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立功”到“立言”，浅谈明清文人士大夫的转变与堕落

引言：

在作为文士的“巅峰时代”的宋朝灭亡，再经历过元朝短暂的统治过后，到了明清两朝，文人士大夫的“士风”也随着时代的凋零而变化着，从明中后期到清末，大量文人士大夫选择告别官场，从“立功”转向“立言”。

留存官场中的士大夫们更是腐败之气盛行，从曾经社会繁荣的推手，堕落成只会给皇帝和宦官拍马屁的机器。

在短短百年间，前朝文人士大夫的“风骨”和政治野望荡然无存，这两代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从“三立”看历代文士的追求

历代精英阶层中的传统儒家士大夫都将“三立”理念视为一生的核心信仰和追求。三立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原文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因此三立也被称为三不朽，而做到”立德，立功，立言“的儒士也就算是真正的精神不朽。

其中，立德为先。《春秋左传·正义》中对立德的解释为“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通俗简单地理解即为树立高尚的道德，并教化众人。例如：孔子，乃是立德之典范。

在古时，讲究礼法，施行的乃是德之优先。因此，对于统治阶级掌权者和其执行者而言，修身立德具有无可比拟之重要性。

三者当中首先是立德，《春秋左传·正义》中对立德的解释为“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其中解释了立德的做法，是“对自己树立道德标准并在同时教化他人”。

孔子被历代士大夫认为是立德的典范;在古代儒士们普遍认为，善政优先于立法，德治优先于立功，对于拥有权力和负责执行政策的人来说，凡事的政治必须从美德出发，修身立德更是对于古代的士大夫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性。

其次，三不朽中“立功”的意义为“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即只要做了正确的事情，通常都会有积极的影响，也就是功德，功业。

在广义上，只要拒绝贪污受贿，做好本职工作，就可被称为立功。从狭义上讲，立功也通常指君王和官员在职位上取得的成就。

官员在追求立功方面更有机会，如为民众做实事、帮助受冤屈者维护公义、做出政绩、维护国家安全、守卫疆土等都可称为立功。

其中立言为最次，“立言”记录于《春秋左传·正义》——“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而在古诗，“立言”主要有三种形式：写书立论、写文章、向皇帝提出意见和建议。

文人士大夫通过写书或文章来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不仅有机会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想法，当遇到清明的政治环境时，还有可能获得统治阶级的认可和赏识。

由此，他们也能在朝廷的政务方面发挥作用，在某些特殊的时期，这也算是为国家服务的另一种方式，对于那些对自己的仕途不满意、又不愿放弃报国抱负的人来说，是一条可以被践行的道路。

而从现实来讲，儒家学者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自身的自我意识要比普通人高很多，有着齐家治家平天下的思想。

除了“立德“这种精神成就，由后人评判外，立功和立言都是可见可摸可以被追求的目标。

通常，那些能够在朝堂之上得以立功的人也都能有自己的著作在历史上流传下来，像是宋代的王安石，范仲淹，在立功和立言上都做到了两不耽误。

而到了明清两代，在愈发繁重的官场压力下和被视为"犬马"的现实之间，“立德”和“立功”却变成了遥不可及的理想，在文人的苟且下，也只有立言还可以被追求。

朱元璋“画饼”笼络文人

朝代的更迭总是伴随着流血和动荡。元朝末年，成吉思汗一手建立的帝国在中华地区的统治彻底濒临崩溃，在此期间，国家陷入混乱，人民生活贫困。

当时许多的文人士大夫知道自己身处乱世之中，再无法涉足官场。于是退居山林，选择隐世，而每天常做的事，也像是陶渊明一般，种田放牛，观人间疾苦而写诗创作，暂时放弃理想，过过小日子，活得也很自在。

当统一战争结束，名叫朱元璋的平民庶人，几十年间从“放牛娃”到“一统全国”，用强大的军队从各地起义军中脱颖而出，建立了明朝。

他在登上皇位之后，着手整顿士大夫和文人的风气，力图重建像汉唐盛世一样的文治局面。

在当时，重新筹建新的朝廷，自然需要许多有才华和能力的人共同出力谋划，在此背景下，朱元璋下令在全国招募人才。

为了进一步招揽文士，这位充分懂得笼络人心的统治者，不断打消文人的疑虑，开始着力宣传儒家文化、价值观和道德，还亲自参与文学活动，鼓励诗人和作家创作，给足了文人足够的自由，满足了他们对明朝未来的期待和向往。为他们的“三立”的政治理想和“重建治世”的普世理想都铺出了一条道路。

