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观察者”到“亲历者”：欧洲人眼中的中国

文｜张源

凯瑞·布朗教授的《欧洲人眼中的中国》，是一部外国学者编辑的有关欧洲与中国交往的史料集，旨在讲述欧洲人在过去八百年间对中国的认知与理解。全书选取了从马可·波罗开始16位不同身份作者的文章，其中有的人到中国实地考察过，有的人是凭借二手文献来想象猜测。

东方茶的含蓄内敛和西方酒的热烈奔放，代表了品味生命、解读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但是，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21世纪的世界，“文明的冲突”依然存在，从历史经验教训看，进一步文明交流与互鉴更显重要。

《欧洲人眼中的中国：绵延八百年的文化与知识交流》

［英］凯瑞·布朗　邓澄儿　著

全球化智库（CCG）　译

中译出版社

价值观是“混合的”

英国诗人鲁德亚德·吉卜林在其著名诗作《东西谣曲：吉卜林诗选》中，阐述了亚洲与西方之间的巨大鸿沟。该诗的开篇直截了当：“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尾碰不到头，二合不成一。直到那一刻，天地齐出席，神灵做裁决，寰宇订新契。”但接下来的几句诗中传递出一种信息，即这种东西方的划分或许毫无意义：“除非既无东亦无西，让边界族群和出身，从此不再有意义。两位强者彼此投契，世界尽头前来相认，面对面比肩而立。”

20世纪70年代，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西方对于东方的观念》甫一问世，西方世界便引发了以“东方主义”为中心的，关于如何理解中国和如何更好地解读中国的差异性与另类感的诸多讨论。

其实，早在两千年前，罗马帝国时期的欧洲大陆和汉朝时期的中国，便对彼此有所认知。约公元150年，克罗狄斯·托勒密在其《地理学》一书中谈及“一片位于小亚细亚腹地，由秦尼国和赛里斯国占据的未知土地”。此前几十年，老普林尼便在《博物志》中提到了“赛里斯人”，“以其产自森林中的羊毛制品而闻名”。“赛里斯人举止温和有礼，却像森林中的野兽一样避世而居。他们即便已准备进行交易，也是等待生意上门，而非主动寻找。”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西方游历者和商人渗透到中国汉朝和唐朝的边疆地区。而中国古代高僧法显和玄奘法师，经过取经求法之旅，到达了今天的印度、中亚和东南亚地区，并因此名垂青史。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留下的关于罗马的文字记录，要远多于罗马对中国的记录。历史学家李峰曾写到，除了公元2世纪罗马诗人弗洛鲁斯简短隐晦地稍有提及，“罗马文献中没有一篇与中国相关的参考文献”。然而，东汉帝国的正史记录中却存在一篇关于罗马帝国的长文，称其为“大秦帝国”。

布朗教授毕业于剑桥大学，是英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他早在1994年就已来华，曾担任英国驻华使馆外交官，与中国各界人士有过交往，对中国有着较为全面立体客观的认知。2006年以后，他撰写了二十多部关于中国的著作，其中包括《五城记：一个英国人的中国梦》，可谓一位知华、友华且在国际上颇具影响力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

布朗教授认为，欧洲人和美国人在西方思维方式中倾向于把中国边缘化，而今日中国正在崛起，西方人却并不习惯于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平等大国来看待。同时，西方人非常执着于他们的信仰，对中国的价值观缺乏了解，要么认为中国的价值观并不重要，要么根本不想去了解；抑或随意地给中国贴“标签”，即主张中国的价值观是有问题的，与西方的价值观有冲突，对西方而言是一种威胁。

在布朗教授看来，中国的价值观是“混合的”。中国文化和历史中蕴含着从儒家到道家和当代信仰体系等许多不同的伦理、哲学和宗教观点，从而形成了一种非常灵活的世界观，寥寥数语很难解释清楚。出于这种原因，布朗教授希望用欧洲人的视角，来帮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加强知识储备，促进对话和求同存异。

理想化和妖魔化

《欧洲人眼中的中国》是一部兼容并蓄式的作品集，摘录了从13世纪的马可·波罗时代到20世纪70年代，与中国有所接触的欧洲人的作品。13世纪末，马可·波罗因战败被俘，在监狱里向狱友讲述了他在中国的经历。他的描述，对此后欧洲人的“远东”构想以及对欧洲与中国的联系的认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此为收文起点并不奇怪。之所以选择20世纪70年代作为截止时间，是因为此后的中国变得更欢迎欧洲访客，欧洲也对中国人更加开放，这使得双方互动的材料数量大幅增加，不可避免地稀释了任何个人见解的影响。

书中摘录文章的作者，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人从未踏足中国领土乃至中亚东部地区，另一类人则真正到过中国。马可·波罗、利玛窦、古伯察，以及近代人物伯特兰·罗素、西蒙娜·德·波伏娃、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和罗兰·巴特，都可以被归类为“亲历者”。而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伏尔泰、孟德斯鸠、黑格尔、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和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等人，则可被归为“观察者”。因为他们对于中国的了解，要么来自他人的著作，要么是通过对当时有关中国资料的翻译获得。

