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集体自恋”的陷阱? 一篇心理学奇文的启示｜文化纵横

✪ 徐步霄

绍兴文理学院心理学系

【导读】互联网时代，负面情绪弥漫，不同群体之间的观点对立比比皆是，开展对话却越来越难。对于这种现象，众说纷纭。本文从“集体自恋”这一关键概念切入，从心理学角度提供了一种独特分析。

文章指出，“集体自恋”并非国人所独有，而是一种人类普遍现象。它源于个人对“承认”的需要，是个人补偿在社会上的无力感，投射自己缺乏却又期待的品质，而形成的对某一群体的依赖。集体自恋在适当限度内，可以激发自尊、荣誉等心理，对个人产生积极影响，但超过一定界限，就会成为恶性现象，造成群体对立，即“为承认而斗争”的歧途。要避免恶性或过度的集体自恋，仅靠教育还不够，而需要社会环境的总体改变。‍‍‍‍‍‍‍‍‍‍‍‍‍‍‍‍‍‍‍‍‍‍‍‍‍‍‍‍‍‍‍

作者认为，把“承认”纳入对集体自恋的研究，降低不必要的群体冲突，加强对个人、自身、他人的承认，对降低恶性集体自恋有积极作用。对人性、人境的阴暗面的观察多一些，我们受其影响的可能就小一些。社会走向成熟、世界步入和谐是一条道阻且长的路，而它就始于每一个人的脚下。

本文转自“心理科学进展”，原题为《我们走出“合群的自大”了吗？》，基于《集体自恋：群际冲突的催化剂》（载《心理科学进展》2022年第9期）一文写成。为拓展相关思考，文末另附一篇延伸阅读。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我们走出“合群的自大”了吗？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patriotic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

“合群的自大”，“ patriotic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所以多有这“合群的 patriotic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八(1918)》

以上这些写就于百年以前的辛辣文字，是鲁迅先生对他那个时代我国国民性格的一种“诊断”或批判，现在听起来可能仍有点刺耳——毕竟个体人格之成熟尚非易事，更何况是集体国民性之改造；而且哪怕我们已经不那么自大，我们内心仍可能暗藏这股潜流，它偶尔会因时事变幻而露出一丝端倪。当然，鲁迅先生所言的“合群的自大”并非国人所独有，而是世人所兼有的一种倾向，只不过程度或许有别而已。

在心理学研究中，内涵与这种“合群的自大”最接近的概念当属“集体自恋”(collective narcissism)。对于集体自恋这一概念，大多数研究者都同意：它是将自恋延伸到群体水平的一个概念，把自恋对象从自我本身延伸至自我所属的群体（也即内群体）——该群体可以是按国家、民族、宗教、地域、阶层、职业、性别等类别而划分的群体（相关研究探讨最多的是国家）。并且研究者们基本也都同意：集体自恋者往往持有一种对于内群体形象的夸大看法，他们倾向于相信内群体的卓越性或非凡性——这可以说是广义的集体自恋。当涉及更具体的界定时，大家的观点还有些不一致处，即有些研究者认为单单认同于夸大的内群体形象就足以构成集体自恋，而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集体自恋还应包含与他者的关系，诸如需要他者也承认内群体的夸大形象，乃至要求内群体在群际关系中享有特权或优待。那么，这里仅列出该领域领衔学者目前对集体自恋的定义，也即，一种对于“内群体是卓越的并值得优待，却未充分被他者承认”的信念、态度或倾向。

为了揭示（广义的）集体自恋到底有多么普遍，一项发表于2018年的研究专门调查了来自35个国家或地区的6185名参与者。在该调查中，参与者被要求估计他们眼中的本国对世界历史的贡献度（范围从0%至100%）。结果发现，尽管这种估计的均值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从瑞士的11%到俄罗斯的61%），但大家基本上都高估了本国在世界历史上的贡献度。不仅如此，随后一项以美国各州民众为样本的调查也发现了类似结果，也即各州民众基本上都高估了本州对整个国家历史的贡献度。

美国居民对美国历史上本州贡献度的评分热度图 (百分比总和远超100%)

可见，各地的人们似乎皆有一种夸大内群体形象、地位或身份的倾向。尽管上述两个研究都因测量手段的局限而只能大概反映集体自恋的普遍性，但考虑到集体自恋可能给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哪怕我们只能在一些个案中看到集体自恋的身影，我们仍有理由更深入地了解集体自恋。而且，恐怕只有当我们对集体自恋的特征、影响和成因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之后，我们才能更有把握地走出“合群的自大”。

