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分历史神作，5句话写透中国政治，打开人生格局（值得N刷！）

作者 | 柳潇飞

来源 | 无尽对话（ID：endlesscommunication）

电影《林肯》有句台词：Time is a great thickener of things.

说的就是《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样的书，时间不会蒸发它的价值，反而让它历久弥新，越来越有分量。

今天就聊聊钱穆先生的这本小书。

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分别讲述了5个朝代的政府组织、选举制度、经济制度、国防兵役，以及得失利弊。制度在更迭的朝代间，有传承，有流变，在不同的环境产生迥异的影响，各有特色。

简单来概括，那就是汉代可，唐代好，宋朝差，明朝乱，清朝“脏”。

汉代，可！

秦是汉的开始，汉是秦的延续。秦汉之后，中国才有了统一的政府。所以钱穆先生认为，讲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可以直接从汉代开始。

汉代的制度，大体是可以的。

虽然，帝位是世袭的。

汉朝帝位只能由皇帝传给他的儿子，并不说明汉代制度完全是专制的，因为皇权和相权是分开的。宰相管得着皇帝，相权制约着皇权。

宰相有强大的秘书处。

皇帝的秘书是尚书，编制在4个人左右；而宰相的秘书则有十三曹，分别掌管着人事任免、农桑、诉讼、交通、司法、兵役、粮草、货币等。

皇帝身边有宰相的人。

御史中丞常驻皇帝身边，向御史大夫汇报，而御史大夫向丞相汇报。简言之，宰相可以监督皇帝。

皇帝的钱归宰相管。

汉代最高的官职是三公九卿。丞相是“三公”中最高的行政长官，“九卿”全部隶属于宰相。而，“九卿”中的“少府”一职，掌管着皇室的财政。

可以说，汉皇是汉朝的最高领袖，宰相是汉朝最高的行政长官，宰相担负一切实际的政治责任。

但是，也只有帝位是世袭的，皇帝以外的官职，都不可以世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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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最高地方长官是郡太守，俸禄与九卿持平，一个在地方，一个在中央，地位不分上下。

全国有100多个郡，每个郡下面有10-20个县，郡县的首长都是通过选举任命。

从汉代开始，政府不再是封建贵族的政府，也不是军人政府，不是富人政府。

汉代政府变成读书人的政府。

这是相比战国时期，汉代制度的一个明显进步。

图 | “国学宗师”钱穆

一开始，汉代选举方式有3种：

• 不定期的贤良，政府什么时候缺人就什么时候选举；

• 特殊的人才，突然产生的特殊人才需求，临时选举；

• 举孝廉，地方长官定期推举孝子和廉吏。

到后来，贤良选举和特殊人才选举逐渐式微，孝廉成为入仕的主流途径，也就是所谓的“学而优则仕”：

读书人从太学（相当于国立大学）毕业，考试结果为甲等的可以“补郎”，进宫供皇帝选用；考到乙等成绩的可以“补吏”，回到地方郡县，有机会被推举为孝廉，到中央正式入仕。

总的来说，我们说汉代的制度还可以，原因有：

• 民主的机制：皇权之外有相权；

• 平等的趋势：入仕机会向读书人开放；

• 经济上减负：徭役赋税比战国时期低；

• 国防有准备：“全农皆兵”。

但汉代制度也有不足：

• 皇权和相权之间没有成文的制度，遇到雄才大略的皇帝，相权会被挤压，天平向皇权倾斜；

• 郡县长官举亲不举贤，举孝廉变味了，形成“世族门第”；

• 赋税降了，农民得不到好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 军事训练简略，调动不便，“全农皆兵”有名无实。

汉代往后，魏晋南北朝始终没有像样的政府，也没有像样的制度，直到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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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好！

在书中的5个朝代里，唐代制度算是最好的。

顾炎武走过很多地方，他发现，“只要看见一条大路，路基筑得坚实平坦的，询问查考，多半是唐代留下来的。只要看见一座大城，坚厚雄壮，一经询问查考，也多半是唐代留下来的。”

盛唐气象可见一斑。

图 | 钱穆在北大课堂

唐代人换了崭新的一套制度。

宰相从“领袖制”变成“委员制”。

汉代的一个宰相，约等于唐朝的“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

中书省负责定旨出命，拟定诏书；门下省负责覆核，有反对权，称为“涂归”、“封驳”、“驳还”；诏书拟定、覆核之后，由尚书省负责执行。

尚书省下又分为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在不同的阶段，六部的排序有所差异），分别负责人事任免、民政和户口、宗教和教育、军事、司法、建设等。

