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资金困境再次显现！谋求长远发展股改不能只靠政府和国企

记者陈永报道近日，浙江足球俱乐部遭遇困境，据媒体报道，该俱乐部U13梯队和U15梯队即将出战第三届中青赛，但凑不齐五六十万的参赛费，为此，浙江俱乐部开放了U19、U17和U15三支梯队的胸前冠名，同时开设青训应援看台，出售680元和300元两个档次的应援票。

一家历史悠久、以青训著称的老牌俱乐部，竟然连梯队参加中青赛的费用都没有，管中窥豹，中超俱乐部的股改困境又一次显现。

十六家中超俱乐部，目前只有海港和申花保持稳定，这从两队的成绩就可以看出——7月26日，8比1击败南通后，海港打破了此前泰山和广州保持的中超十三连胜纪录；申花虽不像海港那样强势，但赛季至今不败。

当然，这两队也有所不同。海港作为上港集团的独资俱乐部，自2014年底至今始终稳定；申花经历了多次股改，包括10年的绿地时代，当时球队不够稳定，直到2023年4月久事集团接手。

另外三家相对稳定的俱乐部是蓉城、津门虎和河南。蓉城尽管一度传出存在资金问题，俱乐部还提高了票价，但目前俱乐部总体情况相对稳定；河南今年年初再次进行股改后，建业集团彻底脱手，新股东进入后，俱乐部运营进入相对稳定期；津门虎则是在2021年初指令性复活后，进入到政府主导、几大企业联合赞助的状态中，几个赛季均非常稳定。

至于国安、泰山和浙江，在股改层面都存在问题。

国安目前看来情况最严重，北京市体育局此前便介入到了俱乐部的相关运营，以确保俱乐部尽可能渡过难关。

泰山的情况此前已经解析过多次，“443”股改后，大股东在资金配置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目前，俱乐部遭遇了不小的困难，当然，泰山的股改其实最容易推进，很重要的原因便是，俱乐部目前没有实质性的负债，这得益于此前俱乐部有近6亿人民币的流动资金，当然，要想彻底理顺股改，山东省、济南市和三大股东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浙江的情况和河南类似，俱乐部这两年一直谋求混合所有制股改，但进展不顺，原因便是原有的两大股东建业和绿城都无力配资，导致俱乐部陷入困境。河南俱乐部的做法是进行了二次股改，同时在年初大幅缩减开支，以求渡过难关；至于浙江俱乐部，目前也在努力进行二次股改，股改的方向也逐渐清晰，就是省市共建，一家市属国企有望入股，和原本的省属国企浙能共同运营俱乐部。

再看另外俱乐部，基本属于两种情况或者兼有，有的存在困难。

明显存在困难的俱乐部是三镇，省市方面虽然从2023赛季就开始介入股改，但目前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二次股改任重而道远；梅州和沧州也存在不稳定性，球队一直艰难求生。

至于亚泰，属于小成本经营，事实上，同样是小成本经营的，还有上面说过的津门虎和河南。此外，海牛、西海岸、梅州、沧州和南通的投入都在亿元以下，都在保级边缘挣扎，顺利的话可以冲到中游，不顺的话便步履艰难。

相对不清晰的是新鹏城，俱乐部依托城市足球集团，同时在迁址深圳后发展空间相对较大，如果运作良好的话，或许会在中超有一定的竞争力。

事实上，职业足球就是，小成本撬动好成绩的例子是有的，但不是常态，资本决定成绩，才是永恒的定律，中超更是如此。

一个事实是，中超目前虽然经营存在一些问题，但和金元足球刚刚破灭时相比已经有了明显好转，不过，联赛想要稳定发展（非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各方进一步推动股改。

