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徐怀中已不需茅盾文学奖的肯定，他们获奖背后有何玄机？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名单公布，梁晓声以选票论，排名第一，令人感到意外，包括梁晓声本人，都觉得意外。

徐怀中同样如此。他是莫言的老师，他的学生早已是茅奖的榜上客，老师在九十岁高龄的时候，才拿到这个奖，开创出了茅奖获得者年龄最高的获奖记录。

对于这两个人来说，个人认为，更多的是对他们的安慰奖。之前我就说过：茅奖对于他们来说，有一点太低了。

今年是改革开放七十周年。而梁晓声与徐怀中，可以说是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学的首功之臣。

凭他们的实力，早就应该获得茅盾文学奖。但是，一个偶然的原因，就是两个人一直没有合适的长篇小说作品才使他们与茅盾文学奖失之交臂。

梁晓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雪城》写于1986年——1988年。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小说写作的一个中间节点，就是1986年，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关键性节点，这一年，先锋文学冲击中国文坛，使得中国文学在1986年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而莫言的《红高粱》就出现于1986年，至此，莫言的文风，彻底地改变了中国文学按部就班的进程。

梁晓声也难以避免地受到影响。

这种影响，体现在他的长篇小说《雪城》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小说的上下两部，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文风。

《雪城》插图

《雪城》上部，写于1986年，梁晓声还是按照他的走上文坛之后的那种气势磅礴的语言风格，从容不迫地进行它的以浪漫主义定调的文字描述。

可以说，在1986年之前的梁晓声俨然是中国文坛的骨干与脊梁。

他的发表于1982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达到了梁晓声创作的最高巅峰，而他之后的文学，基本是这一作品的不同角色的复刻版。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体现出了八十年代文学的那种壮怀激烈、神圣高洁而充满人性关怀的标配式风格。

在这篇小说里，梁晓声继承了西方传统文学中对女性的善意化、溢美化、圣洁化的传统定调，打造了一种代表着男性标准性审美情结的抒写基调。

如果中国文学按照梁晓声这样的笔法写下去，那么，可能会出现另一种方向的道路。

但《红高粱》截断了这样的进程。

在《红高粱》里，莫言气势汹汹地呈现出对女性的肉体的掠夺的赤裸动机，打乱了中国文学对西方经典传统文学的继承。

莫言对文坛的影响过分巨大，导致了梁晓声在《雪城》的下半部中，突然文风也作了巨大的改变。

在上部中，梁晓声还是按照从容、高昂、激情的笔触展开他的文学描写的，但到了下半部，他的文风向莫言式的短句靠拢，甚至在语言的嘲讽语调上，也失却了上半部的真诚底蕴。

《雪城》下部，据小说最后注明的写作信息，是“1988年2月22日于北影”。

《雪城》剧照

我们可以看到，梁晓声在经过了1986、1987年之后，他也吸取了莫言风格上的比喻层出不穷、想象天马行空的特点，致使《雪城》下部的文风与语境陡变，然而，莫言的风格，根本不是适用于任何人的。

我们不妨摘抄一段《雪城》下部的开头部分，看看梁晓声是如何让自己的文风突破与异化成“怪力乱神”风格的：

“夜乃梦之谷。梦乃欲之壑。

城市死寂一片如公墓。做梦的人迷乱于城市的梦中。城市的梦浸在子夜中。近百万台电视机早已关上了，城市仿佛处于封闭状态，只有电讯局和火车站还保持着与外界的联系。一幢幢高楼大厦被酱油色的子夜和清洌的水银灯光圄囫地腌制着。在它们背后，平民阶层的大杂院如同一只只蜷伏的狗。形影相吊的交通岗亭好像街头女郎，似有所待又若有所失。红绿灯是‘她们’毫无倦意而徒劳心思眨动着的‘媚眼’。”

《雪城》插图

在这一段文字中，梁晓声殚精竭虑，动用了许多自以为出神入化的奇思妙喻，而这正是当年莫言出道时的语言风格。莫言在它的以白描为基础的文体中，注入汪洋肆恣的比喻与色彩描写，都给人一种天作之合的自然之感，但梁晓声移植这种风格之后，抛弃了之前的自然流畅、酣畅淋漓的文风，明显使小说的语言磕磕绊绊，生硬造作。

所以，后来拍成电视剧的时候，只改编了上部，而下部因为文风与立意的巨大变化，被电视剧抛弃。

所以，《雪城》并没有成为梁晓声的代表作，这部小说的前后对立的文风，比较典型地凸显出1986年前后中国文坛的巨大转变。

受1986年中国文坛文风涉及的，同样有徐怀中。

徐怀中与爱人

徐怀中与梁晓声的文风是不同的。

梁晓声的文学精髓，更接近于十九世纪的西方古典文学的风格，同时，他深得俄苏文学的真传，在他的小说里，激昂着雨果式的浪漫主义情调，以及雄浑壮阔的文学叙事。他让作者深入到人物的心境中，去竭尽全力地展现人物的波澜壮阔的内心世界。这种风格，我们可以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体验到。

徐怀中夫人于增湘原是一名舞蹈演员

而徐怀中则以一种俯瞰的方式，进行对人物的勾勒。他随时保持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基调，每时每刻都明晰地定性着人物与环境、人物与他人、人物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他的独特的叙事语调。他更像是契诃夫小说里的那种对人物进行评点与剖析的风格，耳提面命出人物内心与现实世界的关系。

