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教材 |《古之道术:庄子天下篇今读》——以法理之眼看《庄子·天下篇》

《古之道术:庄子天下篇今读》

作者：喻中 著

ISBN：978-7-5764-1432-5

定价：66.00元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4年3月

权威作者

本书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内著名法理学家。

经典解读

本书为对《庄子·天下篇》的深入解读，作者以不同的视角对古文经典作出全新的解释，并引介多个历史时期的著名人物对《庄子·天下篇》的理解，内容精炼，鞭辟入里。

内容简介

《天下篇》全文共计三千余字，作为先秦时代的一个单篇，已经算得上是一个比较大的文本了。从内容来看，《天下篇》先有一个概括性的“总论”，用以描绘“古之道术”的由来与全貌，及其破裂之后四散开来的全过程。接下来，逐一论述“古之道术”在庄子时代的承载者：一是墨翟、禽滑厘；二是宋钘、尹文；三是彭蒙、田骈、慎到；四是关尹、老聃；五是庄子；六是惠施。这就是庄子所见的学术思想版图。在汉代，司马谈把先秦学术思想分为六家；在庄子的眼里，先秦学术思想也是六家——或者应该反过来说，庄子的“六家论”在先，“司马谈殆闻其风而说者欤”。《天下篇》所蕴含的意蕴，是一个永远开放、历久弥新的阐释空间。作者此番今读，试图再现华夏民族的精神故园。

作者简介

喻中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曾任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理学，著有《法理四篇》《法律地理学》《法家三期论》《论中国法的精神》《法学方法论》等。

自 序

一

《庄子·天下篇》描绘了华夏文明在上古时代的兴起与演变，堪称华夏文明初生之际的精神史、心灵史。《天下篇》元气淋漓，意境高远，法度严谨，既是通往先秦学术思想世界的津渡，也是打开先秦学术思想大门的钥匙，在同类性质的文献中，无出其右，无与伦比。

自先秦以降，与《天下篇》相关、相近、相似的文献，还有《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淮南子·要略》《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等。这些文献，在当时及后世，都曾受到高度的关注与普遍的重视，它们引起的回响，直至今日，依然不绝于耳。《天下篇》堪称这一类文献之滥觞，甚至具有开创“范式”的意义和作用，对此后的学术思想史写作，产生了潜在而深远的示范效应。譬如，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谈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易大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这句话直接标举了“六家”之名，颇具启发性，影响也很大。然而，这种对先秦学术思想进行“分家处理、分类考察”的方式，却可以追溯至《天下篇》。

对于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与《天下篇》的关系，钱锺书在《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太史公自序》中有一个评论：“司马谈此篇以前，于一世学术能概观而综论者，荀况《非十二子》篇与庄周《天下篇》而已。荀门户见深，伐异而不存同，舍仲尼、子弓外，无不斥为‘欺惑愚众’，虽子思、孟轲亦勿免于‘非’‘罪’之诃焉。庄周推关尹、老聃者，而豁达大度，能见异量之美，故未尝非‘邹鲁之士’，称墨子曰‘才士’，许彭蒙、田骈、慎到曰：‘概乎皆尝有闻’；推一本以贯万殊，明异流之出同源。高瞩遍包，司马谈殆闻其风而说者欤。”

根据钱锺书的这段话，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在一定程度上乃是效仿《天下篇》的结果。而且，钱锺书还比较了荀子的《非十二子》与庄子的《天下篇》，相互对照的结果表明，倘若要“以公心辨”，显然是荀不如庄。在钱锺书看来，荀子的《非十二子》，甚至都称不上是公允持平之论。因此，较之于荀子的《非十二子》，庄子的《天下篇》才是关于先秦学术思想的“高瞩遍包”之“概观”与“综论”。由此看来，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旨》，可以看作是遵循《天下篇》这个学术思想之范式而成就的“先秦学案”或“周末学案”。

《天下篇》确实称得上是先秦学术思想的枢纽。阅读《天下篇》，可以把握先秦学术思想的大略。比钱锺书更早的顾实，在1927年著有一篇《〈庄子·天下篇〉讲疏》，其“自序”开篇即称：“《庄子·天下篇》者，《庄子》书之叙篇，而周末人之学案也（旧日学案，今日学术史）。不读《天下篇》，无以明庄子著书之本旨，亦无以明周末人学术之概要也。故凡今之治中国学术者，无不知重视《天下篇》，而认为当急先读破也。”这个说法是很中肯的。

