州花鼓戏共22段蕲水腔，分别统计分析了不同时期的旋律音列、落音、句末拖腔、腔式、字位，得出蕲水腔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受到高腔的影响，分析了59对蕲水腔上下句的句幅，得出1949年后蕲水腔的句幅结构灵活，更便于抒发情感和刻画人物，更具有戏剧张力。胡曼[49-50]阐述了荆州花鼓戏高腔、悲腔、蕲水腔、四平腔和打锣腔的功能特色，并通过谱例论证了蕲水腔源自东路花鼓戏和楚剧的“哦呵腔”和“迓腔”，高腔、四平腔源自“薅草歌”、民间灯歌。杨传红[51]详细描述了襄阳花鼓戏的桃腔、汉腔、四平、彩腔等唱腔，并从声腔体系、旋律特征、衬词等方面对唱腔特色进行了分析，得出襄阳花鼓戏的唱腔与周边地区的民间音乐有一定共性，其发展是以楚文化为基础，受南北文化的共同影响，但主流为北方风格。毋金箫[52]通过乐段分析得出了商洛花鼓戏大筒子、八岔子和花鼓子三种唱腔结构的共同特点，即大部分为徵调或商调式、都是五六声调式音阶、多为上下句式结构，并阐述了商洛花鼓戏的演唱和行腔特征。周熙婷等[53]分析了凤阳花鼓戏的唱腔和曲谱，总结出源于明代的凤阳本地的卫调音乐、花鼓灯歌、明清俗曲以及弋阳腔都对凤阳花鼓戏唱腔和曲调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总的来说，花鼓戏的唱腔起初多源自本地的民歌、小调，在演变过程中吸收融合了周边地区其他剧种的戏曲唱腔，如湖南花鼓戏、凤阳花鼓戏唱腔的形成分别受梁山调、弋阳腔的影响等，并由于演唱多采用方言，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地方花鼓戏艺术。花鼓戏的唱腔喜庆成分更浓些，如湖南花鼓戏、包山花鼓戏等，但部分地区花鼓戏的唱腔则相对悲情色彩更多，唱腔中有专门用于抒发悲情的唱腔，典型的如西路花鼓戏和荆州花鼓戏中的悲腔等。

另外，还有部分学者从民俗视角出发研究其对花鼓戏艺术风格的影响。谭真明[54]的研究表明湖南民间的生产劳动民俗、婚丧嫁娶民俗、巫术民俗及节日民俗在湖南花鼓戏的起源发展过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湖湘士民对艺术娱乐功能的追求、士民个性充分舒展带来的情感自由表达、湖湘风物给士民带来的灵心慧性等三个方面体现了潇湘风俗风物对湖南花鼓戏田园牧歌艺术风格形成的影响[55]；郑劭荣[56]认为早期花鼓戏的“沿门逐疫”体现了古代侲童驱傩的痕迹，并从剧目、唱腔、音乐考证了花鼓戏与傩戏同源异流的关系；宋玲[57]研究认为，湖南花鼓戏起源的山歌小调和傩腔体现了根源民俗性、戏文内容体现了农业生产和饮食等民俗、演唱时大量的方言体现了语言民俗性；谢婉[58]阐述了常德花鼓戏的演出及传承习俗，并研究了常德花鼓戏剧本中的生产生活、社会、精神、语言等方面的民俗特征；颜春英[59]从生产劳动、民俗巫术和节日风俗等方面阐述了民俗文化对湖南花鼓戏伴奏的影响；郭敏[20]从民俗视域探析了浙江包山花鼓戏的曲调特色、唱词特色和语言特色。

(三)剧目创作研究

花鼓戏经历了两百年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剧目，部分学者针对这些剧目的题材变迁和文学特点开展了研究。吴靓[1]收集整理了900多个剧目，按1949年前、1949—1966年、1966—1976年和1976年后四个时期论述了荆州花鼓戏剧目内容的变化，表明了题材的变化与花鼓戏表现力的增强、群众审美的变化、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变迁有密切关系，并指出荆州花鼓戏多悲剧题材的原因在于其出身于民间底层的“乞讨艺术”，反映的是底层百姓的悲苦生活，而其题材来源宽泛和其音乐能驾驭复杂内容的特点成就了荆州花鼓戏题材的丰富性。谭真明[60]对湖南花鼓戏传统剧本做了详实的研究，阐述了传统剧本从基本没有情节到趋于成熟的演变过程，考证了现实生活、民间歌舞、民间神话传说和其他剧种等四个传统剧本题材的来源，并从戏剧冲突、人物形象塑造和语言风格方面分析传统剧本的文学特点。

