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进酒，杯莫停：如何打开一场“粟特风”的饭局？｜新知

文博时空/文 文博时空 作者 重光 天宝九载（750），当诗人岑参结束安西出使，东归途中经过酒泉时，得到酒泉太守的热情款待。夜宴之上，鼓声隆隆，胡笳悠扬，酒泉太守拔剑起舞。边地戎旅间的宴会，在场所有人的思绪都被带到了家乡，席间不时有人擦拭眼角的泪花。岑参显然被这气氛所感染，酒气氤氲中，他挥毫写下一段七言：

酒泉太守能剑舞，高堂置酒夜击鼓。

胡笳一曲断人肠，座上相看泪如雨。

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

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归叵罗。

三更醉后军中寝，无奈秦山归梦何。

根据岑参的这首《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我们可以窥见这场宴会的细节：参与宴会的人都端着叵罗，喝着交河美酒，吃着烹炙的犁牛、野驼肉，听羌儿胡雏伴着琵琶长笛高歌。显然，这是一场“胡”风十足的宴席。不仅仅是这一场宴会，整个大唐都深深受到来自“胡”的影响。

粟特入华迁徙路线图（图源：《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

翻阅史料，我们知道唐人眼中的“胡”主要指粟特人。这些主要生活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地区的人群是一支历史悠久的民族，他们信仰琐罗亚斯德教（中国的史籍称“祆教”），在历史上以善于经商闻名。粟特人从未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强大政权，但他们却依靠地处丝绸之路的主要干道这一地利，在中古时期长期控制东西方贸易，对欧亚大陆各文明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东汉以降，不断有粟特人群徙入中原，北朝、隋唐时期，华北各地大都已有粟特人的身影。粟特人不仅从事商业活动，还积极入仕中央或地方官府。虽然宋代以后，粟特人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他们给中华文明带来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

安伽墓围屏·野宴商旅图（图源：《西安北周安伽墓》）

作为商业民族，粟特人尤其对古代中国的物质生活影响深远。他们给中原王朝带来众多充满中亚气息的器物与风尚。宴会，就是其中一个能够集中展现“粟特风”的重要场合。玄奘法师在西行路过粟特地区时，记录粟特人“虽富巨万，服食粗弊”。但现代考古发掘的成果足以让我们对这一记载产生怀疑。地下出土的文物与壁画展现了粟特人不少豪华盛大的宴饮场面。不仅是诗人为之倾心，整个大唐的贵游都为其所吸引，以至于《新唐书》写道“贵人御馔，尽供胡食。”

那么，一场“粟特风”的饭局，究竟有哪些令人垂涎三尺的要素，引得唐人如此神往呢？

01

酒肉朵颐：令人食指大动的粟特美食

在唐人眼中，肉类并非可以随便享用的食物。唐诗中有“此地日烹羊，无异我食菜”，“长安从富儿，盘馔罗膻荤”等语，可见在唐人的观念中，只有富人才能食用荤肴肉馔。但生长在内亚草原的游牧民族情况则大不相同，其肉类供应量要胜于农耕人群。粟特地区多是绿洲王国，其可食用肉类资源也较中原内地人群为优。

西安北郊发现的北周安伽墓，是目前发现有确切纪年的最早一座粟特人墓葬。墓主人安伽是入华粟特人的聚落领袖——萨保。由于粟特人传统的葬俗为天葬，早期入华粟特人基本没有墓葬遗存，所以安伽墓作为较早采用中国式土葬的入华粟特首领的墓葬之一，为我们了解粟特聚落的内部情况，宗教信仰及物质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安伽墓志拓本（图源：《西安北周安伽墓》）