▍集体自恋的理论分析

集体自恋这一概念的提出至少可以追溯至上世纪中叶，当时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T.W.阿多诺和E.弗洛姆就分别提出并分析过此概念，而且他们都把集体自恋视为旨在补偿个人失望的一种对于内群体的理想化，并提出了一些经典的理论观点。

受到精神分析等理论及现实的启发，阿多诺在1959年就已明确提出集体自恋：“集体自恋相当于：通过使自己在事实上或在想象中成为某个更高和更具统摄性的整体的成员，人们补偿了自己在社会上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直抵个体的本能驱力丛），同时也补偿了自己的内疚感（它源于个体没能按照理想自我形象成为自己所应成为的样子并做自己所应做的事情）；对于这个整体，人们把自己所缺乏的品质都归给它，并从中得到回报——像是感同身受式地共享着这些品质。” 在他看来，集体自恋可以被视为自我的一种防御机制，弱小自我“如果没有寻求认同于集体的力量和光荣作为补偿，就会遭受难以忍受的自恋损伤”。

相比于阿多诺，弗洛姆更是全面地分析了集体自恋，即他笔下的“群体自恋”或“社会自恋”。在其著作《人心：向善行恶之秉赋》(1964)中，弗洛姆专门用一个章节探讨了“个体自恋和社会自恋”，他认为，群体自恋与个体自恋一样可按良性与恶性形式划为两类：良性自恋会把自恋对象聚焦于需要去完成的成就上，由于成就的实现有赖于联系并结合现实，自恋倾向可被约束在一定限度内，同时又能推动成员一起为实现成就而努力；恶性自恋则把自恋对象聚焦于原本拥有的事物上，如群体特质或过去成就等，由于缺少来自现实的约束作用，自恋倾向及由之产生的危险就可能增加。所以在弗洛姆看来，当群体自恋不超过一定限度时，它不必然是消极的。

进一步，弗洛姆还归纳了群体自恋的病理特征，主要包括：缺乏客观和理性判断；需要从内群体自恋形象中获得满足；具有高度的威胁敏感性；渴望认同于强大领袖。根据弗洛姆的分析，个人在生活中越是缺少真实满足，其群体自恋程度可能就越深（也就越依赖于群体自恋），因群体自恋能补偿自我的可怜状况。他写道：“一个无法使其大多数成员或相当大比例成员的需求得到满足的社会，若想避免这些人心生不满，它就必须为他们提供一种恶性类型的自恋式满足。对那些在经济上贫穷和文化上匮乏的人来说，因为隶属于某个群体而产生的自恋式骄傲是唯一的——而且往往也是非常有效的——满足来源。正是由于生活对他们来说并不‘有趣’，也没有给予其培养兴趣的各种可能性，他们才有可能发展出自恋的一种极端形式。”同时他指出，相比个体自恋，群体自恋较不易辨认，因为群体内部可能有许多人都抱有相同看法，这使他们的看法显得合理。此外，他还认为群体自恋是人类群体间攻击行为（如战争）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群体自恋者内心往往特别敏感和脆弱，容易被威胁内群体形象的事物——无论是真的，还是想象的——所激怒，并产生报复行为。

▍集体自恋的研究积累

虽然集体自恋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被深入分析，但围绕它的实证研究仅始于十余年前。2009年，该领域开创者Golec de Zavala和同事们在顶尖期刊《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集体自恋及其社会后果》(Collective Narcissism and Its Social Consequences)的论文——它标志着该实证研究领域的诞生。在该文中，他们借鉴自恋与自尊的联系与区别，既指出了集体自恋核心是一种夸大的内群体形象，又把集体自恋视为一种依赖于“他者之钦佩和承认”的集体自尊，同时还通过几个研究揭示了集体自恋在群际关系上的消极影响。

自这篇论文发表以来，研究者们对集体自恋、尤其是恶性形式的集体自恋展开了广泛探索。大体而言，前期研究主要聚焦于集体自恋对一系列群际心理与行为结果（如威胁感知、群际敌对性、偏见和歧视等）的预测效应，以确立集体自恋的独立地位；近几年的研究则在继续验证集体自恋对众多社会现象（如性别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极端主义等）的解释力的同时，也开始尝试探明集体自恋的成因或前因变量，以期构建出成熟的理论模型。基于对过往文献的综述，该领域的现有研究成果大体可由下图所概括：