好的剧目能事半功倍地增强花鼓戏的吸引力，因此，剧本创作对于花鼓戏的发展非常重要，有学者专门对花鼓戏的创作进行了研究。王雯[61]分析了花鼓戏新编剧目的艺术实践和成果经验后，指出无论是对传统剧目进行改编还是新创现代剧目，地方戏创作都应该秉承以戏曲本体传统和民间性传统为原则，兼收并蓄，不断进行艺术创新，才能持续焕发生机与活力。陈涌泉[62]阐述了自己创作襄阳花鼓大戏《远山丰碑》时的一些想法和经验，建议在剧目创作上应秉承写实的传统，追求现实主义底色上的诗意，叙事简洁流畅，塑造人物立体饱满，追求真情实感和雅俗共赏的语言，找准适合题材本身的结构方式，并可以吸纳、借鉴现代艺术元素，使创作的剧目拥有独特鲜明的艺术风格。徐中兵[63]等分析了红色主旋律作品——荆州花鼓戏《红荷》的主题立意、戏曲结构、诗意表达等。作为花鼓戏重要组成部分的喜剧题材，也是学界重要的研究对象。孔培培[64]以湖南花鼓戏现代喜剧《打铜锣》《补锅》为例，认为要打破当前戏曲喜剧创作匮乏的现状，应当从生活中提炼喜剧元素、创造合理的喜剧情态、运用综合的喜剧展现手段，打造出平民化的喜剧性格，利用更好的舞台展现，以给观众带来幽默风趣的欣赏感受。黄学军[65]对湖南花鼓戏的喜剧作品进行了分析，指出湖南花鼓戏喜剧善于通过塑造人物的喜剧性格来增强喜剧效果，把“教化”隐藏在剧情中，在剧情发展关键节点和细节处，放大喜剧效果，在与观众“互动”中完成“寓教于乐”，使湖南花鼓戏具有别具一格的审美意义。丁烨[66]通过对湖南花鼓戏新创现代喜剧精品的分析，总结了现代喜剧的创作经验，即：把握好人物喜剧性格界限、注重喜剧人物恒定的精神追求、将“反面人物”化丑为美以增强讽刺的喜剧效果、方言的喜剧效应不可或缺，同时指出喜剧题材要不失真实性，不能为“喜”弃“真”。

(四)传承保护研究

自从国务院相继出台《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以来，学术界开展了针对地方传统剧种的传承与保护研究，众多花鼓戏从业者和相关学者也针对如何保护和传承花鼓戏艺术展开了研究。

李世鹏[19]认为商洛花鼓戏的现代传承需要对唱腔设计、板式变化、演唱手法、舞台美术等进行现代化改造，使之走向戏剧大舞台；裘新江[14]等提到，虽然凤阳县成立凤阳花鼓戏培训班以期挽回其衰败的命运，但仍需从唱词内容、表演形式和年轻演员培养出发，对凤阳花鼓戏进行抢救保护；王伟群认为上盘花鼓戏之所以能在社会发展中保持顽强的生命力，对表演形式、表演内容、音乐伴奏等进行艺术创新居功至伟；徐文[26]针对东路花鼓戏的保护传承提出了政府财政保障、规范管理、加强戏曲交流与宣传、改革创新四项措施；赵静[36]在分析楚剧的传承保护现状后，指出了楚剧面临人才断档、缺乏创新、包装和营销不足、缺乏资金和政策支持等发展问题，并提出了深入基层群众、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加强剧种保护和文化推广等保护和传承对策；鲁勇[67]也提出了以城市剧场为基地、深入农村市场、打造创新楚剧精品和利用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利好等楚剧发展策略；叶福军[33]等介绍了桐乡花鼓戏的传承保护现状，即以乌镇景区为依托动态展示花鼓戏魅力、联合高校开展“花鼓戏抢救行动”、建立了多层次表演团队并营造演绎氛围、建立传承教学基地以培养后继人才，之所以取得这些成绩在于桐乡地方政府的重视和相关从业者对桐乡花鼓戏的改革创新；陈华[39]针对乐昌花鼓戏人才断档、市场萎缩、剧目脱离时代、缺乏财政支持等现状，提出了构建保护体系、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打造创新精品剧目、走向民间构建群众花鼓戏艺术文化基础等保护传承建议；针对淮北花鼓戏，孟峰[15]提出了创新环境建设、新生人才培养和构建立体化传播网络体系等传承发展建议；施俊[68]针对皖南花鼓戏的保护传承提出了产业开发及运营的策略，即首先应依托近年来的安徽省出台的文化产业扶持政策，加强皖南花鼓戏产业规模化开发，其次依托现代信息媒介，拓宽皖南花鼓戏的信息化运营途径，最后要构建创作演出人才的培养机制。

