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和他的文朋诗友

章太炎：心甘情愿成为“瓮中之鳖”

杜月笙虽然是上海滩黑道老大，一手遮天，但他早年却是小混混起家，没读过书。成为黑老大之后，他极力“转型”，努力实现流氓“文人化”。他要求自己手下不能再穿流氓传统的短打装扮，而要一年四季衣着整洁，说话也不能爆粗口，一定要给人以斯文、儒雅的印象。除此以外，杜月笙还利用各种机会结交文化名人，动之以情，还之以礼，努力漂白自己的黑老大背景，力争成为一个有头有脸有文化的正派人。他的种种行为传出去后，有一天他收到一封来自苏州的信。拆开一看不禁喜出望外，写信给他的是当时红透半边天的文化大师章太炎。

章太炎是名满天下的反清革命家、满腹经纶的国学大师。杜月笙早在初入上海卖水果为生时就知道他。随着他投靠帮会头目黄金荣而发迹成为帮会首领，章太炎的人生也一路起起落落，早年因参与维新运动被通缉，四处逃亡。后来又因为邹容的 《革命军》 一书作序而触怒清廷，被捕入狱。出狱后，被孙中山迎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从此成为革命党。

革命党只是章太炎的标签之一，他一生潜心学术，在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学等诸多方面都取得卓越成就。晚年居住在苏州讲学，弟子众多，名望极高。本来他也不想结识杜月笙这样的黑道大佬，可是命中注定让他与这个炙手可热的流氓大亨成为相见恨晚的知己。

事情的起因是章太炎的侄子居住在上海租界，辛辛苦苦攒了点钱财，好不容易买下一小块地皮造了房子。刚住进去才两年，就有人过来说那块地皮是他家祖上的，要收回，并且拿出不知真假的地契。侄子要出点钱，人家还不同意，一定要他将楼房拆掉，赶紧走人。那人三天两头上门闹事，侄子心乱如麻，找律师去法院也没有任何结果。眼看着房子就要被人收走，侄子只好哭丧着脸来苏州求叔叔章太炎。

章太炎当时年事已高，虽然空名很响虚名很大，但都是镜花水月，在只认权势和金钱的上海滩没有一点办法，他到处找人托关系，钱财花掉不少，却没有一点用处。

房子就要被人收走了，有人点拨他去找找杜月笙，说杜对文化人一向敬重有加，或许肯为他帮这个忙。还说在上海滩地面上，没有他杜先生办不成的事。

章太炎打心里不愿给杜月笙这样的黑道大佬写信求援，但事到如今也没有别的办法，章大师只好硬着头皮给杜月笙写了一封信。

信寄出后才五天，侄子就打电话告诉他，由于杜月笙先生出面，房产纠纷和平解决了，皆大欢喜。

章太炎很开心，由衷地感到一阵轻松，正打算写信向杜月笙表示感谢，谁知道杜月笙竟然轻车简从到苏州来看望他了。

那是个秋日的午后，在章太炎寂寞的门庭外，忽然停下一辆汽车，三个男人鱼贯而出。后面两个提着沉甸甸的礼品，走在前面的那个男人朝惊诧的章太炎伸出手来：“鄙人杜月笙，前来拜见章大师。”

章太炎十分感动，忙引进清贫的居室，让学生泡茶敬上。杜月笙一脸谦恭，像个规规矩矩的学生一样坐在章太炎面前，然后一五一十向他汇报解决他侄子房产纠纷的经过及结果，并说如果章太炎对结果不满意，他可以把此事推倒重来。

章太炎连忙阻止并连声感谢，杜月笙把自己对章太炎的景仰之情叙说一番，接着两人又对当下局面进行了交流，杜月笙面带微笑、谈吐谦和，而且话语中不时流露出独到见解和文人气脉，令章太炎刮目相看。如果不说出他的名字，谁知道他是上海滩黑道老大？看他那洁净的衣衫、斯文的举止，还以为他是某个大学的先生或某家报馆的编辑。

章太炎嘱咐弟子们准备晚饭，但是杜月笙执意不从，原来他早就在苏州著名的酒家得月楼订好了晚餐，邀请章太炎和他的一帮高足一同赴宴。

等到章太炎面红耳赤地吃罢回到家，一位弟子告诉他，杜月笙在茶杯垫下面悄悄放了一张两千元的支票。

章太炎心头一热，他手头正紧，这笔厚礼送得及时，既解了他的燃眉之急，又顾及了他国学大师的面子，实在是体贴入微。

章太炎就这样和杜月笙成了极要好的朋友，杜月笙每个月都派人来苏州给他奉上一笔丰厚的茶水钱。

章太炎自然也投桃报李，为杜月笙改了一个更文雅的名字杜镛，并以国学大师的名望为他撰写 《杜氏家谱》。

杜月笙在上海发迹之后，耿耿于怀于自己出身的低贱。章太炎经过一番考证、论证，将杜月笙祖先上溯到帝尧：“杜之先出于帝尧。夏时有刘累，及周封于社伯……其八祖皆御史大夫。”