比顾实年长五岁的梁启超有一篇《〈庄子·天下篇〉释义》，此篇成于1926年（此时距离梁启超辞世只剩三年）。在我所依据的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梁启超全集》中，在此篇题目之下，还标有“吴其昌笔记”之字样。据此可以推测，此篇应为梁启超学术演讲的记录稿。梁启超在这篇“释义”中认定：“批评先秦诸家学派之书，以此篇为最古。后此有荀子《非十二子篇》及《解蔽篇》《天论篇》各数语，有《淮南子要略》末段，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附论各家，有《太史公自序》述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有《汉书·艺文志》中之诸子略。《天下篇》不独以年代之古见贵而已，尤有两特色：一曰保存佚说最多，如宋钘、慎到、惠施、公孙龙等，或著作已佚，或所传者非真书，皆籍此篇以得窥其学说之梗概。二曰批评最精到且最公平，对于各家皆能撷其要点，而于其长短不相掩处，论断俱极平允，可作为研究先秦诸子学之向导。”

像钱锺书一样，梁启超亦以“平允”称道《天下篇》。当然，梁启超以“研究先秦诸子学之向导”定位《天下篇》，自然也是“极平允”之“论断”。所谓“向导”，就好比今天的旅游景点的导游。打个比方，《天下篇》就相当于一份今日常见的“导游图”，它逐一指给你看，在先秦学术思想这个“智识景区”之内，有哪些关键性、代表性的“景点”，针对每一处重要的“景点”，它都有一个简介，还有一些极其精微的评论。一篇在手，关于先秦学术思想，你就会获得一个比较清晰的整体印象。如果你是一个浮泛的观光者，你可以借此知道每一个“景点”之大概；如果你喜欢“深度游”，你可以由此走向一个广博而幽深的思想世界。

二

那么，这篇“导游图”是否出自庄子之手？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众所周知，先秦时期的子书，虽然习惯于以某个人物的名字作为书名，但是，先秦子书基本上都不是书名中所标举的那个人“独著”的。书名中标举的那个人有可能只写了那本书中的一部分，但所占的比例又因人、因书而异。譬如，孟子其人所写的文字，在《孟子》其书中，所占的比例可能比较高；但是，管子其人所写的文字，在《管子》其书中，所占的比例可能就比较低，甚至很低。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常识。《庄子》一书也不例外。学界一般认为，《庄子》中的“内篇”可能确系庄子本人所著，但是，“外篇”与“杂篇”就很难说了，有可能不是庄子写的，这是很多人的看法。

具体到《天下篇》，它是不是庄子本人所著？则是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学术难题，甚至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很多人都认为，庄子其人就是《天下篇》的作者，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有：郭象、方以智、王夫之、姚鼐、王闿运、廖平、梁启超、钱基博，等等。他们提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理由是：除了庄子这样的顶尖级人物，其他人没有这样的思想高度，也没有这样的盖世才华。譬如，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写道：“《天下篇》当是庄子之自序。或云庄子之后学为之。然其评判诸家，见高而识远。文奥而义丰，恐非庄子莫能为也。其自序极亲切，如云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在熊十力看来，天下“见高而识远”之人，唯有庄子其人。在我们看来，恐怕也不尽然。试想天下之大，“见高而识远”者，或许不止庄子一人，有两人或三人，完全是可能的。还有人认为，《天下篇》即便不是庄子手写，也是庄子的学生写的。譬如，高亨的《〈庄子·天下篇〉笺证》就主张，“评述先秦诸子学说并予以有系统之分析之文章，当以此篇为最古”，“此篇未必是庄周自撰，然亦出于战国时道家庄周之徒之手”。

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天下篇》不是庄子写的，代表人物有钱玄同、胡适，等等。他们的一个主要依据是：《天下篇》中的一些观点与庄子的思想不大吻合。严灵峰专门著了一篇《〈庄子·天下篇〉的作者问题》，此文认为《天下篇》不是庄子写的，他通过比较详尽的考证，推定《天下篇》的作者有可能是荀子或荀子后学。这个结论也有很多问题，不一定站得住。试想，举出各种各样的材料，即使可以较好地展示《天下篇》的观点与《庄子》书中其他各篇的观点有差异，也很难证明《天下篇》就是荀子或荀子后学所著，甚至很难证明《天下篇》就不是庄子所著。其一，在庄子的著述生涯中，他的一些观点、表达完全可能发生变化，完全可能像梁启超那样，“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其二，《天下篇》中的一些观点、表达，跟《荀子》中的一些观点、表达，有一些相通之处，但这未必就可以证明，《天下篇》的作者是荀子或荀子学派中的人。

