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回忆老战友吴法宪时是怎么说的？

张爱萍回忆吴法宪：我不能原谅他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时任解放军空军政委的吴法宪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他的老上级黄克诚、邓华提出了批判，他的发言一出，立刻引发了轩然大波。

黄克诚大将晚年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

“对我的揭发中最耸人听闻的是莫须有的‘黄金’问题。提出此事的是空军的吴法宪。这一来又像是爆发了一颗炸弹，会上一片哗然。我一向被认为是清廉、克己的人，忽然间似乎成了大贪污犯，人们倒感到意外。但了解我的同志都不信。”

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张爱萍上将晚年也说：在（新四军）3师时，他（吴法宪）的工作很认真，对人也好，黄（克诚）特别信任他，他和黄克诚的关系也很密切。但这次实在是出人意外……开始两天很冷清，一般性的表表态。吴法宪的揭发像个重磅炸弹，气氛一下子改变了……我想不到这个人会变得这样无耻，我不能原谅他。

回到家后，张爱萍依旧愤愤难平，对夫人李又兰说起了这件事，张爱萍说：“吴胖子到空军去这才几年啊，怎么就学得这么坏？”

张爱萍夫妇和吴法宪夫妇在战争岁月里曾共患难过，有很深的交情，李又兰听后感到很惊讶，在她的印象里，吴法宪是一个对人诚恳的人，怎么突然就变了呢？

吴法宪本名吴文玉，1915年出生于江西永丰的一个农民家庭。15岁的时候，吴法宪参加了村里的儿童团，后来在红军中担任通讯员，由于粗通文墨，他不久后又成了文书，很受组织栽培。

1932年10月，吴法宪进入中央苏区团校学习，而此时的张爱萍是共青团苏区中央局的秘书长。当时吴法宪才17岁，个子不高，白白胖胖，性格活泼，大家都喜欢带他一起玩。比他大5岁的张爱萍就是在这个时期认识的他。

后来吴法宪作为115师685团政委东进山东，张爱萍也率领人马进入了皖东北创建根据地，在此期间，吴法宪帮过张爱萍很大的忙。而且吴法宪的夫人陈绥圻和张爱萍的夫人张又兰是很好的朋友，曾有过一段生死相伴的经历。

庐山风波后，原本关系亲密的两家人形同陌路，张爱萍夫妇每次谈起这件事，总会陷入深深地叹息。

吴法宪为何攻击黄克诚和邓华？

吴法宪为何要造谣老首长黄克诚呢？

按照吴法宪的回忆，当时大会在讨论黄克诚的问题，一开始他并没有发言，但有的人看他不说话，就说：你跟他在一起工作那么长时间了，了解的事情不少，怎么不讲？“我一看，大家都在积极发言批判，我如果什么话也不说，肯定是过不去的。”

所谓“黄金问题”，指的是1945年9月，中央命令黄克诚率领新四军第三师前往东北（当时吴法宪为三师政治部主任），离开苏北前，黄克诚把部队所存的边票兑换成了黄金，带到了东北。

边票本来就是一种只能在当地使用的货币，一离开苏北就用不了了，而且大军出动，建设根据地，改编部队都是需要钱的，把它们换成黄金是很正常的。

这笔黄金在东北没有花完，平津战役后不久，黄克诚出任湖南省委书记，考虑到湖南之前是革命老区，烈士很多，又是新解放区，黄克诚便把剩余的黄金带到了湖南。这笔款项的挪动当时经过了李富春同志的批准。

黄克诚用这笔钱救济了不少烈士遗孤，随着湖南经济条件的好转，湖南本省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也就不需要这笔钱了，黄克诚便把这笔钱上交给了湖南省财政部门。

这些操作合理合法合规，但到了吴法宪的口中，却成了黄克诚有一个随身携带的“小金库”，从苏北带到东北，从天津带到湖南。

吴法宪说黄克诚犯了“本位主义”的错误，说到最后，他还对老首长黄克诚拍了桌子。

这年11月，中央派工作组到长沙审查此事，负责管理这笔钱财的翁徐文将自己保存多年的账簿和单据都拿了出来，其中有一张签名盖章的收据，是翁徐文派人将74根金条（每根10两，共740两）送缴上级主管部门时经手人写的。还有一张陈烨缴来黄金867两、银元2133元的收据，上面签着经手人王之庆、引证人翁徐文的名字。还有李富春给翁徐文表示同意他们处理黄金意见的回电稿，以及1949年9月湖南省财委收到黄金的收据。

这些事实证明，黄克诚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任何徇私，但此事对他造成的伤害却已不可挽回。

吴法宪晚年解释说：自己当时想的是，通过揭发“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既让自己安全过关，也不会对黄克诚造成什么大的伤害。但他没有想到事情会朝着不受他控制的方向发展。对于自己对黄克诚造成的伤害，“我每当回想起这件事，总是感到深深地痛心和内疚。”

“我认为，黄克诚是位好领导，好老师，尤其在个人品格方面，是我学习的榜样。对于他的一生，我们党中央已经在对黄克诚同志的悼词中作了公正的评价，我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愿他的在天之灵，能原谅我在他生前曾有对他有过的不敬。”

