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重庆终于等来了命运改变的大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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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城市系列》之重庆

作者：温骏轩 / 编辑：尘埃

倘若有人说成都是四川第一城，应该是不会有人有异议的，不过要是说成都是四川盆地第一城，那重庆人肯定会意难平。其实若不是那段从属于四川省的历史，这个中国人口最多的盆地，本应该被叫作“巴蜀盆地”才更能准确彰显它的地缘本质。

长城以南的中国地区，大多数地缘史都可以追溯到先秦时的某个诸侯国。比如山东被称之为齐鲁大地；江苏、浙江被并称为吴越之地；陕西、山西要是有什么合作，文人们马上会想到秦晋之好这个词；即便被北京、天津挖去了两大块，河北也还是喜欢称自己为燕赵大地。

四川盆地的情况同样如此，在秦国进军长江上游之前，这片土地一直存在着两大政治势力——川西的蜀国与川东的巴国。虽然“蜀”曾经长期成为整个地区的代名词，但巴文化却一直没有被湮没。1997年重庆被划为直辖市，算是重新让世人正视这片巴山渝水之地的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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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渝水-江州城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谴大将错穿越蜀道，攻灭了位于四川盆地西部古蜀国。紧接着，顺流而下的秦军又攻灭了位于四川盆地东部的巴国。于是蜀国变成了秦国的蜀郡，成都成了蜀郡的郡治；巴国变成了秦国的巴郡，现在的重庆城则以江州之名，成为了巴郡的郡治。

对于后世中国来说，这场秦灭巴蜀之战的意义极为重大。秦国想统一天下，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已经一统长江中下游部的楚国。想在地缘层面压制楚国，拿到居于长江上游的巴蜀之地是关键。

秦人知道的道理，楚人又怎么会不知道，楚国其实都一直有攻取四川盆地的想法。南人驾船，北人乘马，按道理说同饮一江水的楚国会更有优势，更何况秦国与巴蜀之间还隔着难于上青天的蜀道。

阻挡楚国一统长江之梦的便是以江州城为都的巴国。在升为直辖市后，重庆这个名字与先前三个同类行政区一样，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重庆指的是以渝中半岛为核心的九个中心城区，对应当年的江州城；广义的重庆则包括另外其它29个以区、县、自治县命名的行政板块。

在城市主题下所讨论的重庆，自然是狭义的重庆城，而不是面积比台湾省和海南省加起来还大的重庆市了。不过这个问题即便不做区分也不至于引发太大误会，就像古时的政治家讨论蜀地命运时，最终的落点只会在曾为蜀都的成都城身上一样。你还会看到，在巴人成为关键先生的时代，今天的重庆全境都属于当年巴国的统治范围。

蜀国的基本盘是川西的平原区，巴国的基本盘则是川东的山地，二者之间则是两大势力相争的川中丘陵地带。

说起川东的山形倒是颇为奇特，有点像著名的横断山脉。30多条长短不一、海拔在1000米上下的细长山脉，略成南北向覆盖着四川盆地东部地区。正因为如此，川东的这些山地在地理上被命名为“川东平行岭谷”。“巴山渝水”是重庆的地理名片，这巴山的主体便是川东这些平行岭谷。

至于渝水指的则是嘉陵江。

长江在四川盆地是贴着南缘东流的，重庆城则位于整个岭谷区的最南端、嘉陵江与长江的交汇处。两江交汇处的朝天门码头是重庆城最著名的打卡点，也是重庆这座城市的起点。虽说江河下游之地必有冲积平原，但在岭谷众多的川东地区，大平原却是一种奢侈品。将重庆市境内那些被山岭分割的平原都加在一起，总面积也只有1971平方公里，还不到成都平原7430平方公里面积的30%。

即使是重庆城的城区大多也得依山而建，并为这座城市赢得了“山城”的代称。虽叫山城，但成就重庆枢纽地位的却还是长江与嘉陵江相汇的位置，于是在山城之外，重庆又会被叫作江城。准备以巴蜀之地上水优势攻楚的秦国，显然也是看中了重庆江城的特点，才会将之定名为江州。