我的观点是，应当把《天下篇》作为庄子的作品来对待。我的理由是，《天下篇》就是《庄子》这部典籍中的一篇文献，可以代表庄子的观点。在当下，我们理解庄子这个人，通常只能以《庄子》这部书作为基本的素材，同时参考其他相关素材。这个时候的庄子，就是《庄子》这部书的作者，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庄子》这部书所阐述的观点的持有者。反之，如果一定要指出或坐实，《庄子》书中的哪些文字是庄子本人亲手写的，哪些文字是其他人的，这是不大可能的。

我们现在都知道，如果要发表一篇“学报体”论文，或者要出版一部个人学术著作，凡是引用他人的观点，无论是直接引用还是间接引用，都必须注明出处。只有在这种“学术规范”的严格约束下，我们才可以勉强区分：在一篇学术论著中，哪些文字可以代表署名作者本人的观点；哪些文字是署名作者引用他人的原文或观点，这些被引用的原文或观点，有些可以代表这篇论著署名作者的观点，有些则可能是这篇论著的署名作者旨在批评的观点。但是，在先秦时代，并没有这样严格的“学术规范”。因而，针对先秦时代的子书，就不太可能把一篇文章或一本著作中的这些文字与那些文字，斩钉截铁地切割开来，并且分别指出：某几篇、某几段、某几句是谁的原创——除非可以找到确凿可靠的证据。然而，在两千多年以后的今天，这样的证据即使能够找到一些，也很难达到“确凿可靠”的程度，大多数都只能像十力那样，仅仅是一种“自由心证”：如此“见高而识远”之作，除了庄子本人，谁能写得出？

譬如《孟子》这部书，一般都认为可以反映孟子本人的思想。但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却告诉我们：孟子见天下诸侯都不采纳他的政治主张，于是，“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这就明白地告诉我们，《孟子》其书，乃是孟子与他的学生们共同完成的，并非孟子个人的原创，而且，他们所述的居然还是“仲尼之意”，不是“孟轲之意”。而且，在后来的传抄、整理《孟子》的过程中，难免还有若干有意或无意的加工、改写、增删。但是，我们现在要研究孟子的思想，却只能以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孟子》其书作为依据。

再譬如，梁启超1904年写作《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其中特别提到了管子的思想。梁启超1910年又写《管子传》，专门论述管子的思想。在这些论著中，梁启超只能以《管子》这部书作为主要的素材，来论述管子的思想。除此之外，他还能有别的办法吗？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研究先秦诸子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拟制、还原的过程。我们现在所知的先秦诸子，在某些层面上，在某些细节上，在某种程度上，是后来者持续不断地涂抹、塑造、复原而成的。我们现在所见的先秦子书，未必具有科学层面或客观层面上的真，但在文化、意义、逻辑、精神诸层面上，它们是真的，我们只能尊重这样的真，也必须尊重这样的真。如果不承认这样的真而彻底拒绝历史上的涂抹、塑造、复原，华夏文明的厚度与长度，就会因严酷的挤压而严重缩水。在这个意义上，基于这样一些理解，还得把《天下篇》中的文字，都归到庄子名下。这就是说，《天下篇》怎么说，就是庄子怎么说。

三

让我们再回到《天下篇》本身。这篇文献以“天下”作为篇名，从表面上看，跟全篇内容似乎不能完全对应，“天下”一词就是全篇正文开头的两个字。这种命名方式，我们在《论语》这样的典籍中，已经习以为常。

不过，细加体会，以“天下”作为篇名，与《论语》各篇的命名方式还不完全一样。“天下”毕竟还是一个意象饱满的概念。“天下”一语可以表明，此篇关注的对象乃是“天下”的学术，此篇是关于“天下学术”的概括与综述。同时，“天下”一语也有助于提醒我们，有必要从一个更加宽阔的“天下”视野，去思考普天之下的学术与思想。此外，“天下”一语还可以提示我们，有必要暂时放下个人的“前见”，要善于以超越的姿态，去理解天下的学术思想。

较之于先秦时期的其他诸子，庄子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超越。庄子等贵贱、齐生死。按照庄子自己的逻辑，甚至庄子与蝴蝶都可以相互混同——在那里翩翩起飞的，你以为只不过是一只蝴蝶，但很可能，它就是庄子本人；正在跟你对话的、正在给你讲天下学术思想的这个“他”（或“它”），反而可能只是一只蝴蝶。根据庄子在《天下篇》中的自述，庄子“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于是，他只好托诸“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作为篇名的“天下”，确实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可以任意驰骋的空间。

