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散文：我的哑巴二舅

二舅是哑巴，中等个头，身形消瘦，肤色黝黑，锥子脸，薄嘴唇，尖下巴上挂着稀疏的胡须，五官里唯一的亮点是高挺的鼻梁，一双鸡爪子似的双手看起来粗糙有力。他跟任何人交流，嘴里总是发出谁也听不懂的如同“婴语”一样的哇啦声。要理解他的话，只能通过他说话时的语气、表情和手势来猜。

除过家人和亲戚在乎二舅的哇啦声之外，村里其他人通常对他的哇啦声听而不闻，在他们眼里，哑巴嘴里说不出好话，甚至连人都算不上，还会送他一个带有贬义的称呼“瓜子”，在含义上仅比傻子强一些。

二舅几乎没什么人际关系，活动范围很小，极少出村，去的最远的地方是跟村子有一山之隔的姨妈家，有十里路的样子。

科学家说，哑巴是由于声带病变或者重度神经性耳聋，才导致无法发出声音。二舅虽然不能说话，听力也不好，但绝对称得上是灵醒人，知道什么该做，什么碰不得。平常他把自己收拾得很干净，不像大多数农村哑巴常年吸溜着两串鼻涕。

二舅排行老四，有4个兄弟姐妹，上边有大姐（我母亲），大哥，二姐，下边是弟弟。外公外婆在上世纪90年代先后去世，二舅只能跟着小舅，以及后来的小妗子在一起生活。

印象中的二舅很少穿新衣服和袜子，上身常年穿着藏青迪卡布料的中山装，腿上挂着一条灰色直筒裤，光脚片蹬着千层底布鞋，或者是低腰解放鞋。除过布鞋是外婆，或者是母亲和姨妈给做的外，其它遮身的都是别人穿剩的旧衣物，套在他身上皱巴巴的，几乎看不出衣料本来的颜色。

每逢下雨，二舅会穿上低腰雨鞋，卷起裤管，戴上草帽。若遇到大雨天气，他的双肩、前胸后背和裤腿，经常被雨水打湿。低腰雨鞋并不能阻挡乡间土路上的泥水灌进他的鞋里，以至于他走路时，从鞋里会发出有节奏的咕沮咕沮声。他的光脚片被雨水冲洗得发白，跟深灰色的裤子形成了鲜明对比。

母亲嫁给了同村，距离娘家至多二里路。小时候，常能看到二舅来我家串门，雨天也不例外。母亲心疼二舅，有时会把父亲的旧衣服或鞋子拿给二舅，若遇到饭点，还会留他吃饭。

当然，二舅不会白拿白吃，他吃完饭，总会抡起斧头给我家劈出一堆柴火，或者挑起扁担去村口的井里打水，直到把水缸打满才作罢。

实际上，二舅并非来我家串门而串门，他总是惦记着我和弟弟，用他特有的方式表达着对两个外甥的疼爱。

二舅踏进我家院子，如果看到房门开着，会用他特有的哇啦声吸引我家人的注意，或许他是在给我们打招呼。看到我和弟弟跑到他跟前，他会摸着后脑勺，咧开嘴嘿嘿嘿笑。然后像变魔术似的从中山装右下边口袋摸出几块水果糖，或者一把瓜子，均匀地摊放在我们的手掌里。看着我们开心地咬着糖，嗑着瓜子，他会把眼睛笑成一条缝，露出满嘴黄牙。

二舅如果没有得到进屋或者落座的示意，会一直站在原地，似乎不忍心给主人添加任何麻烦。

很多时候，水果糖的彩色包装纸已经破损，露出浅褐色的方块糖，甚至还会带上些许脏兮兮的色彩，瓜子则会带上一种淡淡的余温。显然，这是二舅在没有给我们送来之前，在口袋里把它们保存太久的缘故，他的口袋磨损了糖纸，他的身体温暖了瓜子。

偶尔，二舅会从口袋掏出半串或几十枚鞭炮递给我们，他知道天下小男孩十有八九迷恋鞭炮的响声。当我们蹦着跳着呼着喊着，用带着暗火的木柴棍点燃炮仗扔在空中，炸出一朵璀璨的红花时，二舅的喉咙里会发出咯咯咯的笑声，有时还会手舞足蹈，这应该是我们见过的他最开心的时刻。