作为征服者的秦人并不需要自己去验证江州城的成色，巴人已经用数百年时间验证过重庆就是川东最好的选择。

江州城并不是巴国的第一个都城，《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国以江州城为首都，但同时还有垫江（今合川）、平都（丰都）、枳城（涪陵）、阆中四座别都，合称“巴国五都”。这当中丰都与涪陵位于长江之侧；合川与阆中位分据嘉陵江南北。单看这一结构也能明白为什么处在两江交汇处的重庆，能够成为巴国的首都与秦国的巴郡郡治。

巴山-渝水-江州城，这便是重庆的地缘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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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巴的力量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味道，无论提到重庆还是与它相爱相杀的成都，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麻辣味。一定要说区别，大概是成都火锅的味道相对平和点，其它香料更多些；重庆火锅的麻辣则更简单直接。这种区分亦体现在两城之人，尤其是女生的性格上。成都女生便是生气，一般也会给你“老子蜀道山”的机会；换作火辣性格的重庆女生，那是连数到三的缓冲都不会有。

不过要是追溯到巴人时代，重庆最原本的味道却是咸味。《山海经·海内经》云：“西南有巴国。太皞（伏羲）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始为巴人”。上古各部各有图腾，以鸟为图腾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巴人的这始袓图腾却是带咸味的鸟。

上古传说必有神话之处，神话之外却一定有真实的信息。巴人的崛起的确与盐有关，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盐，也就没有巴国。

山多地少意味着粮少、人口少，险恶的生存环境亦锻炼了锻炼了巴人勇锐的性格。在武王伐纣前所发表的檄文《牧誓》中，巴国与蜀国一并位列八个较大的方国（牧誓八国）。强悍的巴人军队甚至会在与殷商军队开战前，先来段战舞鼓舞士气。

然而就算再勇猛，农业潜力不足始终是个大问题。就算凭借险要的地形不被西面的蜀国、东面的楚国吞并，巴国也很难有机会与二者分庭抗礼。然而回溯历史你会发现，历史上巴国不光在周人眼里与蜀国同级，其统治面积更是从重庆市向西延伸到四川境内，与蜀国呈平分四川盆地之势。比如巴国五都中有四都位于现在的重庆市境内，而位于川中的阆中今天的归属却是四川省。

不光如此，巴国在与东部强邻楚国的对抗中，亦长期不处下风。比如公元前688年，巴国曾经在“楚巴那处之战”中战胜楚国，直逼楚国在江汉平原的都城。

支撑巴人立国的重要资源便是盐。人的生存离不开盐，沿海地区可以熬煮海水制盐，内陆地区却要依靠卤水制盐。这些含盐量高于5%的卤水大多存于地表的盐湖，不过在降水充沛的整个南方地区，都没有条件形成这样的盐湖。好在淡水能够以湖水和山泉的形式存在，卤水同样如此。

巴国山地中的盐泉，几乎是先秦时长江中上游地区唯一的食盐来源。以至于在中国很多地区，食盐被称之为“盐巴”。这些盐泉分布于重庆东部的彭水、忠县、云安、巫溪等县，有些至今仍在生产中。比如在忠县中坝遗址出土的商周时代制盐工具，使之成为了中国考古发现的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制盐遗址。

如果说石油是工业时代的血液，那么食盐就是农业时代的命脉。正因为那些隐藏于山地峡谷中的盐泉，巴人才可以因此用食盐贸易钳制蜀国和楚国。一方面将楚国拒于三峡之外；另一方面则与拥有成都平原的蜀国，在川中分庭抗礼。

然而依靠单一资源注定是危险的，倘若周边的外销市场自己找到了盐，或者能够从别的地方运盐，那重庆的地缘优势必然会被大大削弱。就像谁也不会认为，凭借石油致富的海湾阿拉伯国家，能够一直这样富贵下去一样。