集体自恋的前因、中介与结果变量

更具体地说，已有一系列研究表明，集体自恋者对内群体形象、地位或身份所受威胁高度敏感，容易高估威胁和怀疑外群体。例如有研究发现，即便不是确切受到外群体侮辱的情况（即那些存在争议的、他人并不这样感知的或并非对方有意的情况），集体自恋者仍更倾向于将其感知为内群体受到了侮辱。而且，集体自恋能预测更高水平的受围心理（即认为本群体四面受敌）、敌意归因偏向（即把外群体感知为对内群体怀有敌意）和阴谋论信念（即相信许多事情都是遭敌方暗算所致）。

也有一系列研究表明，集体自恋对敌对性有较强解释力，而且不论这种敌对性是指向部分内群体成员还是指向外群体。例如，有几项以波兰人为样本的研究发现，不论是通过著作揭示了波兰历史污点的波兰裔美国历史学者，还是通过电影呈现了本国不光彩历史的本国制片人及主演，集体自恋者都更倾向于对这些内群体成员做出直接或间接的敌对反应，而且起到中介作用的是感知到的侮辱或冒犯。类似地，集体自恋能预测美国人对2003年伊拉克军事介入的支持度，其中起到中介作用的是对本国受到威胁的感知。还有一项以中美关系为背景的调查发现，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集体自恋都能预测更高水平的对对方国民的偏见、对对方政府的负面态度以及对采取强硬政策对付对方国家的支持度。

众多政治心理学研究还发现，诸如意识形态、公民投票等政治心理与行为也经常反映出集体自恋者的排外(xenophobia)倾向。例如，集体自恋可以预测美国选民在2016年总统大选时对特朗普的支持，英国民众对脱欧的支持，还有波兰、匈牙利民众对民粹主义政府及其政策的支持。促成这些结果的重要因素是集体自恋者所感知到的来自外群体的威胁，比如英国脱欧支持者倾向于认为英国受到了移民和外国人的威胁，这种威胁感知在集体自恋与脱欧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另外，集体自恋能预测民族主义，即集体自恋者倾向于感到本族的优越性，并以维护本族利益为由而反对、排斥其他国家和民族。在族群冲突背景下，集体自恋还能预测对政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暴力的支持，而且这种关系在激进社会环境（如暴力被合理化的环境）中尤其突出。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研究一般都聚焦于恶性集体自恋，也即超过一定限度的集体自恋。至于正常限度内的集体自恋，过往文献其实并未充分探讨，究其原因可能是这方面研究与围绕集体自尊等更积极的变量的研究有诸多重合，无法突出集体自恋的独特性，所以研究者们主要聚焦于恶性集体自恋及其后效。

鉴于集体自恋所可能带给社会的负面影响，探索集体自恋的成因就变得十分重要。不过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近些年才有一些较为初步的成果。这些研究表明，缺乏自我价值感（或者说自卑、低自尊）、缺乏对生活的控制感可能是导致集体自恋的重要原因。另外还有研究发现，文化因素（如垂直集体主义）可以预测集体自恋，而且内群体所受的威胁——无论是现实性威胁（如内群体的安全、利益受到威胁），还是象征性威胁（如内群体的形象、名誉受到威胁）——也可能增强集体自恋及其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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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承认的需要

承认(recognition)是西方观念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承认：一部欧洲观念史》(2018)一书中，当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耐特(Axel Honneth)分析了不同思想家眼中的承认，以及它所蕴涵的或褒或贬的意义。他发现，卢梭与黑格尔这两位著名思想家都曾论及承认与自恋的关系，并且他们似乎都把自恋视为一种对于被剥夺承认进行心理补偿的结果。他写道，“在卢梭和黑格尔赖以对社会病症进行诊断的观念中却有一点是相通的：他们似乎都持这样一种理念：人会普遍地倾向于用傲慢的吹嘘和虚荣的卖弄，来应对平等尊重或相互承认中所受的剥夺。”那么在这些思想家眼中，自恋作为一种心理补偿的结果，似乎就暗含着对承认或尊重的基本需要。