监察权从相权中独立出来。

在汉代，御史大夫有监察权，向宰相汇报；在唐代，监察权由御史台享有，御史台是独立的。

唐中宗之后，御史台分左右御史，分别监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到了唐德宗，尚书六部每两部分别设立“御史监察”，“监察史”、“观察史”、“节度使”，监察地方行政，地位高于地方长官。

选举制度前所未有的开放。

唐代的科举制度变成自由报考，“怀牒自列”，不再是由地方长官推举。身家清白，非商非工的人都可以报考。

唐代的科举制度，将机会从“世族门第”中开放出来，是很大的进步。

唐代人设立唐代制度，创造了有声有色的唐朝。

权变成委员制，更加分散了；选举变成自由报考，更加开放了；赋税变成“租庸调”，更加低了；全农皆兵变成“全兵皆农”，更高效了。

钱穆先生认为，唐代人更高明：

他可以许你过富，却不让你过穷。汉代人似乎不太高明，他只注意不让你过富，而没有法子防止一般劳苦下层民众陷于过穷。

但唐代制度也带来意想不到的弊端：

读书人成为政治脂肪。

报考人数没有限制，知识分子为了走上政治舞台激烈竞争，考生数量飙升，政府不得不放宽录用名额。

唐代前后三百年，科考人数越来越多，政府只好设立“员外”官、“候补”官，慢慢造成政治上的臃肿。

监察权独立，是唐室崩颓的前兆。

中央指派大吏到外面去，剥夺地方官职权。结果反而由中央派去的全权大吏在剥夺地方职权之后，回头来反抗中央，最后终至把唐朝消灭了。

还有，经济上贫富不均，军事上兵源枯竭。

该复员的军队没有复员，兵源枯竭，临时买外国人当兵，担当国防重任，结果不可收拾。（“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史思明都是外国人。）

图 | @刘cheechee

宋朝，差！

汉唐宋明清5个朝代中，单从政治制度来讲，钱穆先生认为，宋代是最差的：

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从政治制度来看，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

为什么这么讲呢？

相权降低了。

宋代，“三省”只有中书省仍然留在皇宫，门下省和尚书省都被转移到皇宫之外了。门下省和尚书省不再有决议权，这是其一。

其二，宰相管不着军事。

宋代有“两府”，由中书省单独取旨的“政事堂”和“枢密院”组成，“枢密院”是管军事的。中书和枢密对立，军事也不再属于相权。

并且，财政也不归宰相管了。

在唐代，宰相亲自掌握财政大权；到了宋代，财政由户部司、盐铁司和度支司“三司”掌管。

所以，宋代实行的是中书治民，枢密主兵，三司理财，军、民、财职权三分的制度。

相权低落的另一面是什么呢？君权提升了。

宋朝以前，群臣朝见，宰相可以坐着喝茶；到了宋代，皇帝以外的官全部站着。

追溯这个制度变化的源头，钱穆先生认为是宋代宰相的失职。

宋代的皇帝太不像样了，有几个都是突然黄袍加身，没有帝王之尊。为了烘托帝王尊严，宰相过于谦让，不肯就坐。慢慢的，宰相就卑微了。

宰相成为夹心层。

在汉代，监察权归宰相；在唐代，御史台从相权中独立出来，但谏诤权仍然在宰相手里，台官是天子的耳目，谏官是宰相的唇舌。

到了宋代，谏官和台官从门下省独立出来，由皇帝亲自选拔；他们不再监察皇帝，反过来一致监察宰相。台官和谏官慢慢没有分别，都只挑宰相的错。

宰相比之前更不好当。

王安石发动变法，想把财政大权重新归到相权，重新整合分开的军、民、财职权，宋神宗也赞同，然而谏官台官一致反对，无法推行。

地方日趋贫弱。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地方行政长官没有兵权；宋代中央又安插帅、漕、宪、仓四个监司官到地方指挥，一个宋代的州县地方官不得不奉承四个上司。