首先是蜀地盐井的发现，使得重庆地区失去了西部市场。《华阳国志》记载，李冰有考察修筑都江堰水利工程时，无意间在成都西南的广都（成都市双流区）打出了第一口盐井。

是的，卤水跟淡水一样不仅能够以盐湖、盐泉的形式存在，还能够深藏于地下。此后盐井在蜀地遍地开花，西晋左思所著《蜀都赋》形成都平原的富庶言道“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橘柚之园”。等到后来被称之为“中国盐都”的四川自贡的盐井大规模开发，巴盐更是彻底失去了优势。其产量优势不仅会让巴盐失去蜀地市场，更会抢占原本属于巴盐的湖北市场产生影响。

失去了盐巴带来的红利，重庆和成都在先秦时期的平衡就此打破。成都不仅在后来的大部分历史中，成为了整个四川盆地的政治代言人，更将原属巴国的那部分川中地区，变成了蜀地的一部分。这也导致后来重庆从四川分离出来时，巴国五都中的阆中地区，毫无争议的留在了四川境内。

事实上即便没有蜀地的井盐，重庆地区在后来的历史中，亦无法据此而像先秦时那样获利。这是因为天下一统后，盐业专卖所带来的利润成为了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盐能不能外销，并不是地方自己说了算。在这场竞争中，包括蜀地井盐和重庆盐巴在内的“川盐”，都因为地缘政治因素而失去了公平竞争的机会。

最起码从元朝开始，产自淮河下游的淮盐便因为更容易被中央政府控制，成为了全国最大的食盐来源。《元史·食货志五·盐法》中以川盐开采不便、运输困难为由，被剥夺了食盐外销的权力。原本属性川盐市场的两湖地区，则成为了淮盐的专卖区。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决定命运的不是生产能力而是市场准入。以至于很多时候，贸易国家们会为了市场而发动一场战争。问题是中国并不是一个贸易型文明，更何况在大一统格局下，巴蜀之地也不可能为了争夺食盐市场发动战争。然而历史上又确实有几场战争，间接影响了川盐的命运。

1853年太平天国攻陷南京，严重影响到了淮盐的生产。清政府不得以放松川盐的生产管制，并允许外销湖北。巴蜀各地的盐厂均因为这一政策红利而迅速扩大生产。在此之前，整个四川地区的盐税收入只30万两白银每年。放开之后仅四川境内每年就能征收到200多万两，成为四川及周边地区军费的重要来源。

当太平天国所造成的混乱平复之后，淮盐试图重新依靠中央政府的指令夺回两湖市场。两股力量的争夺导致清朝这最后的半个世纪，两湖地区成为了罕见的两地食盐并销区。

虽然在工业时代食盐对国民经济、地缘政治的影响力已经微不足道，但无论在什么时代都会有一些资源成为特殊的地缘力量。在中国愈发必须依赖对外贸易立国的今天，盐巴的这段历史往事倒是更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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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陵江与重庆

相比资源优势的不确定性，区位优势却是要更恒定得多。在失去盐巴的力量后，重庆能够在历史舞台上的贡献，更多是因为它控守川东的位置。无论是想出川还是入川，这片巴国故地能够制造的麻烦，并不会比蜀道小多少。

这个区位优势，首先是重庆城之于嘉陵江口的位置造就的。长江在重庆市境内有很多支流与之交汇，嘉陵江口却是最最重要的。作为重庆城的母亲河，嘉陵江在重庆市的流域面积其实只占整个直辖市的11.6%，远低于发源于贵州的乌江（占比约20%）。要是单纯以当下这个数据来说，曾为巴子五都之一的涪陵，看起来应该更有机会成为地区中心。事实上涪陵在巴国历史上的确拥有特殊地位，是巴国众多先王的陵墓所在。

能够让重庆城在川东地区脱颖而出的力量，来自于嘉陵江的体量和位置。嘉陵江发端于秦岭，其干流在进入四川盆地、穿越北部重镇阆中后，还在合川的位置上汇集了左右两岸的涪水和巴江。然后再穿透平行岭谷，于重庆城汇入长江。

