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庆施是1922年入党的老革命家,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担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以及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相当于今天的上海市委书记)等职务,长期主政上海。客观来说,主政上海期间,柯庆施对上海的建设与发展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尤其是他首创了“全国一盘棋”的说法,这一口号也对当时全国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柯庆施的工作既有成绩,也有错误,比如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作为华东组的组长,不断责难张闻天的正确发言,对后续的“大跃进”负有一定的责任。1965年,柯庆施当选为副总理,但当时他的身体已经不好,也是这一年,柯庆施因病去世,享年63岁。
柯庆施的妻子名叫于文兰,1948年,柯庆施与于文兰在石家庄结为夫妻。于文兰也是老革命家,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参加革命,抗战胜利后,于文兰离开延安,进入晋察冀边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学习,是那个年代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
在大学期间,于文兰学习的主要是土地改革与农村教学,为将来建设新中国做好了准备。1947年年底,石家庄解放之后,于文兰被分配到石家庄市工作,进入政策研究室,充分发挥自己所学,参加了石家庄市八区的土地改革工作。
也是在石家庄工作期间,于文兰与柯庆施结为夫妻。当时是1948年,柯庆施担任石家庄市市长,两人也因为共同的革命理想走到了一起。婚后,柯庆施与于文兰一共养育了四个孩子,分别是三女一子。
新中国成立后,于文兰一直跟随丈夫的工作地点而工作。对待自己的妻子,柯庆施要求非常严格,多次拒绝提拔于文兰,这也导致于文兰虽然参加革命较早,但级别并不高。值得一提的是,在个人生活方面,柯庆施严于律己,不管是妻子还是子女,从不搞特殊化,生活非常简单。
1965年,柯庆施去世之后,于文兰一直生活在上海的康平路家属院,过着简单的生活。当时物价也不高,于文兰的工资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也没有问题,但粉碎“四人帮”之后,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伴随着物价的上涨,再加上于文兰的级别也不高,她的生活一下子就过得捉襟见肘了。
为此于文兰多次给中央写信,反映生活困难。比如1980年6月12日,邓公批复于文兰来信:“请中央办公厅商同彭冲同志斟酌处理。”彭冲曾在上海与华东局任职,与柯庆施共事过,所以邓公批复彭冲处理这件事。
1983年,于文兰再次给中央写信,这次写信主要反映在上海生活的种种“不便”。这种“不便”主要是伴随着对柯庆施评价的质疑,于文兰在康平路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耀邦对于文兰的来信作出批复,并且批示于文兰搬到北京。12月,于文兰搬到北京生活,同时,中办的老干部局也调整了于文兰的待遇。
1985年,于文兰又一次向中央写信反映生活困难,7月2日,邓公再次批复了于文兰的来信:“请中央办公厅酌处,如确有困难,可适当予以解决。”在这之后,于文兰的生活与医疗待遇也得到改善,晚年她过着颐养天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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