从上述传承保护研究可以看出，目前各地花鼓戏的传承保护普遍存在观众萎缩、人才断档、剧目及传播路径老套等问题，学者们也针对性地提出了传承保护措施。总结这些措施，笔者认为花鼓戏保护传承的基础是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关键是如何吸引观众、恢复市场，相对来说政府的政策支持较容易实现，而吸引观众、恢复市场则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离不开地方政府、花鼓戏从业者和研究人员的长期共同努力。

三、总结与展望

通过对近三十年花鼓戏研究成果的梳理可知，花鼓戏是一种植根于农耕文化、反映市井生活、面向普通百姓的地方小戏，同其他传统剧种相比，花鼓戏发展历史较短，是以本地花鼓、地灯、民歌小调为基础，并吸收融合了其他戏曲的艺术特色发展起来的，其发展过程受到本地方言及民间生产生活习俗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花鼓戏剧种。虽然我国学者对花鼓戏艺术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但仍存在以下不足：

(1)研究的不平衡。研究对象方面，目前对花鼓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湖南和湖北，对其他地区的花鼓戏关注度相对较小，对两湖地区以外的花鼓戏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提高；并且对各花鼓戏剧种的研究相对独立，亟待开展各花鼓戏剧种渊源、艺术特征的关联性研究。研究内容方面，主要集中在发展渊源、艺术特征、剧目创作和传承保护方面，对戏班、演员等研究较少；在艺术特征研究方面，主要针对的是的唱腔曲调等音乐特征，而服装、舞步等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在综合性艺术研究中有所体现，没有专门性的研究。研究路径方面，主要是从音乐学角度出发，缺少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进行结合的交叉研究。

(2)花鼓戏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布路径没有梳理。学者们在对各地方花鼓戏研究中均不同程度地提到了所研究地方花鼓戏起源于本地的民歌小调、地花灯或花鼓艺术，但这些地花灯或花鼓是否为同一种艺术，若是同一种艺术则是如何流布的，以及与现今流行于安徽凤阳的凤阳花鼓和花灯是否存在渊源关系，各地方花鼓戏相互间的艺术特征等是否有传承关系，目前来说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因此应从音乐学的角度出发，结合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考虑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进行花鼓戏全国范围内的流布路径梳理。

(3)对花鼓戏的传承保护研究缺乏对比性和应用性研究。虽然目前学者们对各地花鼓戏的传承保护现状研究较多，对各地方花鼓戏的发展现状也做了相应的评价，但评价相对较定性，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导致评价结果间没有可比性。另外，虽然学界提出了众多保护花鼓戏的措施意见，但除了如桐乡花鼓戏等个别剧种外，措施落实的较少，具体效果如何无法预知。因此，应落实具体的传承保护措施，建立统一的花鼓戏发展评价标准，通过对比分析挖掘地方花鼓戏种衰败的深层次原因，以便于在进行传承保护效果反馈和措施改进过程中抓住重点，有的放矢，起到更好传承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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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1-12-10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SK2020A0496)；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2020CX116)；安徽高校省级质量工程项目(2020xsxxkc448)

作者简介：张 靖(1979—)，女，安徽铜陵人，铜陵学院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

张靖.近三十年来花鼓戏研究综述[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第39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