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退休后陈永贵冲秘书发脾气，李先念严令：不要再给他送文件

1980年8月28日到9月12日，全国两会落下帷幕，我们熟知的一批资历与能力并重的老革命家，基本都从国家政坛一线退居二线，陈永贵辞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申请便是在这个时候通过的。

陈永贵退休后，没有立即离开北京，而是待在家里天天看报纸，研究国家政策。可有一天，陈永贵在看报纸的时候，突然朝着自己的秘书发了一顿脾气，之后便一病不起，身体与精神肉眼可见的日渐消瘦。

李先念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下令：“不许再给陈永贵送文件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身体都垮了，还拿什么来革命？”

那么陈永贵退休后朝秘书发脾气的缘由是什么？李先念为何又要下令再也不给陈永贵送文件呢？

陈永贵

农民总理

1980年9月，在第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党组织接受了陈永贵再三提出的关于解除其国务院副总理的请求。

与他一起从这个职位上离任的老同志，还有邓公、徐向前元帅、王震上将、李先念、陈云、王任重，他们都在这一次会议上离任了国务院副总理一职。

其中，除了王任重同志是属于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以及中央书记处书记以外，其余都只是从这个职位上单纯的离任。

老革命家们主动离任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年事已高，无法再处理如此繁杂的国家政务，另一方面则是响应邓公此前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所提到的“干部年轻化”的这一想法。

邓小平

而陈永贵则更为特殊，他是认为自己能力不足以担任这一职务而退下来的，再加上1978年11月安徽凤阳小岗村包产到户形式的巨大成功，使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向全中国的农村推广，这一决定与当初1975年毛主席所号召“农业学大寨”的依托形式是相违背的。

“大寨精神”是依托于人民公社的基础上所诞生的典型，它高度集中了全公社成员的力量，创造了所谓的在真正人力范围内所能做到的“农业奇迹”，与毛主席在1958年推行的人民公社形式不谋而合。

尽管这份“农业奇迹”的到来还是晚了一些，但还是让人近垂暮的毛主席感到了一丝欣慰：或许当初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初衷与方向是正确的，但在执行时出现问题，再加上当时“大跃进”与“共产风”的大行其是，才导致了最终走向的失败。

陈永贵

如今，在陈永贵率领之下的大寨攻坚克难、百折不挠，正适合拿来当做全国农业学习的典范。所以当时又有着“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说法，陈永贵也作为典型中的典型，被提拨至中央任国务院副总理，辅助周总理处理国家日常政务。

陈永贵是农民出身，当初也属于是“大字不识半个”，后来因为工作能力突出，被提拨为了基层干部，参与了几次文化培训。虽然水平依然处于捉襟见肘的程度，但是应付比较基础的日常工作还是足够的。

但随着陈永贵进入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工作，不仅需要陈永贵时常在会议上进行陈述说明，许多送呈中央的文件上，所体现的问题，还需要他进行批阅，这就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工作压力。

陈永贵

好在陈永贵深耕基层多年，对一些农业问题，虽然无法用较为正式的语言进行说明，但是依然可以用通俗易懂的说法让其他同志了解，这也是他工作的一大特色。

可知识水平的限制还是显现了出来，陈永贵无法适应变化中的农业生产制度，依旧停留在过去的“老一套”里，他不能接受自己领导出的“大寨精神”逐渐遭受批判与取代。

这种情况在他离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那一年，得到了集中爆发，以致于一向待人温和友善的陈永贵罕见的对自己的秘书发了一通火。

那么，陈永贵所带领的“大寨精神”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意义？

“大寨精神”

陈永贵由于“大寨精神”遭到了偏激进的冲击而心有不忿，急火攻心，卧床不起，李先念在得知后，立刻让人封锁陈永贵的消息获取渠道，这也是为了照顾陈永贵的心情和身体。

提起陈永贵，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应该还是与之相关联的“大寨精神”，这个名词正是陈永贵1959年担任大寨公社党委副书记期间所形成的，陈永贵进入中央的契机也是由此而来。

大寨村位于太行山深处，由于这一带的乡村的普遍都很穷，所以大寨村也并非是那个十分特殊的穷困地带，之所以最后能做出一番名堂来，原因是人民群众百折不挠的精神，在这里发挥的淋漓尽致，就如同大庆油田的开垦一样。

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大寨村有着大约800亩的耕地，这些耕地供养着64户人家的190多口人，平均算下来，一户人家也有个十几亩地。

但实际情况可并非如此，与现代的财富分配情况类似，大寨村百分之六十的土地掌握在4户地主与富农手中；剩下的一半多一点，也就是170亩左右的土地掌握在12户中农手中；余下的150亩左右的土地则要供给48户人家的用度。