农村红白喜事多，差不多一个礼拜就能遇到一个，谁家过事，一个小村的人都会前去帮忙、随礼、祝贺。

二舅没钱随礼，但他有力气，干活是好把式，过事的人都喜欢邀请他前去帮忙，主要干些劈柴、挑水、搬桌凳、搭架子、卸货装货之类的粗活。作为感谢，主人会给他管饭，臊子面管饱吃，还会给他抓一把瓜子和水果糖，舍不得吃这两样东西的二舅，一直会把它们装在口袋留给我们。

下午帮完忙回家时，有的主家会送给二舅半食品袋各种凉菜或者各种热菜混在一起的剩菜，还有几个馒头，这些食物足够他在接下来的一两天果腹。

鞭炮是二舅冒着炮火从红白喜事庆典现场捡来的。有一次，看到二舅右手的虎口处皮肤变得焦黄，事后从一个村里人口中得知，原来是二舅给我们捡鞭炮时被炸伤了，当时把他疼得哇哇大叫，周围人则幸灾乐祸地说他的风凉话。

记忆里，二舅从来没有在红白喜事里坐过席，好像在世俗眼光里，哑巴低人一等，不配跟正常人同桌推杯换盏，谈笑风生，有口饭吃，不会衣不遮体就足够了。

村里一些顽童经常拿残疾人来取乐，要么故意在哑巴面前提高嗓门学着哑巴哇啦哇啦说话，要么跟在瘸子后面摇晃着身体学瘸子走路。最坏的情形，是个别熊孩子会抡起树枝抽打哑巴或瘸子，这些身体有缺陷的人，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去”，除过哇哇大叫，或者谩骂几声之外，并不能把熊孩子怎么样。

为了让二舅少受欺负，小时候我跟好几个熊孩子打过架，但性格绵软的我，根本不是熊孩子的对手，经常被他们打得鼻青脸肿，二舅也只能在一拨又一拨的熊孩子手里继续丧失着尊严。

当我懂事后，我就暗暗发誓，在我结婚时，一定要郑重其事地把二舅请来坐在上席，为他敬两杯酒，让他品尝一次新鲜热乎的美味佳肴。

遗憾的是，这个愿望我永远也无法实现，在我结婚的前一年，二舅永远地离开了他的亲人，把自己的生命长度定格在了49岁。

跟二舅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11年中秋，当时，正值宝鸡农村的老家收核桃之际，那年的核桃是一个丰收年，我正好工作不忙，就从西安赶回老家帮忙收核桃。两个多月后，在那个冷风如刀的寒冬，二舅向死神妥协了。

采收完自家的核桃，去给小舅家帮忙，发现他们家采收来的青皮核桃堆积成几座小山，二舅、小舅、小妗子三人正坐在核桃堆前，挥舞着木棒褪青皮，5岁的小表妹蹲在晾晒的核桃前玩耍。缩在板凳上的二舅的身形看起来更加消瘦，脸色灰暗，牙齿掉落一半，头发几乎全白。当他站起来放松筋骨时，似乎还能听到他老牛一样喘着粗气。

给小舅递上一支烟点上火，发现二舅用异样的眼神看我，我指了指手中的烟盒，二舅哇啦几声，试着给他发了一支，把燃着的打火机凑近，没想到他吸着了烟，随即被呛得咳嗽了几声。他对自己的咳嗽似乎并不在意，只是嘿嘿嘿傻笑几声。

这是我今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二舅敬烟。

忙活到下午两点，发现他们三人没有要吃午饭的意思。小舅掏出十元钱对我说：你饿的话去村口的农家乐吃碗面，我们把这堆核桃褪完再吃饭。

农忙时节，农村人顾不上吃饭是常有的事。

边抽烟边休息时，母亲打来电话喊我回家吃饭，我正好告辞。

二舅入土后，我问母亲二舅去世的原因，母亲只是说他病逝了。

后来，从别人的叙述以及自己的分析里，我觉得二舅应该是长期饥一顿饱一顿，吃饭热一顿凉一顿，导致患上严重的胃病而离世的。

前年冬天，有事回了趟老家，借机拿着纸钱去二舅坟前。只不过十年光阴，他栖息的地方已经被荒草包围，坟堆小得如同地面鼓起的包。若不是母亲和姨妈给我引路，我肯定找不到地方。

如今，时光模糊了所有人的记忆，二舅的姓名、音容笑貌和爱恨情仇早已跟大地融为一体。除了几个亲友偶尔还会提起他之外，几乎没有人再说起他，他的死亡轻得如一缕微风，一粒尘埃。

每个人最终都会走向虚无，一些幸运的人会留下姓名，只不过他的一生已经被历史稀释得看不到本色，在真真假假中留下许多传说。对这个世界来说，二舅究竟有没有来过？他留下了什么又带走了什么？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哲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