嘉陵江是长江所有支流中流域面积最大的一条，在四川盆地约有16万平方公里的腹地中，居中的嘉陵江流域就占了差不多一半。这意味着除非当年的巴人认为贵州高原会比四川盆地更有潜力，愿意把偌大的川中地区拱手让给蜀国，否则选择嘉陵江口作为首都就是最好的选择。

宋朝是重庆之名正式登上舞台的朝代，更是一个验证重庆枢纽地位的时代。隋唐之际，秦人定名的江州被更名为渝州。这个变化凸显了嘉陵江之于这座城市的重要性，亦这成为了重庆简称“渝”的原因。只不过到了宋徽宗在位时因渝州有原住民谋反，这位以书画见长的皇帝觉得“渝”字有变化之意不详，遂下令更改为“恭州”，希望就此让这片土地变得更加恭顺。

到了公元1189年，南宋第三任皇帝宋光宗赵惇以其先晋封为“恭州王”，再立为太子继承皇位为由，认定恭州是它福地，遂取喜上加喜之意再次将这座城更名为重庆。事实证明，重庆这座城也的确没有辜负南宋朝廷的期待，在大厦将倾之际帮南宋续了20多年的命。

公元1234年，蒙古帝国正式发起了灭宋战争。在这场长达40多年的战争中，蜀道并没有成为四川盆地的庇护者。仅身为蜀地核心的成都城，在南宋覆灭之前就最起码先后三次被攻破。这在之前的历史中这是从未出现过的情况，究其根源在于蒙古军队拥有极强的穿插能力，甚至可以从中原王朝军队无力设防的藏区草原绕道入蜀。

在蜀道已经无法阻止蒙古大军南下，整个川中、川西地区的城邑大都沦陷的情况下，川东这些由山地拱卫的航道，成为了南宋阻止蒙古军顺江而下的希望。1239年，原为夯土结构的重庆城被用砖石重筑。此后数年间，南宋军民将重庆主城周边的城邑，均迁入新筑于山上的山城，以作长期抗战准备。

位于合川的钓鱼城是所有的山城堡垒中最为知名的一个。作为重庆城在嘉陵江方向的前沿，守住了这座卫城就可以将蒙古大军阻挡在川东岭谷之外。至于长江航道则由重庆城自己负责，只要重庆城不失，即便蒙古水军顺江而下绕过这座江城，也必然会因为两面受敌之故而无法出川。

从重庆城被重筑那天起，这座城就俨然已经成为南宋抗元的西线前线。其间更因蒙古大汗蒙哥攻钓鱼城失败，身死退军途中而名扬天下。公元1278年，已经不知被蒙古围攻了多少次的重庆主城终于沦陷，守将张珏被俘后自缢殉国。一年后已成孤城的钓鱼城见大势已去，守将王立在得到元军放过城内军民性命的承诺后，同样自杀殉国。

事实上早在1276年，元军就已攻破南宋首都临安。只是重庆军民不愿意相信，他们的国家就这样亡了。如今世人提到这段悲壮的历史，多以旧制感念四川军民的勇毅忠诚。只是在川渝已重回巴蜀并立格局的情况下，这份功劳其实更多应记在重庆头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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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的命门

嘉陵江决定了重庆在川东的生态位，但重庆在整个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却是由三峡成就的。可以说如果不是因为三峡的存在，无论是2000多年前的巴国还是现在直辖市身份的重庆，都将不复存在。就算重庆城还能够因为嘉陵江口的位置而成为一个枢纽城市，它的定位也只能是居于成都之下的四川第二城。

中国各地有很多三峡，但如果只说三峡二字必定指向的就是“长江三峡”了。之所以被称这三峡是因为全长将近200公里处的峡谷被分为三段，由西向东分别是：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三条峡谷中最为险要的是瞿塘峡，其最窄处为峡谷西端的夔门，三峡大坝蓄水前的宽度仅百余米。

不光如此，夔门航道的江中心还有一块被称之为“滟滪堆”的礁石。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就记录了一句民谚“滟滪大如象，瞿唐不可上，滟滪大如马，瞿唐不可下”。秋冬水浅，礁石要是露出水面如大象一般大，出川的船只可借水势而下；进川的船只因为逆流的原因，却是很容易搁浅。反过来到了夏天涨水，大部分礁石没于水下，借着急流出川的船只，反倒会更容易触礁。