尽管《欧洲人眼中的中国》涵盖了不同的作家和时代，但他们探讨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如何看待中国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国家，同时也是一种文明和文化。

利玛窦年轻时便来到中国澳门，并下定决心再也不回到意大利。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逐渐向中国北方迁移，直到最后定居北京。当时他所生活的中国，是一个一封普通家书都要花费三年时间才能抵达意大利的国家，收到回信更是遥遥无期。多年在华生活，让他吸收并掌握了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并沉浸其中，也让他来华传教的初衷发生了彻底改变。讲求仪式和道德规范的儒家思想，对他产生了积极、强大的影响，让他最初的立场变得尴尬和复杂。

对于另外一些缺乏直接的中国生活经历的人物而言，如哲学家黑格尔，中国更像某种世界观。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几乎没有个性和自我意识的前现代国家，在历史目的论中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历史目的论正是这位极具影响力的德国唯心主义者，在其关于世界精神及其发展的叙述中试图说明的一点。

中国和欧洲两大文明历史上的交流，在人类文明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马克思认为中国的火药帮助西方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伏尔泰用一个自己想象中的理想中国，来启蒙大革命前夜的法国人。很遗憾，他们的观点只反映了欧洲对中国认知积极的一面，而另外消极的一面，则由孟德斯鸠等人来完成。于是，中国的美与丑、善与恶，形成了欧洲对华认知的对立两面。

“西方对中国的叙述中始终交织着理想化和妖魔化这两个方向。我认为莱布尼茨和伏尔泰代表了理想化，他们认为中国的儒家精英制度可以成为当时欧洲社会的‘另一种选择’。而另一方面，像孟德斯鸠这样的学者则将中国描述为一个东方专制国家，认为欧洲不应该效仿。现在后一种看法在逐渐占据风头，至少在欧洲是这样，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似乎也是如此。”布朗教授表示。

从这个意义而言，布朗教授梳理近八百年的中欧交往历史文献并予以点评，是在为欧洲认识中国建立一个整体的中国认知框架。建立这一框架的目的，是防止欧洲全面滑向“东方专制国家”认知论。在这一框架中，“知史”是一种纠偏的方式。布朗教授本人也在一次采访中说道：“对欧洲和美国来说，当下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就是弥补对中国传统文化基础知识的了解不足，这样他们至少知道自己在尝试与谁合作，而非在假想的基础上做事。”

“温和的中间地带”

《欧洲人眼中的中国》记录的前尘往事，指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即为什么明明拥有丰富的知识遗产，但直到19世纪，中国在材料科学方面的发现还没有像在英国和欧洲那样得到充分利用。为什么中国没有创造出改变生活、颠覆社会的产品，如蒸汽机、电灯泡、照相机和其他发明？这又回到了人们熟悉的“李约瑟难题”。对此的讨论，长期以来东西方从未停止。

到了最近几十年，关于为什么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在欧洲和亚洲，尤其是中国，会走上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的辩论，在东西方更是日益激烈。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与过去的四个世纪一样，21世纪的世界依然深陷于“文明的冲突”，东西方的隔膜仍然没有打破。

布朗教授认为，将不同态度和风格的重要思想家的观点汇聚一处，集百家之言，或许可以为妄下定论的痼疾提供一种解药。过去的中国，曾经让莱布尼茨、黑格尔和韦伯等杰出人士迷惑不解、求知若渴，现在的中国依然令人神往、发人深省，甚至让某些人咬牙切齿。而这种对华态度的混乱，短期之内似乎仍将持续。

在国际政治周期步入新旧交迭的百年变局期间，诸多不稳定因素爆发，更需要呼唤理性精神的回归，以维护世界的稳定，而不是任由其滑向对抗和乱局的深渊。《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不仅可以启发当代西方人，更加理性地去认知中国和中华文明，还能更加理性地去认识其他东方国家，以及正在崛起并改变全球力量平衡格局的南方国家的历史、文化与文明。

正如“修昔底德陷阱”亦有避免之道，“文明的冲突”也不必被打上宿命论的悲观标签。今天，中国与欧洲之间，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以平等的视角来相互理解对方，以彼此悠久的文明历史为出发点，寻找双边共存的“温和的中间地带”，温故而知新。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布朗教授这样有着对华深刻认识和理解的西方研究者，也需要对欧洲有着全面、整体认知的中国学者。两者在碰撞、理解和包容的过程当中，共同推动中欧双方关系达到新的高度。

《一个法国记者的大清帝国观察手记》

［法］埃米尔·多朗－福尔格　著

［法］奥古斯特·博尔热　绘

袁俊生　译

中国画报出版社

《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

陈乐民　著

东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