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词宗”柳永：作词方面力压苏轼，看似风流实则郁郁不得志

在北宋真宗、仁宗时期，词坛上活跃着两个填词名家，一个是被称为“三影郎中”的张先，一个是 有着“奉旨填词”雅号的柳永 ，当时二人并称“ 张 柳”。

张先（990 — 1078), 字子野，乌程（ 今浙江省 湖州市）人，其词与柳永齐名，才力不及柳永，但诗 词较含蓄，韵味隽永，有《 安陆词》，又名《 张子野 词》。

张先和柳永并称为“ 张柳”，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机缘？为什么“ 张”在“柳”前，亦或仅仅是为 了音韵上的平仄？这些都需重新检视。

“ 警策”：张柳齐名的真正原因

关于张先、柳永齐名的记载，宋代以降历代词话中的记载。如“ 张子野（ 张先，字子野）与柳耆卿 （ 柳永，字耆卿）齐名”。

“ 张柳”齐名有一个公共 同的出处，即出自苏门四学士之一 的晁补之的《 评 本朝乐章》，因为“ 不具诸集”，所以屡屡为人所称引。那么“张柳”齐名的真正原因何在？这需要还原到当时的语境中去。

北宋前中期的词坛，由于慢词的创作还远未成熟，词人们大抵还只能在小令的圈里创作，追求“一丘一壑也风流”的“警策”之句遂成为词人们的普遍共识。

从北宋词与花间词、南唐词的关系来看，这样的现象可以远绍到对南唐中主、冯延巳词句的评议，宋人胡仔评价李璟的“小楼吹彻玉笙寒”、冯延巳的“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都是“ 警策”之句。

所谓“ 警策”，又叫精警或警句，有三种解释 ：一 是谓以鞭策马 。如曹植《 应诏》诗： “ 望城不过，面邑不游。仆夫警策，平路是由。

”二 是引申为督教而使之警诫振奋。如叶适《 上宁宗皇 帝札子》之二：“若今所委付果已得人，尤宜晓夕用 心，事事警策，件件理会。”

三是形容词句动人心 魄，言近旨远。如《文选》所言：“文片言而居要，乃 一篇之警策。”

本文的“ 警策 ”应取第三种解释， 即凝练新奇的词语，构筑生动传神的意象，使词中 的单句或片段具有含蓄隽永的美感，成为词林传诵 的名句，词人也因此而声名鹊起、名噪一时。

张先、柳永都因各自词中精妙传神的“警策”之 句而为词坛所推崇。如张先有“ 张三中”“ 张三影 ” “ 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的雅号。

柳永亦有“露华倒 影柳屯田”“ 晓风残月柳三变”等美誉。结合二人年 龄，柳永长张先 6岁，早于张先 24年辞世，他们以 “ 警策”之句闻名天下，并由此“ 齐名”是有可能的。

这里还可以举一个旁证，在推崇北宋词的清初，追 求“警策”之句一度盛行，直可认作北宋词坛风流的 重现。

清人在“警策”之句上做足了功夫，并时时以 此自诩。如毛先舒，雅号“ 毛三瘦 ”，因其词中有 “ 不信我真如影瘦”“ 书来墨淡知伊瘦”“鹤背山腰同 一瘦”三句而得名。

清初“警策”之句的盛行，被誉 为词坛繁盛的表现，也是清初词人推崇北宋词风的表现。

张柳优劣论：词派斗争的结果

以上讨论了张先和柳永因各自创作的“ 警策 ” 之句而齐名词坛。晁补之《 评本朝乐章》：“ 而时以 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韵高，是耆卿所乏处。”

晁补 之检讨前人“张不及柳”的说法 ，自出机杼下断语曰 “ 张优于柳”，而原因也只有语焉不详的“韵高”两 个字，恐怕很难服人。

朱东润先生在介绍张先生平 时，只是把这句话简单地翻译了一下，他说：“其词与柳永齐名，才力不及柳永，但较含蓄，韵味隽永。”这里我们注意到，一是朱先生认为张先在 “ 才力”上略逊于柳永，这点晁补之没有明说。

二是 把晁文所提到的“韵高”理解为“韵味隽永”，为我们为一步解读提供了极好的思路。柳永在宋代词坛 的影响是当时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比拟的，苏轼第一次作小词后便自嘲“虽无柳七郎风味，亦别是一家” , 颇有些“影响焦虑”的意味。

柳永的词当时 就能够“天下咏之”，并且传布至宋周边的丽、金国，“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这些都是张先 所“不及”的。晁补之文中的“ 时”应理解为当时的 词坛实际情况。

“ 学柳”与“ 冠柳”：南宋词坛的奇特景观

前文已述，柳永所开创的颓废词派在当时即受到词坛同侪的排挤，但这是否就意味着柳派词人从 此一蹶不振，以至销声匿迹了呢？

到了南宋，又出 现了几个与柳永词风相近的词人，如左与言。宋人 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五载“ 当时都人有‘ 晓风残月柳三变，滴粉搓酥左与言 ’之对”，北宋末南宋初的 左誉（ 字与言）曾恋钱塘名妓张秾，为之作了不少柳 永式的香艳之词。

学柳的词人还有康伯可。刘扬忠 先生认为“康与之（ 字伯可）风格追随柳永，为南宋 学柳第一名家。… …南宋人论其词，往往‘康柳 ’并称”。

除了左与言、康伯可二人外，学步柳永作词的还有曹组。此外，还有词人欲与柳永一 比高下，如 词集以《 冠柳》命名的王观（ 字通叟）。

王弈清等撰 写的《历代词话》曾转引黄昇的话云：“ 王通叟，元祐中官翰林，宣仁谪之 ， 自号逐客，词名冠柳。其踏青一词 ，风流楚楚 ，又不独冠柳词之上也。”