再加上太行山土地贫瘠，生产条件又极为落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差，这就直接导致了粮食产量的低下，也是造成大寨村绝大多数村民贫困的核心原因。

大寨村民说自己以前是“三穷五多”，这“三穷”呢，是人穷地穷村子穷，“五多”呢，是长短工多、负债欠账多、讨饭的多、卖儿女多、寻死的多。陈永贵的母亲和姐姐就曾经被卖掉，父亲也是在这一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上吊死的。

环境的严苛与家庭的不幸，都深深刺激了陈永贵，他决心将来要改变这一切，他要通过自己双手与汗水去扫清命运的不公。

大寨村在1945年就得到了解放，次年便成立了村民互助组，在1953年成立了合作社，很早就开始了合作共赢的农业生产口号。

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等大寨人的努力下，全体大寨人向当地的穷山恶水发起了“攻击”，他们整修梯田、挖沟造渠。在这期间，他们的劳动成果遭受了重大自然灾害的屡次破坏，但依旧不屈不挠的继续努力，最终才诞生了出了独属于大寨的“奇迹”。

十年时间，在陈永贵等同志的带领下，大寨村从年产不足200斤，到每年反而能向国家上交20多万斤粮食，这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奇迹”。

1963年大寨村遭受了一场毁灭性洪涝灾害，地里的庄稼几乎都成了无用功。这时国家送来了赈灾的钱粮，却被大寨人退了回去，还说：“全国受灾的地方太多了，如果都靠国家，那国家也不可能每一个地方都能关照到吧？”

之后大寨的党支部就提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即“不要国家的钱、粮、物资，公粮不能少交、分红不能少分、口粮不能少吃”。在此之后又过了五年，大寨就又恢复了之前的模样，这或许也是对“人定胜天”这个成语最好的诠释。

可此时陈永贵不会想到，他为之如此骄傲的“大寨精神”，日后有一天也会遭到批判。

时代烙印

在陈永贵的心里，大寨就是他的根，看到“大寨精神”在报纸上不断的被“污名化”，使他顿时心痛万分。

1975年，陈永贵得到毛主席的赏识，进入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走上了他人生的最高峰。这也让他对于毛主席的思想和理念产生了无比的认同，这一点倒是与华国锋十分的类似。

陈永贵（左）、毛主席（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永贵见无法阻拦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脚步，便主动的减少过问政事的频率。在他看来，这一制度是不符合毛主席生前思想的，但却能得到党内上下一致的认同，他也开始反思自己，难道真的是自己做错了吗？

其实，“大寨精神”与包产到户，都是我国劳动人民一种大无畏精神的集中体现，它们都在不同时期，为中国人民做出了弥足珍贵的表率。

大寨人民不畏天灾、百折不挠，硬是靠着自己的双手挖出了一条勤劳致富的道路。天灾来时，不依赖国家，反而利用自己加倍的勤奋进行自救，还能上交余粮给国家，这在那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年代实在是难能可贵。

而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村民勇于创新，有着破釜沉舟与背水一战的勇气，愿意为了那一线生机做尝试，干部也愿意押上自己的前途，这是干部与群众的一次良性合作，体现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地区生产制度改革方面所迸发的活力。

所以，从精神角度来说，这两次都是我国农村地区难能可贵的进步，更不要说“大寨精神”与“大庆精神”、“雷锋精神”一样，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培育出的宝贵时代精神。

这些精神的出现几乎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精神风貌，以致于现在人们还会在一些地方，用到这些词汇，来代指某些政策与改革成果，或者与其进行类比。

但陈永贵在当时却被舆论与一些媒体将其与“大寨精神”进行打包，展开了诸多批评，还写下了许多抨击的文章，例如：《大寨走向了反面》、《任人唯亲——以对大寨“感情”“态度”划线》等别有用心的文章纷纷出炉。

陈永贵在这样的压力下淡出了政坛两年，这期间，大寨村也签下了土地承包合同书，大寨过去的公社模式已经一去不不复返了。

1983年，组织安排陈永贵去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这可能也是陈永贵最后还能发光发热的地方了。比起政坛，这位“农民总理”还是更愿意与土地和人民待在一起。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他曾经说过，自己死后不要追悼，不要大操大办，将自己的财产上交给国家，只给孩子上学留了3000元钱。

陈永贵一生都将自己的热情挥洒在了土地之上，他不求名利，也不求回报，只是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事情，造福人民、造福国家，这份难能可贵的精神，直到今天都有着十分深刻的教育意义，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国家干部为民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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