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0月的庐山会议会后,成都军区第一副政委,开国上将阎红彦调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责任担子都更重了。
阎红彦
他上任后不久,便开始到政府各部门调研,跑基层了解实际情况。一圈下来,心情是非常沉重的,浮夸风实在太严重了,必须制止了。他决心改变这一切,便召集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开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谈了自己的想法。
可是,他的想法一出,大家都惊呆在那里。有同志立即提醒他说,庐山会议刚刚结束,现在全国的形势大家都是了解的,恐怕云南这样干的话,就会成为出头鸟了。因此,同志们都善意地提醒他说,这样做可能不太妥当。
谁知,阎红彦听后立即火了,直接对这名同志说:“屁话,吹牛不管死活,老百姓饿死了,谁管!”
右一阎红彦
说到这里,他长叹了一口气,对在座的同志说,这些天他做了大量的调查,再这样搞下去,老百姓都活下去了。说云南在年初提出的基本实现公社化,非常不现实。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实行“大炼钢铁铜”、“大购大销”等举措,搞得云南经济都快崩溃了,吹牛吹上天,数量越来越大,老百姓却越来越吃不饱,还有人拥护我们嘛。
因此,他决定,云南实际情况特殊,少数民族群众多,地理环境不好,现在必须实事求地发展生产,先解决好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其他的问题都是次要的。
他还大胆地讲道:“我们的制度千好万好,没有饭吃就不好。我们的政策千正确万正确,不能发展生产就不正确。”
阎红彦下基层调研
实际上,在如此特殊的形势下,阎红彦做出这样的决策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他刚刚参加完庐山会议,是不可能不知道会议风向的,彭德怀同志所遭遇的一切,他也不可能看不到。就像前面有同志劝他一样,如果跟不上国内形势的“主流”,那是真有可能成为出头鸟的。
但是,阎红彦是横下一条心这样干了,比起他个人的政治前途,老百姓的吃饱饭的问题更重要,他别无选择,中央把他放到这个位置上,那就要对云南的老百姓负责。
当然,阎红彦的工作风格也是这样的。每到一个地方,工作都是风风火火,眼里容不得沙。前面他在四川担任副省长时,就因为基层上报了亩产三万斤的情况专程去查看。结果发现,这明显是在造假,他们就是把一片已成熟的水稻,都拼栽在一块田里,既不是亩产,实际上也没有达到三万斤。
阎红彦简直是暴怒,说这样搞高产,是要搞死人的。紧接着,他下到仁寿县查看情况,结果发现,很多老百姓都是下肢浮肿,问当地县委干部,这是怎么回事。
阎红彦(右四)与周总理、宋庆龄等人合影
干部支支吾吾的地说,这是水土的问题,都得了这种水肿病,已经派医生看过了,很快就会好。谁知,这个说辞根本骗不了阎红彦,他怒斥县委的干部撒谎,这明显是饿的,硬说是水土的问题。阎红彦只能让省里想办法,调来了一批粮食,暂时解决了老百姓饿肚子的问题。
因此,他到了云南之后,下定了决心要解决这些问题。甚至当时办的公共食堂,他都说“能办就办,不能办就解散。”
后来,阎红彦就当前云南的现状,特别是他结合调查研究的实际结果,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委婉地表达了当时云南所处的困境,指出了一些政策制度上的缺陷,强调了这几年中央在农村的政策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值得欣慰的是,毛主席看过他的这封信后,不但没有责怪,反而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在信上批示说,阎红彦敢于讲真话,到了云南后实事求是地开展工作,采用的调查方法也是科学的,将此信批转了各省学习借鉴。
阎红彦给周总理演示嫁接
后来,云南在阎红彦的主持下,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粮食产量创造了历史新高,生猪养殖达到了全国最高……他主政云南的这一时期,也被老百姓称为云南的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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