安伽墓石榻围屏复原（图源：《西安北周安伽墓》）

安伽墓中蕴含信息最为丰富和集中的文物就是这件围屏石榻，上面也绘有多幅粟特人宴饮的场景。其中有一角落绘制了烤肉者形象（见下图），一个胡人面对圈足火盆，手持长条形的刀子，正在切分盘中的肉类食物。而各种肉类中，似乎粟特人最为钟爱羊肉。在塔吉克斯坦穆格山出土的粟特语文书中，有一份八世纪初的肉账，残存十一行文字，记录了一位粟特人在某年九月十三日至十月八日的时间里，取羊六次，共宰吃母羊十二口和公羊两口。

安伽墓围屏·烤肉者形象（图源：《西安北周安伽墓》）

粟特地区粮食作物多为大麦和小麦，因此其主食以面食为主。而唐代盛行的“胡食”中，也以胡饼最为流行。大概因为胡饼是粟特人生活中最常见的食物，在粟特人墓葬中的绘画上基本看不到胡饼的图像。但是得益于新疆地区干燥的气候条件，在考古发掘中竟出土了面粉制品的实物。如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唐代宝相花月饼，以小麦粉为原料，模压成型，烘烤制成。月饼整体呈圆形，表面的宝相花纹轮廓清晰，造型精致。此外阿斯塔那墓地还出土有多种形制的面食点心，做工精美，各有匠心。

吐鲁番阿斯塔墓地出土宝相花月饼

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各类面食

宴会上有飘香的烤肉，小巧的点心，又怎么少得了美酒呢？何况粟特人酿制的葡萄酒是有名的佳酿，在汉唐时期风行中国。太原发现的隋代虞弘墓，墓主人虞弘出自中亚鱼国，历仕北齐、北周、隋三朝，曾“检校萨宝府”，职掌来华外国人事务。墓中出土石堂上有一幅酿制葡萄酒图（见下图）。图的上部三个男子手臂相挽，载歌载舞，左右舞者手上各抓着一枝葡萄藤，他们上方是葡萄、藤蔓和飞鸟。图案下部则有一人怀抱大坛，正等待着新鲜榨出的葡萄汁，准备用来酿制葡萄酒。

隋代虞弘墓石堂东部南侧图案·酿制葡萄酒图（图源：《胡商，胡腾舞与入华中亚人》）

对粟特人而言，葡萄酒既是敬奉祆神的贡品，也是对外交流的重要商品。因此，“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构成了唐人眼中经典的盛世图景。而葡萄酒的甘美，也深深烙进了唐人的历史记忆中，唐穆宗饮下一杯葡萄酒后，也不由得感叹：“饮此顿觉四体融合，真‘太平君子’也。”

02

金杯共饮：粟特风格金银酒器

酒是粟特宴会上的重要元素，而粟特人的酒器更是宴席上夺人眼球的存在，因为这些盛酒的器皿大多用金银打制而成。常与葡萄酒一起出现的酒器便是“金叵罗”，叵罗是粟特语“碗”“杯”一词的音译。叵罗是粟特人常用的酒器，因材质可分为金叵罗、银叵罗、铜叵罗。虽然至今仍未有考古发掘出可以完全确定为金叵罗的实物，但安伽墓围屏石榻上的宴饮图中（见下图），榻上两人手中所执金色碗具已经被学者比定为“金叵罗”，而榻前供盘上还有三件，为银色，学者推测为“银叵罗”。

安伽墓围屏·宴饮图（图源：《西安北周安伽墓》）

金、银叵罗在中古时期是享有盛名的宝物，龟兹王白素稽就曾进贡银叵罗给大唐皇帝。从北齐神武帝高欢到唐玄宗李隆基的御宴上都曾见此物的身影。李白有诗曰“葡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吟咏的正是这件殊方异物。

从图中不难看出，叵罗容积较大，要是连饮数碗对酒量可是不小的挑战。岑参醉卧军帐，大概也与之有关。而高足杯则是粟特人常用的另一种容量较小的酒器。隋代李静训墓中就出土有一件金制高足杯，圈口，杯腹为弧形，外壁焊有一圈凸弦纹，下接高足，是考古发掘所见最早的金高足杯之一，被推测可能即粟特地区的舶来品。

