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耕耘·桃李争鸣：记中国优秀作家任勇

他用十年时间培养出了近百名优秀的文化管理干部；他用十年时间领衔出了两百多名专业作家；他用十年时间独立撰写了近三百万字的北魏系列文化丛书；他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作客友情讲座近六百余场次；他为北魏文化的夯实和普及与为大同的文化事业创下了丰功伟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师者！传道、受业、解惑。目前，大同的专业作家犹如雨后春笋般在茁壮成长！同时也为省级、国级的文化战线输送了多层次的无数文化写作人才，多人曾受到了省级、国级的表彰和深度的提携以及资励。

他就是任勇：大同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各类报刊发表作品200余万字，出版有散文集《未必出行》、随笔集《一叶菩提》、《家长里短》、小说《黄花女人》同期被改编为同名电影拍摄并上线，还有长篇人物传纪《冯太后传》、长篇系列文化散文《这就是北魏》、长篇报告文学《火山红，黄花黄》（合著）。

近日，任勇同志又为“平城鹿苑”做了一次专题讲座，同时任勇同志也为“平城鹿苑”撰写了一部学术性文稿，该文稿的传阅律和阅读量极高！已经在业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时，这篇文稿也为大同的文化事业又增添了一笔浓墨重彩的文学芳华。

每当我们谈起大同，就不能不说起云冈！同样在任勇同志的笔下，云冈的文化亦是新颖而渊博的！任勇同志对于云冈及其精神与情感是这样说的：

首先是“人生里没有如果。”「如果我出生在1960年到1962年，那会怎么样？全家人每天吃不上一顿饱饭，母亲怎么会有足够的奶水把我养大？然而我却出生在它的前一年1959年的7月，那时候家里还勉强能吃饱饭，母亲和父亲看着嗷嗷哭泣的我，笑了。我在全家人的笑声中，在母亲的怀抱里停止了啼哭，享受着人生最初的幸福。这种笑声和幸福，并不能预示什么。人的一生，只有在不断的磨炼、摔打，在各种风风雨雨中成长、感悟。

所有的人都与我一样，从出生那天起，就开始了人生的拼搏，或者说是人生的享受，为了生存，或者说为了发展。拼搏与享受，其实是一回事儿，是人生态度的两个方面。前一段时间，我去了一趟扬州市高邮。高邮，那是地道的江南水乡。都说烟花三月下扬州，而我们去的时候是潮湿的，一天到晚几乎没有温差的水乡。大同六位作家高邮之行，是因为其中宋志强先生新书《念念不忘汪曾祺》的分享会在高邮举办。高邮，是文学大家汪曾祺的故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一方文化。北方人在酷暑期南下水乡高邮，有诸多不适。而这些不适，很快就被高邮的浓烈的文化气息所取代。我也算一位汪迷，与其说我对汪老的文学痴迷，不如说我对汪老的人生观更加的佩服。对于汪先生这样的文学家来说，所有的磨难，大大小小的，甚至直接威胁到生命的遭遇，说重点，那就是帮助他成长，百炼成钢的助力。他对此只有感恩，没有没完没了的抱怨。说轻点，每一次遭遇，无非就是给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一个素材而已。这就是所谓士大夫精神，文人雅士的精神。

高邮人大打汪曾祺的文化牌，几乎做到了极致。汪曾祺去逝已经二十多年，可是高邮似乎到处都有汪曾祺的影子，商店、茶馆、饭店等，更有社科、文学、教育等等部门都有汪老的招牌。我在一家即将更名为“汪曾祺学校”的小学门口，顿足思索。

每想到此处，我的念头一下子就回到了大同，高邮的老先生汪曾祺，就好比大同的云冈。我在想，高邮组织了一个全国文学人踊跃参与的“汪迷部落”，远去的汪曾祺先生，为高邮搭起了无数座桥，无数的汪迷不论春夏秋冬，都会来到高邮。我们的云冈，那是世界文化遗产，而且有一千五百多岁高龄的石窟，如今还在用它的怀抱和微笑，搭起了无数座与世界各地联系的桥梁，这座桥是文化的、雕塑的，也是佛教的、哲学的，更是人生的、灵魂的。

我们大同市作家协会与云冈研究院紧密合作，曾组织三十多位作家，一对一地采访、挖掘每一位当代云冈人的内心世界，从学术角度，从工作角度，从艺术角度，更要从生活、人性、情感和思想的角度。合作已成现实，作家们都是兴奋不已。因为我们是大同作家，我们都有着“云冈情怀”。」

是啊！若是没有人文情怀何谈文化未来，何谈文化传承！一位女作家说：“我采访的对象，是我的一位同学，我知道她这些年一直都在云冈画画，而且搞出了不少具有云冈艺术的文创。这次采访创作，伴随着彼此落下的泪水，我才渐渐明白我们以前只是闺蜜情、同学情，从今天起，我们建立了一种文化情、艺术情。我要走进她的云冈。”

一位六零后作家说：“我以前看大佛，都是匆匆而过。这次，我与被采访对象一起站在大佛前。我才真得看到了大佛的微笑，而且走远了回头再看，大佛依然望着我，还有笑容。”

任勇同志常说：“1973年，周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参观云冈，才正式拉开了保护云冈石窟的序幕。那一年，我还在欢迎外宾的学生队伍里，看着周总理和外宾们乘坐的汽车，一辆又一辆从眼前缓缓驶过。只知道周总理陪着西方的大总统来大同，不是为了煤炭，而是为了云冈的大佛。见多不怪，我们丝毫没有察觉到那时候云冈石窟有什么不对劲。可是总理看到了，如此珍贵的文化遗产正在遭受苦难。周总理在三年之后因病去逝，当时他已经多病的身体，并没有给他于国于民深深的忧虑和沉重的责任，按下暂停键。”

任勇同志介绍说：「拓跋鲜卑人，是东胡的一个分支族群。嘎仙洞不是他们的发祥地，也不是他们唯一的生存、繁衍之地，只是他们集中起来，商讨如何能让族员们生存下来，不得不决定下山远去，另谋出路的“会议室”。那么多部落都在鲜卑山上，哪里会有足够的野生动物，让他们猎取、食用，有的只是相互之间的搏杀。拓跋上马，哪里是一朝一夕一闪念？一路向西，再向南，不过是他们在二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为了生存，在生存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再不断地打仗，不断地融合，不断地迁徙，最后得以不断地壮大，从无奈到远虑，从小部落、小联盟到建立大代，再从长城以北的牛川、盛乐，再到长城以南的平城，改代为魏，立下远大目标，一统大北方，甚至一统华夏。

这才有了外来的佛教，在北魏的舞台演出兴盛、被灭和复法的几幕惊险史事。才有了灭佛之帝王太武帝被害、太子晃早逝、皇孙拓跋濬登基。也才有了佛教复法，马识善人，请回高僧昙曜，在武州山凿山开窟，雕塑大佛，在孝文帝时期和迁都之后，石窟艺术再掀高潮，给后人留下世界级文化遗产的故事。」

大同市作协：赵富

笔名：慕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