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72年9月29日，新中国外交部即将第二次参加联合国第27届大会。当天晚上，毛主席召集以乔冠华为首的外交部代表团开会，会上，主席对于继中美关系后又打开中日关系非常高兴，讲了许多话。
会议的最后，毛主席话锋一转，突然对着坐在角落的章含之说：“我的章老师，你没有出息。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为什么不解放自己？”
章含之一边哭一边说道：“主席，你批评得很对，我回去就办，本来也是早晚的事，我一定解放自己。”
章含之是上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界五朵金花"之一，是民主人士章士钊的养女，也是著名外交家乔冠华的第二任妻子。
章含之青年时期
那个时代，许多婚姻都会因为父母的包办而失败，可章含之的两段婚姻都是自主恋爱，结局却截然不同。第一段婚姻和丈夫洪君彦分崩离析，第二段婚姻中，却和丈夫乔冠华走过10年风雨，甚至在乔冠华去世后，一度想殉情。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一起走进章含之的情感世界。
1、相爱17年终究还是分开：爱情是理想生活，婚姻是现实生活
1949年，在北京一个西餐厅的圣诞舞会上，17岁的洪君彦见到了14岁的章含之。章含之穿着一袭红色旗袍，头发卷成当下最流行的模样，很有大家闺秀的风范。
那时，洪君彦刚考上燕京大学经济系，章含之却只是个14岁的初三学生，洪君彦把章含之当成小妹妹。
那个年代，初中生对大学生有一种天然的崇拜感，在慢慢的相处中，章含之对洪君彦产生了男女之情，经常写信示爱。
女追男隔层纱。再加上两人都是上海人，生活习惯相同，且都热爱文学，不久后，就成了男女朋友。
因章含之年龄小，洪君彦等了女友8年，直到1957年才正式结婚。这期间，两人写了数百封信，章含之经常用热情澎湃的词语来表达对男友的思念。
1953年的一天，章含之因扁桃体发炎烧到40℃，几近昏迷，她以为自己会死，极力要求家人打电话给已经在北大任教的洪君彦，希望见男友最后一面。两人一见面，章含之就哭着说道：“我好怕再也见不到你了。”
由此可见，这个期间，章含之对于洪君彦的爱是非常热烈的。
章含之和洪君彦
1957年，章含之大学毕业后继续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研，这一年，两人结束了8年的爱情长跑，步入的婚姻的殿堂。
一开始，夫妻俩的感情十分和睦，洪君彦对章含之更是呵护备至。1960年，章含之怀孕，当时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质匮乏。为了让妻子补充营养，洪君彦在西餐厅排了整整3个小时的队，才买到了一片章含之爱吃的墨鱼。
可幸福总是短暂的，不久后夫妻间的矛盾就显现了。章含之是一个事业型的女人，结婚后工作日一直住在学校，她希望在事业上有进一步的发展。可洪君彦却是一个极其顾家的男人，他希望妻子能够把更多精力放在家庭，多关心自己，照顾女儿。
据两人的女儿洪晃回忆：“在我的记忆里，我的父母在一起就没有高兴过，两人经常吵架。”在婚姻的最后几年，洪君彦还步入了婚外情的歧途。章含之与洪君彦的婚姻名存实亡。
爱情是精神生活，遵循理想原则。婚姻是社会生活，遵循现实原则。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婚姻的困难在于，如何在同一个异性身上把二者统一起来。
章含之14岁时就爱上了洪君彦，她的爱情完全遵循理想原则，即年轻女孩对大学生的崇拜，可这种崇拜往往是盲目的。
再加上，那时章含之刚得知自己不是章士钊的亲生女儿，去上海探望亲生母亲也觉得有隔阂，她最需要的就是感情上的依托。毫无疑问，有文化且体贴的洪君彦就是理想恋人。
可婚姻却要遵循现实原则，除了感情，还得看彼此的社会地位、事业、资源等更加现实的因素。两人结婚后，对事业、对未来的追求都无法同步，婚姻自然走到尽头。
2、章含之爱上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好的婚姻必须各取所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乔冠华加入了中国外交部，在周恩来总理的带领下，他多次在外交舞台上大放光彩，其中最令人难忘的就是“乔的大笑”。
1971年11月15日，乔冠华带领的中国外交团首次参加联合国大会，当乔冠华一行人昂首挺胸地出现在会议大厅时，整个会场掌声雷动。
一位记者对刚入座的乔冠华说：“乔团长，可以讲讲您现在的感受吗？”
乔冠华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仰天大笑，整个会场都能听到他豪放的笑声，随后，乔冠华自信地说：“我的笑声不就是最好的回答吗？”
“乔的大笑”为中国外交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美国报纸称“乔的笑震碎了联合国议事大厅的玻璃。”
可谁也没有想到，在外交舞台上英姿飒爽的乔冠华,此时正经历着人生的至暗时刻。他的妻子，年仅56岁的外交家龚澎在1970年9月因病去世。
乔冠华和龚澎
乔冠华和龚澎识于微时，两人相互扶持，共同走过30年岁月。龚澎走后，乔冠华整个人都瘫了，铮铮汉子整日抹眼泪，在书桌前一遍又一遍地写苏轼的那首《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可为了中国的外交事业，乔冠华只能振作起来，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工作上，以此减轻内心的伤痛。
1971年3月，章含之来到外交部工作，不久后的一个上午，她楼梯上偶遇了乔冠华。
当时，乔冠华正吃力地扶着把手往上爬。章含之没想到，还没60岁的乔冠华在经历丧妻之痛后，竟然这样老态。
望着那佝偻的背影，章含之内心产生了一丝同情。可在随后的几次接触中，章含之却不觉得乔冠华可怜，甚至觉得他有些可恨。
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国席位的决议，这意味着中国终于可以参加联合国大会了。那时，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是乔冠华，章含之是翻译之一。
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一次，因为乔冠华的翻译有事，章含之被临时调过去，但由于她事前没有准备，翻译的有几处不是很清楚。
1973年乔冠华和章含之
乔冠华不耐烦地说：“你怎么这样搞不清！算了，你不要翻了。”章含之觉得非常委屈，自己明明是被叫来帮忙的，却被这样嫌弃。
还有一次，乔冠华刚吃完午饭准备休息，因为事情紧急，章含之敲门进去说：“乔团长，可以看看这份方案吗？今天下午要表决。”
谁知乔冠华不高兴地说：“你们还让我活不活？连一点点休息时间都不给我！”多次积累的委屈喷涌而出，章含之生气地把方案往桌上一扔说：“爱看不看，反正下午表决，你让程秘书还我好了。”说完就跑回房间哭了起来。
就这样，章含之带着对乔冠华的怨恨回了国，那之后，两人的接触也很少。直到1972年8月，中国外交团第二次参加联合国大会，两人又成了工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