根据著名政治学者福山的看法，对身份获得承认的需要则是一个统合了当今世界舞台上众多现象的主要概念，而且它可以帮助我们洞察国际政治的本质，因为在福山眼中，寻求承认的渴望，以及伴随而来的愤怒、羞耻和自豪情绪，既是人性的组成部分，又是驱动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源——人类社会中的诸多斗争与冲突正是它所促成。这方面，福山还强调了“为承认而斗争”的两面性，如他在新著《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2018)中写道，“驱动当代身份政治的，是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对平等承认的追求。但是，对平等承认的渴求，很容易滑向要求承认其所属群体高人一等。民族主义、民族身份以及现在某些形式的极端主义宗教政治大多如此。”而且，他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1992)一书序言中也曾表达过类似观点：这种寻求承认的需要既可能是暴政、帝国主义和支配欲望的根源，但它同时也可能是勇敢、patriotic心和正义这些美德的心理学基础。那么据此看来，集体自恋种种现象大抵就是“为承认而斗争”的历史见证。

总之，在“承认”这一概念的脉络下，我们可以看到集体自恋可能与诸多社会矛盾之间的联系。也许正是“承认”的丰富意义，促使集体自恋领域的开创者们把“承认”包含在了集体自恋的定义中。

▍如何走出“为承认而斗争”的歧途？

在当今世界，集体自恋仍值得各国人民的警惕，因它还有着被利用或者滑入恶性自恋的危险，毕竟人性与人境的阴暗面至今依然距离我们很近，直到足够比例的个体和集体达到成熟以前，谁也无法保证恶性自恋不会卷土重来，导致冲突升级甚至引发重大灾难。在看到人类在20世纪所遭受的苦难后，弗洛姆在半个多世纪前就认为，人的成熟是世界和平的重要条件，而人的完全成熟则是通过彻底摆脱自恋而实现的，包括个体自恋和集体自恋——当然，弗洛姆所说的自恋已经不单单是补偿承认缺失所致的自恋，同时还牵涉过度的自爱倾向，如自我中心主义、族群中心主义。

那么作为人类整体，我们如何才能走出“为承认而斗争”的歧途呢？我们如何才能脱离个体自恋与集体自恋呢？这类问题也许显得天真，因其预设了人性可变、人境可治、理想可成的可能性。但是，恐怕只有深入探索这类问题、寻求越来越大的共识、做出实实在在的努力，我们才可能走向一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安然之世。在这个方向上，弗洛姆曾谈到两个重要的助力因素，其一是科学或理性主义（涉及“进一步推动批判性思维、客观性、对现实的坦然接受以及真理概念的教育”），其二是人文主义（涉及“人文主义哲学和人类学知识的传播”）。但弗洛姆亦指出，单单靠教育肯定是不够的，“只有基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发生转变，所有这些教育举措才会产生影响。”所以，经济、政治、社会环境仍是我们不得不认清并面对的现实，只不过仅仅致力于这些环境的变革而忽略人本身的精神发展与成熟，恐怕终究还是南辕北辙。

与此同时，在走出“为承认而斗争”的歧途以前，我们应持续努力减少不必要的群际冲突。在这方面，霍耐特的一些观点挺值得我们深思。他认为，在国际冲突中，不单单要看到国家利益的逻辑，同时还要看到诸如“争取承认”这样的动机的作用。基于对“争取承认”这种动机及其可能陷入的扭曲的认识，他写道：“持续努力传达对其他国家的集体认同的尊重与尊敬，是通往文明的国际关系的主要道路。甚至是在旨在促进和平的法律协议起作用之前，在外交关系培养和经济协议能减少国际紧张之前，我们也需要一些公开可见的信号来表明：在世界不同族群的不和谐之声中，其他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值得被倾听。只有通过这样的承认——即，越过政府代表和政治代理人首脑的承认——我们才能确保另一个国家的公民不再相信由政治精英们所实施的妖魔化行动，并确保他们能够开始相信对方是尊重他们的。国际关系史中有足够多的例子可证明，对这一规范性原则的违反只会提升国际冲突的危险，而对这原则的显见的尊重则会降低这种冲突的潜在可能。”

最后落脚到个人，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其实，对集体自恋的了解和思考本身或许就能让自己与之保持距离。我们对人性、人境阴暗面的觉察多一些，我们受其影响可能就少一些。同时，借助科学和人文主义传统的熏陶，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富有爱与理性之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按照弗洛姆的解释，其“内心会具备人类曾经拥有的以及即将拥有的人之为人的一切体验”。尽管理性之启蒙、国民性之改造是一项道阻且长的事业，但它很可能是社会走向成熟、世界步入和谐的必经之路，并且它就始于你我每一个人——平凡却又本具价值和尊严的人类一员。

本文转自“心理科学进展”，原题为《我们走出“合群的自大”了吗？》，基于《集体自恋：群际冲突的催化剂》（载《心理科学进展》2022年第9期）一文写成，篇幅所限，有所删节。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