由此，杜月笙一跃而成为名门之后，不过是后世家道中落而已，这样，谁也不能因门第出身而对杜月笙心存不屑，人家本来就是“帝尧之后”。

有人据此认定章太炎交友不慎，见钱眼开，对章太炎颇有微词。其实作为革命家的章太炎，曾经可谓“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度被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

就是这样一位名满天下的志士，为什么晚年甘为杜月笙效力？一则因为他着实落魄贫困，二则因为杜月笙对他确实满怀虔敬之心。物质诱惑，真情相交，一代大师情不自禁就成为黑道老大的“瓮中之鳖”。

邵洵美：差一点成了连襟

杜月笙是海上闻人，邵洵美也是海上名人，上海滩是藏龙卧虎的大码头，闻人与名人免不了要有交集，更何况邵家家大业大，而邵洵美又是上海文坛的一个中心，他身边聚集了数不清的作家诗人。杜月笙想沾点文墨之气，结识邵洵美是最好的办法。

两人在一个交际场合相识不久，杜月笙就将邵洵美当作知心朋友，渴望和他进一步交往。

他正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就是“八一三”上海淞沪之战。

那时，日军飞机日日狂轰滥炸，街头死伤无数，更多的人流离失所。在第一天轰炸开始后，杜月笙给邵洵美打电话，邀请他住到他家来。

当时杜月笙住在租界，大别墅可以住上百号人。邵洵美家里妻妾成群人口众多，搬家有所不便。

他正在犹豫间，杜月笙主动开着车子带着人手过来帮他搬家，眨眼之间就将邵家老老小小接到杜府，日日好酒好茶招待。

战争期间，到处兵荒马乱，邵洵美的印刷厂停业，杂志也办不成，作家文人全跑到大后方去了，他成天无所事事。杜月笙就在家专门陪他玩，打麻将，喝酒，一喝喝到半夜三更，然后带他去泡澡。

有一天邵洵美心不在焉，杜月笙一眼看了出来，一连追问，邵洵美被杜月笙的江湖义气所感动，道出原委。

原来，他的印刷厂有一台影写版印刷机，是最近从外国进口的，它不但是上海，也是中国最先进最好的印刷机，人们在街上看到的那些画报，全是它印的。现在，他担心的正是这台印刷机会受到损坏。

杜月笙听了，马上打电话叫来一帮兄弟，拿着他的手谕，冒着枪林弹雨到虹口帮邵洵美将那台笨重得吓人的影写版印刷机运到租界，完好无缺地保存了七八年。

整日和邵家人生活在一起，杜月笙看中了邵洵美岳母身边一个梳头姑娘姚氏。几个月后邵家搬离杜府时，杜月笙拉着姚氏要认盛母当娘。盛母以战事烦心等战事平静下来再说为由暂时推托。杜月笙对邵洵美说：“我认下这个亲，是想和你做连襟。”

邵洵美由此与杜月笙结下莫逆之交，两人来往频繁。

杜月笙随着年龄渐长，久经黑白两道，为人处世进入化境，笃信“双赢”人生谋略，即“要想给自己留有余地，一定要给别人留有余地，‘双赢才是人生最完美的境界”。年轻的时候他以智屈人，善用心机，现在他明白要做大事、应付大场面的人必须先具有容物的雅量，是所谓“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他后来捐款捐物成立慈善机构，并成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