在解析如何股改前，先来分析一下各中超俱乐部的基本情况。目前大约有七种形式，其中国企独资俱乐部四家：海港、申花、蓉城、亚泰；多家国企联合投资俱乐部三家：泰山、河南和浙江（股改方向）；政府托管俱乐部一家：津门虎；国企民企混合所有制俱乐部一家：沧州；政府出资支持的私企俱乐部五家：国安、海牛、梅州、西海岸、南通；正在谋求股改的私企俱乐部一家：三镇；外资俱乐部一家：新鹏城。

就稳定性而言，国企独资俱乐部最稳定，大都可以展现足够的竞争力，唯一例外的是亚泰，其资金实力不足；次稳定的是政府托管和政府出资支持的私企俱乐部。这两种股权结构，虽然俱乐部展现出的竞争力完全不同，但责权利明晰。

最不稳定的是混合所有制俱乐部。此前的河南和现在的浙江，都是国企和私企的混合所有制俱乐部，都出现了私企不再投资的现象。至于泰山，为央企和地方共同持股，在资金配备和发展理念方面有不同看法，也表现出一定的不稳定性。

一个趋势是，几乎所有的中超俱乐部现在都在向政府寻求直接的资金支持，或者直接寻求国企入股乃至国企独资，绝大部分球迷也把希望寄托在政府和国企身上。但实际上，国内仍有较多实力雄厚且不缺乏现金流的民企，但他们一般不愿意投资。

鉴于目前的情况，中国足球股改方向仍以政府和国企为主，这也是目前浙江和三镇的股改方向。但从未来长远的发展来看，中国足球要想展现出真正的活力，更多的民企参与和投资，才是方向所在。关于这个方向，首先是逐渐改变中国足球的舆论环境，这是部分大型民企的顾虑所在；其次则是政策性引导，主要的政策方向是相应的免税政策以及其他层面的激励性政策。

目前出现困难的几家俱乐部如国安、泰山、浙江、三镇和沧州等，需要通过合理的方式彻底解决股权层面的隐忧，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这几家俱乐部，泰山和浙江一直以青训著称，是中国职业联赛和中国青少年足球发展的稳定器；此外，仅有三家俱乐部始终在顶级联赛，国安和泰山占了两席；武汉青少年足球发展颇为迅猛，这个城市同样需要一家稳定的顶级俱乐部。

在重点解决几家难点俱乐部后，当前职业联赛的另一个发展方向是精细化管理。众所周知，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历经了两次全面的反赌扫黑，但俱乐部管理不善甚至相应的腐败如职务违规及犯罪现象依旧存在。

在目前本土球员限薪税前500万人民币，外援薪酬总额限薪税前1000万欧元的背景下，一家顶级俱乐部所需资金理论上4亿人民币就够了。简单计算便可得出，10名顶薪本土球员+10名200万级别本土球员+10名50万级别本土球员（青训球员），总计不过7500万人民币；外援薪酬总额税前1000万欧元，也就8000万人民币；以税前300万奖金和一个赛季赢20场计算，奖金最多也就6000万人民币。

这样下来，一支球队总的费用不过2亿出头。即便加上高质量的教练团队和保障团队的费用，再辅以运营资金和青训资金，理论上，4个亿已经足够球队保持冠军竞争力且维持不错的青训水平，当然，像鲁能足校这样的青训体系，花在青训上的资金或许支出更多，如果参加外战的话，或许也需要一些资金，但额度不会太高，毕竟，亚足联也有相应的奖金和补助。

2025年是中超俱乐部最后的“历史包袱年”，原因是部分俱乐部在2020年年底，由于限薪令出台，曾经突击签约了部分高薪球员，但最迟在2025年年底，这部分历史包袱将可以甩掉。

当然，节流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开源，联赛招商，包括相应的中国足球彩票很有落地的必要性。目前，各俱乐部高度重视“比赛日经济”和衍生品开发，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减轻股东配资的压力。令人欣慰的是，目前中超包括部分中甲和中乙俱乐部的球迷，高度认同俱乐部的商业发展，中超整体票房收入和衍生品收入，都呈现出较好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