冯金伯《 词苑萃编》：“ 王通叟观作庆清 朝慢踏青词，风流楚楚，世以为高于屯田，集遂名 冠柳。”

这大概是清代人对于王观的评价，然 而南宋人陈质斋对于王观的词并不是很恭维：“逐客词风格不高，以冠柳自名，则可见矣”，认为他找 错了比附的对象 ，自然得不偿失 。

晚清的陈廷焯对 “ 冠柳”现象则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认为：“ 王通叟词名冠柳。北宋词家极多，独云冠柳，仍是震于耆卿名，而入其彀中耳。

观其命名 ，即可知其词之不 足重。嗣后以清平乐一词被谪，不亦宜乎。”陈廷 焯也认为“冠柳”是不足效法的。

如果梳理一下南宋学柳的几个词家，除了沈公述、李景元、孔方平、孔处度、晁次膺、万俟雅言这 六人，应该还有左与言、康与之 、曹组 、王观这四 人。

在南宋人的词论中，将康与之和柳永放在一处 “ 合论”的情况处处皆有，那么南宋的批评家偏将 “ 康柳”合论，为什么不是其他人呢？

康、柳二人的人生际遇相似点

康、柳两位词人的人生际遇很相似，表现为以下两点。第一，二人一生中都作过大量的应制词。由于这类词常易流于粉饰太平 、阿谀当朝，虽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都市之繁荣富庶，但用意卑陋，难称高调，如柳永《倾杯乐》《 瑞鹧鸪》，康与之《 宝鼎现》等。

第二，二人的政治道德上都有污点。对康与之的政治道德，在宋代就已有人提出批评。如陈振 孙《直斋书录解题》在著录康与之的《顺庵乐府》时，认为“此集颇多佳语”，但同时指出：“其人不自爱 如此，不足道也。”

之所以说康与之的为人“ 不足道 也”，是因为康与之与秦桧过从甚密。秦桧死后，康 与之也被除名编管钦州。到了清代，这种针对康与之政治道德的批评，仍是此起彼伏。黄氏在《 蓼园词选》中对康与之的批评更显微妙。

他所批评的康与之《满江红》（ 杜鹃）词，本身并不涉及与秦桧的 关系，但黄氏还是借题发挥，将康与之的人品议论 了一番，黄氏的这段评论，显然是针对康与之在政 治操守上“ 能言而不能行”的缺陷而发 。

陈廷焯的 《 云韶集评》对康与之其人其词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认为：“其人不足取，其词则哀感顽艳，尽有佳 者。”在诠释其词时，不忘将此与其人品联系起来。

与康与之相比，柳永的政治道德污点显得有些捕风捉影，从罗大经《 鹤林玉露》卷十的陈述中，我们可以得知，当时南宋人把附庸秦桧的康伯可比作柳永一样的无行文人，让人不明就里。

柳永虽然 “ 偎红倚翠”“奉旨填词”，但至多是个失意文人，与 政治并无纠葛。康与之尚有可苛责处，柳永何以被 牵扯上不好的评价呢？

笔者揣测，一是柳永《 望海 潮》的传布导致金主完颜亮的侵略，然而金主完颜亮事先安排了画工“图临安城邑，及吴山西湖之胜”，这次侵略是早有预谋的，责任并不在柳永的 “ 歌咏之工”。

古人笃信“红颜祸水”，作艳词亦可亡国，柳永自然罪在不赦。宋人对于靖康之耻有着很 深的隐痛，痛定思痛，不少官宦词人在南渡前后词风也发生了显著变异。

然而宋人多流于感性的体验，而缺乏理性的思考，于是出现了诸多迂腐之举，如他们将亡国归咎于王安石变法。

事实上，北宋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严重的边患问题和羸弱的军 事等因素所致，然而宋人朴素地坚信是柳永《 望海潮》的传布天下导致金主完颜亮的侵略，这和康与 之依附秦桧，是一样令人痛恨的。

第二件事是柳永 作《 醉蓬莱》得罪仁宗这件事。本来词臣应制写诗作 赋乃寻常事，本无可非议，结果柳永“惟务钩摘好语，却不参考出处”，惹怒了仁宗，这就难免让士人耻笑。

排斥康柳：南宋人的家国之思

南宋以张炎、沈义父为主的词论家力主针砭“ 康柳”，并由此提出骚雅的主张。如张炎所提到的 “ 岘首西州之泪”，前者指羊祜事，后者指谢安事， 由二事而及“骚雅”，实有深意存焉。

清人陈廷焯 《 云韶集》对张炎词颇多分析和推许，俞陛云《 玉田 词选释》是对其君国之感与身世之叹的笺证，尤多 深味有道之言 。

由上可以推断，张炎等词论家集矢 于“康柳”二人的“鄙俗”，而倡以“骚雅”，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寄托了自己的家国之思。

结语

本文主要探讨了历代柳永词评价的“ 合论”现 象。通过“ 张柳”“ 康柳”合论的相关论述， 得出了以下三点结论：

其一，“张柳”齐名的真正原因在于宋初词坛对“警策”之句的一种美学追求，而苏门弟子晁补之所谓的“ 张优柳劣”则在某种程度 上折射出词派斗争的微妙结果。

其二，“康柳”合论在南宋词学批评中比较常见，二者的人生际遇相似，都写过大量的应制词，都曾投献小词 、干谒权 贵，故而均被视为“无行文人”，体现了宋代词学批评中的道德因素评价。

其三，“周柳”合论是清代词 学批评中的独特景观，尤其在常州词派崛起于词坛后，成 为 其 理论建构的“ 利 器 ”，“ 尊 柳 ”是为了 “ 扬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