安伽墓围屏和唐代房陵公主墓壁画则让我们能够知晓其拿持的方法：即用拇指和食指持住杯足部位。可见北朝隋唐时期，粟特人不仅为中国带来了新的酒器，还带来了充满域外风情的饮酒文化。入唐以后，高足杯迅速传播流行开来，成为最为普遍的饮酒器具。

李静训墓出土金高足杯

安伽墓围屏·奏乐宴饮图（图源：《西安北周安伽墓》）

房陵公主墓壁画·提壶持杯侍女图

除了叵罗和高足杯，粟特人给中国酒器带来的又一巨大影响当属各种各样的“金银带把杯”。这些带把杯大多杯体较深，底部有圈足，其突出特点就在于杯的口沿至腹部有各种形制的把。把的上部有指垫，下部有指鋬，用手执杯时手感舒适，携持稳定。

金银带把杯并不是中国传统器物造型，在唐以前只有一条模糊的线索，那就是汉代的一种小型饮器——卮。卮的整体造型与唐代金银带把杯有些接近，但考虑到卮在汉代并不多见，相关带把器物在汉晋时期缺乏实例，很难与唐代带把杯直接建立起演变联系。

鎏金铜框玉卮 南越王博物馆藏

这件玉卮由鎏金铜框为骨架，镶嵌9块青玉片组成杯身，底部为一圆形玉片，三蹄足。盖为修漆木胎，周边镶嵌三个弯月形玉饰，顶部原有一对立纽，现已缺失。杯侧附有一玉制单耳鋬。铜框外表皆刻勾连菱纹和云鸟纹，玉片则外表饰勾涡纹，内面平素。

齐东方教授在《唐代金银器研究》一书中将唐代粟特式金银带把杯分为三组，分别是粟特制品，粟特工匠的制品，中国制品，以此可见粟特带把杯对中国酒器逐渐深入的影响。何家村窖藏中的素面罐形带把银杯被认定为粟特银器。这件银杯充分地体现了粟特银器的一项重要特征，即器体轻薄，采用锤揲技术，相较之下中国传统金银器主要是采用铸造技术。该杯小口，束颈，圆鼓腹，圆底，圈足，腹部焊着上有平鋬下有钩尾的环形柄，通体光素，明显属于中亚造型系统，而在唐代金银器中找不到相似的造型。

素面罐形带把银杯（图源：《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

与素面罐形带把银杯相比，这件伎乐纹八棱金杯则显得杯身厚重，从口沿处的缺失部分观察漏出的胎体，可知该杯应当是铜胎铸造成型，再通体鎏金。该杯八棱形，侈口，杯壁稍有内弧，下部由横向内折棱处内收，下接八棱形圈足，足底为一圈联珠。杯壁的环形把由联珠组成，上有浮雕装饰的平鋬，杯身的八面各饰有手执乐器的乐工，折棱处饰以联珠纹。从其装饰风格和杯身人物的服饰发式等特征上，都透露着浓郁的粟特风格，因而综合其工艺及形制，该杯被认为是粟特工匠在中国制作的珍品。

伎乐纹八棱金杯（图源：《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

杯身八面各饰有手执乐器的乐工

下面这件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则被认为是中国工匠在充分吸收粟特等外来文化后进行的自我创新。这件银杯呈八曲葵口，口沿刻出一圈联珠，杯身刻出柳条为界分出八瓣，下部饰以莲花瓣托起杯身，瓣里又有忍冬花，下接八棱形莲瓣纹圈足，足底刻一周联珠。杯身同样附有环柄，上有平鋬下有勾尾。杯身的八瓣内绘制四幅男子狩猎图与四幅仕女游乐图。该杯的环柄和连珠纹等特点仍保留着明显的粟特风尚，但褒衣博带的仕女图以及缠枝花雀等纹样已足以说明这件银杯产自中国。以这件银杯为代表的饮器当属中国的创新样式。