其中，漕是转运使，负责把地方上的财富全部运到中央去，地方上都穷。

所以宋代是中央集权，军权集中、财权集中，地方日趋贫弱。

国防也是贫弱的。

宋太宗即位，曾两次对辽亲征，但都打了败仗。一次是在今北京西直门外直去西山颐和园的那条高梁河边上交战；这一张打败，他自己中了箭，回来因创死了。在历史上，这种事是隐晦不讲的。 宋代就变成养兵而不能打仗，明知不能打仗而又不得不养兵。 军队愈养愈多，纪律又不好。队伍多了，虽不易捍御外侮，却很能引起内乱。 虽连年不打仗，而经费上则等于年年动员，年年打仗。

进不可攻，退不可守，宋代成为一个养兵而亡国的朝代。

宋代制度的缺点在于散和弱，不在专和暴。

宋制不是完全独裁专制。

钱穆先生举了一个例子：

宋太祖让宰相赵普推举一个人才，赵普在纸条上写了一个名字。宋太祖一看，是他平时最讨厌的人，说这人哪里合适，撕了纸条往地上一扔，赵普捡起废纸，什么也没说。

几天后，宋太祖再问，赵普递上粘好的废纸。宋太祖诧异，怎么还是他？

赵普说，我想来想去，没有人比他更合适了。宋太祖想了想，点点头，说既然这样，就按你说的办吧！

宋代人也有功劳。

宋代一直遵循宋太祖“不可杀士大夫”的遗训。在唐末五代混乱之后，文化在宋代慢慢复兴，中国的历史文化仍然得以持续，钱穆先生认为，这是宋代人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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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乱！

明朝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世界近代史的开始时期。钱穆先生认为，从政治制度来讲，西方历史在这一阶段的发展是进步的，而中国则是大大退步了。

明代的政治制度，怎一个“乱”字了得。

宰相在明代没了。

明以前，宰相的权力有时候大一点，有时候小一点，但不论怎么样，宰相有相权。明代以后，情况不一样了。明太祖废止宰相，要求他的子孙也永不再立宰相。

整个明朝都没有宰相。

“有卿无公。”

中书省和门下省都废了，尚书省变成六部尚书，御史台变成了都察院。都察院和六部尚书合称“七卿”，七卿与通政司、大理院合称“九卿”。

一个并列的多头明朝政府，一切大权都集中在皇帝身上。

万历皇帝明神宗有二十几年没上朝，明宪宗往后到明熹宗之间，167年，皇帝也没有召见过大臣。

皇帝和内阁不见面，太监就得到了机会。

皇帝有事交付太监，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样交代太监，由太监上呈皇帝。后来就越更极端了，皇帝嫌麻烦，私下叫太监批公事，“批红”的实权落到太监手里，太监掌握着政府最高的决定权。

地方上也是一团乱：

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

按照明制，地方可以分为县、州、省。一省的地方长官有三司，“藩司”又叫“承宣布政使”，管行政；“臬司”又名“提刑按察使”，管司法；还有“都指挥使”，管军事。

三司下面的官，派出去就叫“分司”。

据王夫之《黄书》统计，山东有6个府，16个分司；山西有5个府，13个分司；陕西8个府，24个分司；四川有9个府，17个分司。县上有府，府上有司（分司），司上是省。

还有“绍兴师爷”，非常有名：

一切事情到了胥吏手里，铨选则可疾可迟，处分则可轻可重，财赋则可侵可化，典礼则可举可废，人命则可出可入，狱讼则可大可小，工程则可增可减。

科举考试有了八股文。

明代下半期开始有八股文考试。钱穆先生认为，这是明代考试制度里最坏的一件事。

明制科考，先要参加府县考，录取了，成为“县学生”（秀才）；再参加“乡试”（省考），考中了就叫举人；举人到中央参加“会试”，中了就是进士。进士在中央政府读三年书，才可以考进“翰林院”，当翰林。