当中国人开始有能力移除掉这个障碍时，这块巨石终于在1959年被炸毁。残石则放在目前的重庆三峡博物馆供后人凭吊那段历史。毕竟如此窄的航道，中间还有挡道的礁石，你可以想象它会多么受防御者欢迎，当年在此设立关卡的巴蜀之地又因此而平添了多大的防御力。

控守夔门航道的关口被称之为“瞿塘关”。论陆地关口谁是天下第一雄关，会有很多争议，但要是论水上关口的第一，却是没谁比得过有“夔门天下雄之称”的瞿塘关。以至于当下10元人民币的背面图案，便是选取的夔门风景。

要是这样还勾不起你的回忆，那么你总该听过李白的名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吧？一个关口总要有个关城，建于江中半岛之上的白帝城，就是瞿塘关的关城（现在已经因为三峡蓄水的原因，成为了江中岛）。

水道狭窄除了利于防御以外，另一个地缘后果就是通行于两湖地区的船只，往往因为过大及不熟悉航道入不了巴蜀；为巴蜀地区设计的小船，用在中下游地区经济上又不划算。比如在川盐济楚事件中，往来两地的船只需要在西陵峡以东的湖北宜昌，将货物将由对方的船只中转。

又比如在晋灭吴之战中，晋军西路军统帅王濬需要提前在巴蜀建造适应下游作战的大船，然后在冬季小心翼翼的出瞿塘峡。想象一下如果瞿塘关控制在敌对方手中，那攻守之势可就要逆转了。

正因为如此，从巴国时代起瞿塘关就是扼守川东的门户（当时被称之为鱼复关），当年楚国之所以没有抢在秦国前面拿下巴蜀，同样是受困于此。楚国虽然拿下西陵峡并进抵巫峡，却始终未能突破瞿塘峡。后世无论行政区划如何调整，重庆城的命运都与之捆绑在一起。

从这个角度看，瞿塘峡可以说是重庆的命门。要是以重庆为主城定位卫城的话，

当然从湖北的角度来说，三峡如果全部掌控在巴蜀手中，同样相当于门户大开。所以历史上最低限度西陵峡一直必须与湖北行政捆绑，才能让立足湖北的政权感到安全。

对于三峡地缘价值最有切身感受的当属刘备。公元前211年，刘备应刘璋的邀请入蜀，并最终建立蜀汉政权。在这个问题上刘备绝对要感谢自己的人和优势，如果不是因之前攒的人品，想用战争的手段进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10年后急于为关羽报仇及夺回荆州的刘备，领军在西陵峡口的夷陵（西陵）与吴军展开了著名的“夷陵之战”。

落败之后的刘备并没有退守江州或者成都，而是亲自据守于夔门之侧的白帝城，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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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战陪都到直辖市

尽管嘉陵江口的位置成就了重庆城在川东的中心地位，三峡的存在提升了重庆城在四川盆地的战略价值，但作为一个拥有独立地缘属性及起源史的城市，不能与成都平起平坐始终是一种遗憾。只是在中国地缘环境过于稳定的大背景下，想弥补这种遗憾是很困难的

好在机会只青睐有准备的人，重庆终于还是等来了命运改变的时刻。

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的内外地缘环境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西方包括对西方进行彻底模仿的日本，开始因工业时代的红利而大幅领先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它地区。中国的有识之士虽然也感受到了危机感，但迫于船大难调头的困境，转型阶段所面临的困难人所共知。

其次是中国外部的主影响源从北方草原转至海洋，连带中国内部各省份的权重亦悄然发生变化。原本已是中国经济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因为有通江达海之便不仅经济首位度进一步提高，更晋升为了中国的政治中心。具体体现在上海升级为远东第一城，以及南京成为民国政府首都。

在近代这场面向海洋、面向工业化时代的这个历史大变革中，如果说有哪个内陆地区因此而变化最大，那应该就是重庆了。卢沟桥事件后的全面抗战时期，是重庆改变命运的第一个战略窗口。在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民国首都乃至沿海辛苦累积的工业资产都面临必须内迁的境地。