在经历过元代皇帝对士大夫的鞭笞盘剥和乱世无所作为的环境后，文人士大夫们也希望随着统一的汉人王朝的建立，国家能够逐渐稳定下来，恢复像宋朝一样的政治环境，他们也将再次有机会 "为民立命，传圣人之教"，同时为新王朝做出贡献。

因此，文人志士们也响应政府的号召，开始了“双向奔赴”，逐渐离开舒适的生活，积极投入社会建设，开始一段或长或短的仕途。

理想熬不过现实，重压之下再难“立功”

正如所有独裁的集权者通常的弊病一样，对周边人猜疑和不信任的感觉，在朱元璋统治的中后期变得十分严重。

随着猜疑的日益严重，朱元璋的政策也开始转变，他试图在利用学者和文人的才能的同时，也希望他们能以更服帖的方式为朝廷服务。

若是将士大夫们纳入这些既定的秩序就必须要采取某些措施，而这往往要以牺牲文人士大夫们的个性和自由为代价，于是当时的环境从最初的广开言路，一下子就变得血雨腥风，而后则“再难闻其声”。

很多当时的文士都有着共同的经历，早年兴高采烈地进入仕途，但后来发现仕途危机重重，对身边的权谋、猜忌和危险有了深刻的感受，不再像以前那样热心，便开始渴望退隐山林，寻求心灵的安宁。

因此，随着明朝走向更加集权和专制的统治，士大夫和文人在宫廷中的作用和地位再不能与前朝相比。

也就是从这时，明清时期的士大夫开始从 "立功 "开始转变到 "立言 "，这也与当时的高压环境导致儒士们的社会地位下降，从而社会主角意识也逐渐淡化，最终消失，有着直接原因。

这也是在明朝后期，出现了许多新的思想，包括王阳明在内的各种学派的原因。后来到了清朝，由于朝廷对读书人的待遇越来越苛刻，包括实行文字狱等严格的法律，以及从八旗遗留下来的包衣奴隶制度的发展，大大降低了读书人的地位。

而文士也和正常人一样，不能只靠理想生存，当追求功名，将会带来身体上的痛苦甚至死亡时，那不如选择放弃。

从此，多数有风骨的文人士大夫，便开始远离庙堂之高，开始在一屋一檐下追寻“立言”。

而留在朝堂之上的士大夫们，为了能在诸多的祸事和凶险的仕途中生存，也逐渐放弃了理想，曾经的诗文赋颂变成了大拍皇帝宦官马屁的文章，从前的志气也被官场中无边无际的戾气压倒。

这一代士大夫也遗忘了曾经“三立”的追求，开始随波逐流，在明清两代的是非官场下，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在制度和文学上几乎再无建树。

也从此，腐败之风大肆盛行，失去理想的士大夫们，开始败坏道德。和宦官串通一气，更是从此时起，读书人也开始愈发功利，远离创新儒学，远离诗词歌赋，一心只为求得功名，在本来就已经足够败坏的官场上再多捞几笔。

“立言”之转变对社会的影响

三立之中，最次为“立言”，但到如今，似乎也只作为文士们唯一的选项，社会精英群体志向的变化，必然对整个社会产生综合性的影响。

当时的文士，也正如当代的大学生，他们代表了这个社会的生机和活力。

明清两代，士大夫的追求由追求政治上的作为，转向以文字抒发自己的想法，也就是所谓的从“立功”到“立言”，其影响不可小觑，具体可分为正反两方面。

一方面，更多的文士专注于写作，推动了文化的繁荣，《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大型百科全书的编纂也是受了这些风气的影响。

在明史的记叙中，我们也可见一斑："凡书契以来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被皇帝下令删除了许多当时敏感的成分，并且宫廷之事也少有记录。此外，受此影响的如李贽这种江湖文人对于著书立说的追求，以及民间禁书的兴起也反映了这一时期文化的繁盛。

但总的来说，在明清时期高压的政治环境下，士大夫精英们的政治理想的转变，造成的影响还是负面多于正面。

这种转变最有害的方面之一是 "犬儒主义"的出现。

这个词虽然是从希腊哲学中衍生的哲学术语，但却可以精确地描述这一时期精英人士的态度，他们对社会感到失望。

但却难以采取任何行动来改变它，活在愤世嫉俗之下，却又不得不以每日无奈的放纵度日，看似是追求享乐，实际上则是彻彻底底的自暴自弃，其很多叙述的观点和文学作品也多体现了这一点。

这种社会风气，虽然是有其政治原因，也是文士之人对于当时黑暗的环境不得不采取的避世之举，但它最终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理论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结语:

顾炎武在其所著的《日知录》卷十三《廉耻》一节中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文人和士大夫阶层的兴衰，带动着整个朝代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一个良好的文人时代，是古人和今人对于社会的共同期待和向往。

参考文献：

《左传》

《明史》

《明良论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