梁晓声与徐怀中代表着文学写作的两个方向，梁晓声是深入到人物的内心，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而徐怀中则是跳在人物之上，解剖人物与社会的关系。

本来梁晓声与徐怀中在八十年代前期文学中独擅胜场，以它们的赤裸的直接的热情似火的语言风格，强烈地震撼着文坛，也形成了那一时期文学受到读者热捧的火热场面。

但是，1986年来了，莫言以它的独特的语言，冲上了文坛，从此之后，中国文坛八十年代上半时期的那种气势如虹、黄钟大吕的文风彻底瓦解，所有的作家，都开始学习莫言的大获成功的运用色彩、比喻、短句的写作风格。

本来引领风潮的梁晓声也抵抗不住莫言的文字的诱惑，开始了自己文风的嬗变。

也是从1986年之后，中国文学渐渐地失去了轰动效应，作家都一窝蜂地、争先恐后地进行着文字的试验，不管莫言的风格适合不适合自己，都开始向他的那种风格转变与转向。

梁晓声一度时期也走上了难以置信的文学弯路。《雪城》之后，他写了《年轮》，拍成电视剧之后，反响还是挺强烈的，但是，《年轮》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只能说是电视剧脚本。

再之后梁晓声写作所谓先锋派小说，充满着恶趣与低级趣味。比如他写作的长篇小说《恐惧》，被批评家直指为：“你的《恐惧》让我恐惧”。

在《恐惧》里，梁晓声的恶趣表现在他的小说里幻想出一个巨大的情色空间，而这种想象，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作品张炜的《你在高原》、李洱《应物兄》里都有着相似的描写。这些号称纯文学作品的小说里，都喜欢匪夷所思地设置一个富豪们的花天酒地的场所，并且用作家的所谓的纯文学的语言笔触来绘声绘色地表现这种低俗的想象。如果我在这里引述这些想象的具体内容与细节，那么，我写的这些引述的部分，绝对无法通过自媒体后台审核。所以，我就略过不提了。但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里隐藏着的这些低俗部分，安然无恙，没有引起轩然大波，实在是因为这些作品缺乏轰动效应，一般在圈里议论几句，未在社会层面上传播开来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所以，反而使得这些小说里的耸人听闻的低俗部分藏在深闺人未识，这也是茅盾文学奖作品遭遇到的一种奇怪的现象。

梁晓声也有他没有坚守的时刻，但好在当年的那个梁晓声回来了。一个人的本质是不会变的。梁晓声在他的最新作品《人世间》里回归了他早期作品里的现实主义传统与浪漫主义情怀，可以看出，他是用他的思想上的深刻来平复当年在文字上追求创新所走过的弯路，毕竟，莫言在他的文体本身的巨大影响力震撼了中国文坛的同时，也凸显了他精神上的匮乏。

绕过莫言走，在莫言功成名就从而显现出他更多的薄弱环节之后能够给予文坛一个更为现实的选项。

对莫言的祛魅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一种可能与可行性路径。

这样，在略过1986年的魅力莫言的这个关键节点上，我们会重新找回上世纪八十年引领中国文学潮头的两个关键人物：梁晓声与徐怀中。

梁晓声是一次回归，是一次走弯路之后的回归，而徐怀中同样是一次回归。奇怪的是，徐怀中在他的1980年具有轰动性反响的《西线轶事》及一系列中篇之作出现之后再也没有长篇小说问世。

我们只能说，1986年，他的军艺学生莫言的文字的蛊惑力让他的从容的文学性写作，已经再也没有了一块驰骋的天地，而他的文风，即一直带着作者操纵力的俯瞰式的写作策略，可以说比梁晓声转型更为困难，毕竟梁晓声的小说写作中，是写出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正如我们上面所归纳的那样，而徐怀中是以作者高高在上的角度，剖析人物内心的，根本无法沿用莫言的心理描写中独步天下的运用色彩、喻体、短句的特征性风格，这也导致了徐怀中之后的长篇小说直接无所作为，淡出了文坛。个人认为，这也是他被莫言旋风冲击的一个典型性案例。

徐怀中

徐怀中的新作《牵风记》图书版权页的字数为19万字，但按书中的文字排列的松散程度，我大致算了一下，实际字数约在14、5万字左右。也就相当于两部中篇小说的长度，当年徐怀中的《西线轶事》及续篇《阮氏丁香》加起来的字数，离一部长篇小说的字数也不远了。

在这部《牵风记》中，徐怀中继续沿袭了他在《西线轶事》中的叙事风格，跳脱出人物与历史维度之上，对人物进行混编式的评点，给了他的独特的幽默与轻松的语调以大显身手且姜还是老的辣的显摆的机会。

作为八十年代上半期文学的领军级别的人物，梁晓声与徐怀中回归了中国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这从本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审标准里就可以看出来，而现在的评审结果也体现了这样的理念。

而近年来梁晓声在文学界的影响与地位也是他能够冲击茅盾文学奖的原因。而实际上，梁晓声与徐怀中在改革开放之后新时期文学的开创性地位，也是他们在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中无法忽略掉的。多少受惠于他们两个人的作者，都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这两个开创新时期文学新局面的荜路蓝缕的先驱者获得茅盾文学奖怎么说都不为过也，甚至是放低了他们的身份。

从某种意义上讲，将来出现“梁晓声文学奖”与“徐怀中文学奖”也许更能代表着他们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学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