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图源：《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

03

胡乐与胡腾：粟特人的歌舞艺术

酒过三巡，正是眼饧耳热之际，粟特人的宴席上永远少不了歌舞欢笑。虽然生活的场景早已消散在历史长河中，但古人镌刻在石头上的绘卷为我们留下了这些动人的场景。虞弘墓出土石堂图像多有表现宴饮中的歌舞画面。下图中是两位正在进行演奏的粟特男子，一人弹奏琵琶，一人吹奏横笛，正在合奏的两人都是陶醉其中的神情。

隋代虞弘墓石堂图案（图源：《胡商，胡腾舞与入华中亚人》）

而这一画面中的男子，赤裸上身，颈戴项圈，右手举着一个角形器吹奏。这种乐器往往用兽角制成，为军中使用的吹奏乐器，所谓“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可以想象其音色之苍茫雄壮。

隋代虞弘墓石堂图案（图源：《胡商，胡腾舞与入华中亚人》）

随着乐声逐渐激昂，粟特人就会跳起著名的胡腾舞，将宴会进一步推向高潮。胡腾舞，又叫胡旋舞，“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张庆捷教授认为胡腾舞以男子为主，动作主要是双腿踢蹬腾跳；胡旋舞以女子为主，动作则多是身体急速旋转。但总体而言，二者仍属同一系统的舞蹈，节奏鲜明欢快，风格刚劲有力。白居易《胡旋女》一诗写道“胡旋女，出康居”，可知这一舞蹈艺术即出自粟特。历史上最有名，最奇特的“胡旋舞表演者”当属安禄山。史书记载这位“重三百三十斤”的人在唐玄宗面前竟能“作胡旋舞疾如风焉”！

那么胡腾舞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仍然是虞弘墓石堂图像为我们提供了极具代表性的画面（见下图）。图中舞蹈的男子深鼻高目，是典型的胡人形象。只见他双臂上下翻动，身首扭转，肩上帔帛与腰间软带在空中飘舞，正是诗中“跳身转毂宝带鸣，弄脚缤纷锦靴软”所描写的那样，典型的胡腾舞场景。

隋代虞弘墓石堂图案（图源：《胡商，胡腾舞与入华中亚人》）

安伽墓围屏中也有相似的舞蹈画面。舞者双手相握举于头顶，扭腰摆臀，抬起一只脚，翩然起舞，神态自得，学者也将其比定为胡腾舞。舞者身旁是跽坐在地毯上的乐人，或怀抱琵琶，或吹奏横笛，可见这是胡人乐舞最常用到的乐器。人物间点缀着的各式酒器和装满珍馐的器皿，都清楚地表明这一画面的宴会性质。

安伽墓围屏·舞蹈者形象（图源：《西安北周安伽墓》）

安伽墓围屏·舞蹈图（图源：《西安北周安伽墓》）

安伽墓围屏·奏乐舞蹈图（图源：《西安北周安伽墓》）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实物展现出的粟特“饭局”绝非玄奘所称的“服食粗弊”。富有的粟特人在宴席中大量使用金银器皿，他们大口喝酒，大口吃肉，随着欢快激昂的音乐，跳着令人目眩神迷的舞蹈。难怪从诗人到帝王都会被其所吸引，这使得隋唐时期以降，中原的饮食风尚和食用器具都深深烙上了粟特风格。千载之下，这些场景仍然是那样的光彩夺目。

参考文献：

1、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2、 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3、 王赛时：《唐代饮食》，济南：齐鲁书社，2003年。 4、 陕西历史博物馆等编著：《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5、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西安北周安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太原隋虞弘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 7、 张庆捷：《胡商 胡腾舞与入华中亚人：解读虞弘墓》，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0年。 8、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性质三联书店，2014年。 9、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性质三联书店，2014年。

图片 | 重光

排版 | 小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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