1976年以后，吴法宪被送入秦城监狱关押，并于1981年被允许保外就医，送往济南安置。在吴法宪服刑期间，他曾染上重病，身体一度非常虚弱，在他提出保外就医后，是黄克诚既往不咎，同意了他的申请，还把他的夫人陈绥圻送到他身边照顾他。这些举动让吴法宪既感动又惭愧。

在庐山期间，曾有人揭发邓华说，他在沈阳军区担任副司令员时，提出过要组建野战军机动兵团，主管全国性的机动作战，并指出这是邓华“有野心”的表现。

事实上，在全国组建机动的战略预备队完全是出于军事安全的角度考虑的，粟裕大将在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时也曾提出过这个建议。而且后来中央军委从战备的角度出发，也确实建立了粟裕、邓华当年建议的部队。

邓华将军

吴法宪在红军红一军团时，长期都在邓华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们也有过一段合作，关系处理得都很好，但这次吴法宪被找去作证，他却没有为邓华辩护，只是说了邓华确实提出过那个建议，侧面坐实了邓华的“野心”。

应该说，吴法宪的选择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李德生质问吴法宪：你犯了什么错，难道不应该好好想一想吗？

吴法宪的儿子吴新潮曾说：父亲是林彪的人，这是一定的，除了正常的工作关系，更重要的是“山头”，一直可以追溯到井冈山时期。父亲第一次反围剿就在红一军团，受林彪直接领导。

吴新潮的这个说法是有依据的。

林彪有一儿一女，林立果和林立衡，都被林彪安排在空军。1969年，林立果在叶群的安排，吴法宪的操作下进入空军，担任党办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林立果到空军工作后，吴法宪的妻子陈绥圻（也是吴法宪的办公室主任）打电话通知空军的各部部长陪同林立果一起参观、介绍情况。这显然已经超过了一个副部长的待遇。

曾任空军作战部部长的鲁珉回忆：吴法宪害怕林立果，不敢得罪他，但他又只想在背后、在林立果一伙人面前吹他。

吴法宪曾在林立果一伙面前说：“多了解空军的情况，多向林总汇报，你代表林总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是严重违背组织纪律的话。

鲁珉认为，吴法宪的意思未必真的是让林立果指挥一切，因为他这个人平时说话就不严密，没准头，这可能只是他为了讨好林立果讲的。

但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听到这句话后，立刻就抓住了机会，跑到空军常委办公会议上传达。这一传达，吴法宪就被搞得非常被动了。

会议结束后，吴法宪抱怨说：这是我在下面讲讲的，没有要你们传达嘛！

但他已经落下了话柄，周宇驰回答：吴司令既然讲了，那我就给大家传达嘛！搞得吴法宪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九一三事件后，李德生将军代表中央去空军调查情况，看到这次会议记录后，李德生气愤不已：作为空军一级党委，竟然把空军的指挥大权，拱手交给一个新参军的学生，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副师级的干部，实在是闻所未闻。

吴法宪在空军常委会议上检讨说：自己讲话“放了卫星”，被他们抓住后大肆宣传。然后他采取了“拖”的办法，打算11月开师以上干部会来解决。

这个解释是无力的。

李德生说：“你说你只是放了卫星，虽然没有发文件，但现场会是开了，影响是传出去了。这个会，是以空军的名义召开的，你是以空军司令员、党委书记的身份讲话的，它的恶劣影响已经形成了。这个会，准备一年多了，你们党委是有责任的。无论从组织上、政治上看，你们背着党中央，把我们党领导的空军大权交给林立果，这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呢？难道不应该好好想一想吗？”

李德生的责问是有力的，吴法宪无法回答，报以沉默。他的行为已经不仅仅是犯错，而是犯罪了。

虽然吴法宪吹捧林立果，但林立果还是对吴法宪看不上，一个小辈竟然叫长辈“吴胖子”。这是林立果的一贯作风——在空军里，大家对老司令员刘亚楼，大家都很尊重，但林立果也是一口一个“刘亚楼”，惹得众人侧目——那可是跟你父亲同辈的老将军啊。

回顾吴法宪的一生，从15岁参加革命，跟随党中央一路出生入死，转战南北，为建设人民解放军、创建人民政权奋斗了半生。

他有过不小的功劳， 比如在东北期间，吴法宪担任政委的二纵是东北野战军的王牌，这支光荣的部队参与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辽沈战役，歼敌数量位居东北野战军第一。

二纵还是最先攻入锦州和沈阳的部队。打锦州的时候，2纵是攻坚部队之一，当时林彪拿着望远镜，看着2纵的战士们前赴后继，死伤非常大，久经战场的林彪都为之动容，竟把望远镜掉了，还连说了3句：“好部队……”

作为一位早年间曾出生入死、战功卓著的将军，吴法宪在他政治生涯的末期干出了一系列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这是令人叹息的，同时也是值得人们警醒的。#图文万粉激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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