他与邵洵美在各自的领域忙碌着，最终在浙江淳安再次相遇。

那时，抗日战争进入高潮时期，杜月笙来到浙江淳安与老朋友戴笠、梅乐斯聚会。久不见面，几位老友难舍难分，就在淳安多耽搁了几天。

有一天晚上杜月笙喝了酒出来上厕所，忽然在走廊一角发现一个蓬头垢面的男人，他起初并不在意，方便完回来看了一眼却大吃一惊，那个人正是邵洵美。

他知道邵洵美向来风度翩翩仪表不俗，何时何地何曾潦倒如此？他忙上前拉住邵洵美的手问他如何流落至此。邵洵美乍见杜月笙也很吃惊，说自己此时是关押在破庙里的犯人。

原来他的二弟邵式军在抗战中竟认贼作父，担任敌伪上海统税局局长，大肆搜刮苛捐杂税，富可敌国，是“孤岛”民众最痛恨的一名大汉奸。

邵洵美认为邵式军的作为是家门之羞，他和三弟邵小如到处筹措资金支持抗日，邵小如甚至前往上海近郊招兵买马，要打游击，把自己的一份家财花得精光。

日本人得到情报后，向邵式军施加压力，邵式军竟然无情无义毒杀了自己的亲弟。邵洵美抚尸大恸，感到在上海实在无法待下去，便决定逃往重庆，加盟抗日队伍。

他坐车经过淳安时，检查站发现他叫邵洵美，是大汉奸邵式军的兄长，认为他形迹可疑，给予关押。

杜月笙当即向戴笠提出放人，邵洵美转眼便从阶下囚成为座上宾。戴笠得知大诗人邵洵美被自己部下关押，当即训斥他们不向他汇报，并马上和杜月笙宴请邵洵美。

酒过三巡之后，杜月笙向戴笠介绍邵洵美乃海上闻人。戴笠说早有耳闻，当即向邵洵美求助。原来戴笠正想培养一批英文口译人才，为此拟成立一个东南外事训练班，而邵洵美是剑桥的高才生，他负责此项目正合适。

邵洵美向来不爱做官，也不想屈就这份职业，他婉言谢绝。戴笠只得吩咐手下派车将杜月笙与邵洵美送往上海。

邵洵美又在杜月笙家住了七天，一直等到身体恢复之后，才回到自己的家。

章士钊：秀才遇到兵，有理讲得清

杜月笙称霸上海滩，除了打打杀杀的黑道手段，他还完全发自内心地敬重文化事业和文化人。这从他与当时名满天下的学者章士钊的交往可见一斑。

杜月笙与章士钊的相识得益于黄金荣的介绍。当时做过北洋政府司法部部长、教育总长的大文人章士钊数度坐牢、数度出狱之后，在上海做律师。以章士钊昔日的声望，做一介小小律师确实有点难堪。

杜月笙得知后，和当年看望章太炎一样，主动躬身前往拜访，并悄悄留下茶水费。

最让章士钊感动的是，有一年冬天大雪封门，章士钊很长时间没有接到一个案子，眼看就要过年了，家里年货也无钱备办。

杜月笙冒着大雪出现，他一个人坐着黄包车过来，跺着脚上的雪说：“在家寂寞无聊，来看看章先生。”

两个人谈了一下午，临走时杜月笙将章士钊拉到附近一家极有名的酒家，要酒要菜，和章士钊痛痛快快喝了一晚上。

外面大雪纷飞，室内温暖如春，热酒穿肠，章士钊在微醺中谈论他的济世韬略，杜月笙听得激动万分，满脸呈红，他觉得章士钊才情盖世，做一个小律师养家糊口确实是屈才，就对章士钊说以后的一应开销都由他来负责，而章士钊只要把学问做好就行。

章士钊以为杜月笙只是说说而已，谁知当晚回到家，杜月笙就差手下送来一车年货和头一个月的薪水支票。

杜月笙说到做到，从此以后他每月都固定给章士钊送来薪水，平时他也不打扰章士钊做学问，隔一段时间他会来请章士钊吃饭，然后耐心听章谈文化，谈社会人生之理，他听得津津有味。

和文化大师们的交往确实提升了杜月笙的精神境界与文化品位，他越来越乐于和他们交往。

看到章士钊房子拥挤狭小，他马上给他换了大房子。外出游览，必定也邀请章士钊。后来怕章士钊钱不够用，又给他涨到每月三百块。

后来章士钊在南京一次堂会上认识了京剧刀马旦演员雪明珠，两人开始同居。因为不便带回家，一应全由杜月笙负责。

章士钊为避战乱来到重庆，老老小小一大家子全住在杜月笙的公馆。杜月笙除了负责章士钊一家的衣食住行，还要为他提供鸦片。那时候戴笠与胡蝶也在重庆，杜月笙每每出行，总要邀请章士钊同行。在心里，他认为大文化人应该给世人留下精神产品，而像他这样的大老粗，能为他们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就是莫大的荣幸。

1949年春天，上海解放，杜月笙南下香港。

陈毅市长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情词恳切”地公开致电旅港的上海金融工商领袖五大亨杜月笙、陈光甫、李馥生、宋汉章和钱新之，劝他们放心回上海，人民政府一定会真诚相待。但是这封长电如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回应。毛泽东这时想到了杜月笙的好友章士钊，专程让他跑一趟香港，迎迓五大亨返沪。

章士钊一到香港就来到杜家，他是“衔命而来”，力图“立功、报效”，他深知毛泽东心目中主要目标何在，因此集中全力，先解决杜月笙。

到香港后，他便不时出入坚尼地台杜公馆，有时直趋病榻之侧，和杜月笙密谈。他分析天下大势，国际动向，尤其对他的同乡后辈毛泽东，多有歌功颂德之词。杜月笙笑着说：“你换了一个吃饭的老板，口气全变了。”章士钊难堪地笑笑。