只有进士和翰林才可以当大官。

皇帝亲揽大权，宰相被废止；大官多，小官少；中央集权，地方贫弱；养兵千日，却没一点用：

当时中国一个总兵官杜松，被满洲兵一箭射死，就因为他帽子的铁锈了，箭头穿胄而入。总兵官都没有精良的甲胄，士兵更不用说。这些事，我们粗略读史是不会知道的。

明代留给后世的教训太多了。

说起明代制度的亮点：

保留了历史旧传统——“廷推”、“廷议”、“廷鞫”。

九卿、巡抚、总督公开推举官员，九卿参与公决，七卿、九卿可开会定夺诉讼，“给事中”也可对诏书表示反对。

皇帝和老百姓可以见面对话。

明太祖时期，朝廷每天有三次朝——早朝、午朝和晚朝。常朝有“御殿”和“御门”两种。御门是到奉天门，就在阳台上，老百姓也可以和皇帝见面说话。

可惜后来的皇帝不行了，无法实施，但制度是好的。

清朝，脏！

清代政治有太多的心机，太多的私心，以至于钱穆先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清代有法术无制度。

制度和法术有什么不同？

制度出之于公，是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有界限有分寸；法术出之于私，没有恰好的界限。

钱穆先生说，在中国历朝历代，西汉有制度，东汉多私心；唐代有制度，宋代多法术；明代胡乱搞，但不是全无制度；到了清代，则只剩法术，全没有制度，清朝完全从满洲部族的私心出发。

钱穆最后一次给学生讲课

士人政权变成了部族独裁。

清政府，最高命令称“上谕”，分为“明发上谕”和“寄信上谕”。

明发上谕是内阁拟好，皇帝看了，交给六部，与历代惯例大致相同；寄信上谕则似乎清代特有，军机处拟给皇帝，皇帝盖印封好，直接寄给受命令的人，其他人谁也不准看。

钱穆先生认为，这样一来，全国中外各长官都直接与皇帝产生联系，全国政治都变成秘密。秘密政治只能是一种法术，而不能说是一种制度。

我主观上的理解，这是一种扁平化的管理：清代皇帝与政府官员可以按照流程传送或接受命令，也可以绕过程序直接对话。

宰相的职能消失了。

明代已经很专制了，但仍然有宰相的职能，只是这个职能被其他人兼任了；清代则超越了这个界限，皇帝的诏书不给旁人看，完全是一种私心的政治，变成一种完全的独裁。

大部分人没有和皇帝说话的资格。

清代的六部尚书、侍郎可以单独和皇帝讲话，地方官中的总督、巡抚、藩台、臬台可以直接向政府讲话，但除此以外，任何人都无权和皇帝讲话，包括翰林院，府、县官员，都不准专折言事。

相比于明代老百姓可以在御台和皇上对话，形成强烈的对比。

清政府禁止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在每个地方的明伦堂树立石碑，严格规定：

“生员不得言事；不得立盟结社，不得刊刻文字。”

关东三省、台湾、察哈尔、绥远、新疆成为清政府的禁区，不允许汉人前往、接触，导致这些地方，荒废的荒废，滞后的滞后。

人才选举制度也是问题重重的。

钱穆先生认为，清朝的考试制度是当之无愧的愚民政策。满洲部族才是清朝当家的，汉族不是。

他们只需要服服帖帖的官，不许有正正大大的人，结果造成了政治上的奴性、平庸、敷衍、腐败、没精神。

从汉朝到清代，权力趋向于集中，社会越来越开放，人与人越来越平等；制度趋于繁密，越来越完备。

大体趋势如此，但也出现过阶段性倒退。

一个朝代的繁荣，一定是有切合当时环境的制度；一个时代慢慢衰败，必然有着长期的制度慢性病，直至朝代灭亡。

没有制度会一直好下去，唯有应时而变。

但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有时制度好，人事懈怠，制度的优越性被抹杀了，后人看不见，误以为是制度的问题；有时制度一般，但人才冒尖，在平平无奇的环境下做出了亮眼的成绩。

看一时的制度需结合一时的人事。

我们常听人说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就会有人情世故。但钱穆先生讲出来另一面，中国历朝历代重法不重人，把制度看得比人重要。

所以人困在制度中，往往觉得束缚。

钱穆先生几次拿古罗马与古中国做对比。

一开始罗马不大，约略相当于一个城市，几万公民集中到广场，就可表达民意，实现民主；但古代中国不同，幅员辽阔，农业大国，人口基数大。

罗马是向外征服的，中国是凝心向内的。

古中国抄不了古罗马的作业。

罗马帝国亡了，世间再无罗马；唐室倾覆了，世界依然有中国，却难似盛唐般有声有色。个中原因，有文化的原因，也有制度的因素，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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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柳潇飞

来源 | 无尽对话（ID：endlesscommun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