从篇幅来看，《天下篇》全文共计三千余字，作为先秦时代的一个单篇，已经算得上是一个比较大的文本了——试比较一下，《老子》全书八十一章，总共才五千字左右。从内容来看，《天下篇》先有一个概括性的“总论”，用以描绘“古之道术”的由来与全貌，及其破裂之后四散开来的全过程。接下来，逐一论述“古之道术”在庄子时代的承载者：一是墨翟、禽滑厘；二是宋钘、尹文；三是彭蒙、田骈、慎到；四是关尹、老聃；五是庄子；六是惠施。这就是庄子旨在描绘的学术思想版图。如前所述，司马谈把先秦学术思想分为六家；在庄子的眼里，先秦学术思想也是六家——或者应该反过来说，庄子的“六家论”在先，“司马谈殆闻其风而说者欤”？虽然分类的标准不一样，但都是“六家论”，这是他们的共性。

无论是庄子的“六家论”，还是司马谈的“六家论”，都是既说“殊相”，也说“共相”。“殊相”见于他们关于各家的分论中，这里暂且不说，且俟本书正文的分解。关于“共相”，司马谈的著名论断是“务为治者也”，这就是说，先秦各家的学术思想，都是以“治”为核心的理论、学说，因此，如果要确指司马谈分述的“六家”，其共同的“要指”到底是什么，回答是：“务为治者也。”相比之下，《天下篇》的核心概念则是“古之道术”。庄子所分述的“六家”，都是“古之道术”在庄子时代的投射。就像“月映万川”这个词语所昭示的，“古之道术”就是那一轮仰之弥高的明月，它的星辉映照在万川之上，由此成就了百家之学。当然，这里的“万川”与“百家”都是虚指，“六家”才是实指。由于《天下篇》的主题就是：“古之道术”及其在庄子时代的“历史遗留物”，因此，我把我的这部读书笔记题名为“古之道术”，希望能够符合庄子本人的预期，希望能够得到庄子本人的认可。

在试图理解庄子所见的“古之道术”的过程中，我主要参考了近人及今人的若干论著。根据各位著者诞生的先后，这些论著主要有：章太炎（1869—1936年）的《庄子解诂·天下》，梁启超（1873—1929年）的《〈庄子·天下篇〉释义》，顾实（1878—1956年）的《〈庄子·天下篇〉讲疏》，马叙伦（1885—1970年）的《〈庄子·天下篇〉述义》，熊十力（1885—1968年）的《读经示要》，谭戒甫（1887—1974年）的《〈庄子·天下篇〉校释》，钱基博（1887—1957年）的《读〈庄子·天下篇〉疏记》，高亨（1900—1986年）的《〈庄子·天下篇〉笺证》，等等。当然也参考了清代郭庆藩（1844—1896年）的《庄子集释》，以及更为久远的西晋郭象（252—312年）注、初唐成玄英（608—669年）疏的《庄子注疏》，等等。

关于这些参考文献的具体出处，我在书后的“主要参考文献”中已逐一载明。在本书正文中，为了节省篇幅，避免过于烦琐，我在反复引用这些著作之际，不再逐一注明具体页码，仅仅指出这是谁的观点（绝大多数都是引用其原文，个别地方是引用其观点），这些原文或观点在相关著作的相应部分一查便知。在书后列举的“主要参考文献”之外，我还偶尔引用了其他一些文献，这些文献在本书的正文中，已经根据具体情况随文注明，在今天的信息条件下，这些文献都是很容易获取的。

现在，且让我们根据《天下篇》，一字一句地走向庄子所见的“古之道术”。走向“古之道术”的基本方式，也就是这部读书笔记的写作体例：庄子是怎么写的，前人是怎么讲的，我又是怎么读的。

关于《天下篇》，虽然前人已经说了很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天下篇》所蕴含的意蕴，已经完全穷竭。恰恰相反，这是一个永远开放、历久弥新的阐释空间。只要种子不死，先秦学术思想就是说不尽的，《天下篇》更是道不完的。谨以这部《古之道术：庄子天下篇今读》，再现华夏民族的精神故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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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自序 001

第一章 总论 001

第二章 墨翟、禽滑厘 034

第三章 宋钘、尹文 065

第四章 彭蒙、田骈、慎到 095

第五章 关尹、老聃 123

第六章 庄周 153

第七章 惠施 180

庄子天下篇原文 212

主要参考文献 217

后记 218

内容来源：第五编辑部

编校排版：信息中心

审核签发：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