历史上每当北方地区遭遇外敌入侵，长江下游的南京以及长江上游的成都，通常都是政权中心迁徙的目标。当南京因为海洋时代的来临而自身不保时，成都看起来唯一的方案了，然而这次重庆却成为了战时陪都的选择。

究其根源不外乎两点：一是在外敌拥有绝对水上优势，必然会溯江而上进取四川时，能不能守住以重庆为后盾的三峡，将决定四川盆地能不能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二是在战场已经因为飞机的诞生而立体化情况下，巴蜀边缘的山地并不能为沃野千里的成都平原提供保护。这种情况下，本就有山城属性的重庆反而更有利于防空。

随着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的公布，重庆正式成为了抗战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而三峡亦不负重望，在武汉、宜昌等湖北重要城市相继沦陷之时，帮助中国守军成功阻止了日军向上游地区进一步扩张。1943年中发生在西陵峡“石牌保卫战”，让全力进攻未果的日军此后不再做西进之想。毕竟战前已经对中国各地地形做过精密测量的日本人知道，如果连西陵峡都过不去，那到了“夔门天下雄”的瞿塘关就更没机会 了。

尽管抗战胜利后随着中国的首都再次东移，重庆重新又成为了四川的一个城市，但已经被战争证明自身独特优势的重庆，却再次迎来发展良机。上世纪6、70年代为避免新中国脆弱的工业基础遭遇战争打击，大量工业企业有计划的向内陆山地转移，史称“三线建设”。

在这轮工业转移中，拥有山城+江城优势的重庆成为了最大受益者。得以超越成都，成为了四川的经济中心。只不过有区位和工业力加成的重庆，还需要等待一个战略机遇，才能够重新让四川盆地回归到巴蜀并立的格局。

最终让重庆回归其行政本位的机遇，来自于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修筑。现代化进程本质是工业化，能够生产大量电能的水利工程，是工业化时代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这种情况下，水道狭窄、流量巨大的长江三峡成为了中国境内最有潜力的水利工程选址。

上世纪80年代初，开启新征程的中国很快将在三峡修建水利工程提上议事日程。就这样一个能影响整个长江流域地缘环境的重大工程而言，需要有一个围绕工程为核心而建立的特殊行政区来协调属地的利益，尤其是大量移民的安置工作。

最初的计划是以鄂西最大城市，也是湖北段三峡管辖者的宜昌为省会，组建“三峡省”来解决这一问题。只不过这一计划因多方反对而很快流产。待到上世纪90年代三峡工程正式立项时，方案变成了以重庆为中心在川东建立直辖市。

重庆、宜昌在各自省份的首位度，可以一定程度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以开始酝酿重庆直辖的1994年GDP为例，这一年重庆的GDP为833.6亿人民币，成都则为555.4亿人民币，重庆是省会的1.5倍；同年武汉的GDP是485.76亿人民币，在省内经济排名第四的宜昌，157亿的GDP则只有省会的60%不到。

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很显然，无论从内在动机还是为国解忧的实力来看，重庆都是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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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但凡说起重庆，成都总归是绕不开的。如果说长江三峡是重庆的命门，那么帮助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的都江堰则是成都的命门。正是都江堰工程制服了从青藏高原奔涌而下的岷江水，成都才得以在2000多年的时间成为整个大西南的枢纽。

有趣的是古人是是岷江为长江正源的，从这个角度说成都和重庆颇有点“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的味道，一头、一尾的帮助四川盆地连通它的命脉。至于说到底谁更有区位优势，只能说各有各的特点。

都江堰背靠的是青藏高原，三峡连通则是长江中下游。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通过川藏铁路等基础设施，加强西藏与内地依存度是成都在近现代的地缘使命；继续发挥旧有的位置优势，助力长江上游与中下游地区的交流，则是重庆的机会。

从这个角度说，巴蜀双城之间无论有再多的竞争，都还是注定要厮守到天荒地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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