章士钊不断地往杜公馆跑。

那天晚饭后，杜月笙邀章士钊和老朋友吴开先一同到阳台上歇凉，看香江夜景。章士钊口口声声地保证，说只要杜月笙肯回大陆，共产党绝对不会亏待他。

杜月笙说：“我可不想像黄金荣那样在上海扫大街……”

他开始反过来劝章士钊，劝他到台湾去，远走高飞。

他苦口婆心地对章士钊说：“最好早早脱离，图个清吉平安。”

章士钊最终一事无成返回大陆。

半个世纪后，章士钊以九十二岁高龄再次踏上香港，力促两岸和平，就是这一次他在香港意外去世，长眠在这里。

黄炎培：你应该做一把暖壶

黄炎培是上海著名的教育家、文化人，当年在延安他和毛泽东的一番谈话流传久远。他问毛泽东：“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泽东肃然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黄炎培是浦东人，与杜月笙是同乡，两人自然早就耳闻，但是一直没有往来。

向来追慕文化名流的杜月笙，自然不肯放过这位浦东乡党，在他的家祠落成典礼上，他遍请天下名士，也包括同乡黄炎培。

他派手下孙雨棠给黄炎培送去请帖，黄炎培一看是黑道老大的，当下黑了脸，一句“我没空”打发了孙雨棠，自此杜黄二人再无交集。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申报馆工作的黄炎培与老板史量才商量在上海发动抗日捐助，史量才说：“我想来想去，有一个能人我们一定要争取。”黄炎培说：“谁？”史量才说：“你的同乡杜月笙，争取到杜月笙，我们的事业就成功了一半。”

黄炎培想起当年发生的一幕，有些后悔，但是现在他也无奈，为了抗日，他只好硬着头皮和史量才一起走进了杜公馆。

杜月笙一看是黄炎培，有点不太高兴，这令黄炎培十分不自然，但他和史量才还是坐下来，面对杜月笙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从民族大义角度出发，希望杜月笙出面领头资助抗日。

杜月笙马上同意，在随后成立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杜月笙和黄炎培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杜月笙同时担任筹募会主任委员，两次在广播电台做专题演讲，并在报纸上发出征募救国捐款和金银物品的告示，仅一个月时间就筹集到救国捐款一百五十余万元，募得救国公债七千五百万元。他个人还出资购买了一辆装甲汽车给八路军，同时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向晋北前线的八路军将士捐赠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一千套。斥巨资买下中共出版的 《西行漫记》 《鲁迅全集》 等进步书籍，烫上“杜月笙赠”的金字送给租界内的各大图书馆，支持抗日宣传，为广大市民提供抗日救亡的精神食粮。

杜月笙的所作所为让黄炎培看到他有爱国之心，他与杜月笙来往更加频繁。

有了黄炎培这样的大教育家、大文化人的信任，杜月笙更加卖力，在日军即将攻陷上海之际，他通过自己的“恒社”团体发出通告，号召愿意参加实际抗日工作的恒社社员踊跃报名加入武装抗击日军的活动，在南市及上海近郊等地阻击日军。但是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一部分人马撤入法租界，另一部分撤出上海。

此时的上海已沦陷，战局急转直下，国民政府为了阻止日本海军大规模溯长江西进，提出了封锁长江的计划。

杜月笙顾全大局，率先指令自己的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到长江主航道上，之后将轮船凿沉，以阻碍日军轮船沿长江进入中国内地。

在杜月笙的带领下，其他轮船公司也纷起响应，凿船沉江，阻塞了长江航道，迟滞了日军的猖狂进攻。

杜月笙和黄炎培还一同去见蒋介石，呼吁他领头共同抗日。

抗战后期物价飞涨，加上长期捐款捐物没有收入，黄炎培一度靠“鬻字疗贫”，在城隍庙摆了个字摊。

杜月笙知道后，让手下先后悄悄买下他两千大洋的字，却从不让他知道。

1949年初，解放军在淮海战场上取得了胜利，国民党特务开始疯狂迫害进步民主人士，黄炎培上了“黑名单”，而且排第一。

杜月笙从内部得到消息，找到黄炎培说：“黄先生，我安排你暂时避一避。我很感谢你当年促使我走上抗日这条路，否则今天我不知道有多后悔。我现在就像一把夜壶，被蒋丢在一边了。”

黄炎培说：“你不是夜壶，你应该做一把暖壶，事实上你已经做了不少好事，我相信历史会记下你做过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