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在清朝的科举制度下，文人墨客若想步入仕途，必须经过一系列严苛的考试——从童子试到乡试，再到会试，直至最终的殿试。殿试，作为科举的巅峰之战，由皇帝亲自坐镇大殿，决定每位考生的命运。然而，由于皇帝政务繁忙，多数情况下，皇帝会委派亲信大臣代为典试，自己则审阅最终的结果。因此，这些阅卷官的品行、人际关系，甚至他们的情绪波动，都可能成为考生未来仕途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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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成为阅卷官并没有固定的选拔标准。皇帝的信任，往往成为这一职位的最大通行证。有时，皇帝还会将指派阅卷官作为对功臣的特别嘉奖。比如乾隆二十六年，兆惠将军因西征新疆立下赫赫战功，除了得到高官厚禄，还被委以首席阅卷官的重任。然而，兆惠虽为武将，却不识字，乾隆便特地为他配备了九位大学士协助审卷。这些大学士会在试卷上附上推荐条，根据推荐条上的圈点数量来评判试卷的优劣。
审卷中的“潜规则”与“例外”
在阅卷官团队中，有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每位阅卷官都有自己固定的录取名次。例如，首席阅卷官负责录取状元，次席则录取榜眼，以此类推。但这一规则也有例外。如光绪年间，翁同龢因身为帝师，虽为首席阅卷官，但出于对徐树铭的敬重，他主动将状元之位让给了徐树铭推荐的人选。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潜规则”也会引发争议。光绪十五年，李鸿藻和翁同龢两位阅卷官因各自心仪的状元人选而产生了争执。由于两人的关系紧张，加上皇帝对两人的敬重，最终导致了两位候选人都被淘汰，状元和榜眼花落别家。
这些看似简单的阅卷过程，实则隐藏着清朝官场的种种复杂关系。从皇帝的信任，到阅卷官的选拔，再到审卷过程中的各种“潜规则”和“例外”，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权力与利益的博弈。而这一切，都直接影响了考生的命运，也反映了清朝科举制度的独特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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