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山史话 | 朱熹：仁者藏“寿”归灵源

朱熹一生多次来到福州，或讲学，或访友，或途经、逗留，空闲时登鼓山一游，留下他对友人、对鼓山的寄语。

鼓山灵源洞蹴鳌桥下西壁上留有他的“寿”字巨幅题刻。此字楷书，高4.15米，宽3.05米，字迹刚劲敦厚，是鼓山单字最大的摩崖石刻，也是福建省内罕见的巨字摩崖榜书。“寿”字左侧下方有署“晦翁”，右侧下方刻着“淳祐壬寅季秋”，淳祐壬寅已是1242年（此时朱熹已去世42年）。为什么刻着这个时间？存疑。这个“寿”字之所以刻在蹴鳌桥下隐蔽处，据说是取“藏寿”的谐音，寓意“长寿”。

鼓山登山古道第一亭，因以朱熹所题“闽山第一”为额，遂被称为闽山第一亭。

灵源洞水云亭内东壁正中，镶有一块青石，阴刻朱熹对镜自画像，乃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福州名士魏杰捐资重修时所刻。这是存世不多的朱熹自画像。水云亭也因此被称为“朱子亭”。

那么，朱熹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来到福州、来到鼓山的？

一

朱熹第一次到福州是在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年），这一年他只有十三岁。

这年九月，少年朱熹跟着父亲朱松来到福州。朱松此次来福州，一个比较直接的目的，是拜访福建安抚使程迈。次年三月二十四日，朱松在建安去世，临终前以家事托付刘子羽，随后朱熹母子移居崇安五夫里，朱熹在五夫里入刘氏家塾求学。

朱熹第二次到福州是在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这年五月，二十四岁的朱熹赴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任命早已下达），途经福州，然后经莆田往同安，于七月抵任。朱熹在福州逗留了一些时日，他拜访了几位知名学者，包括李樗、林之奇、刘藻、任文荐，请教和探讨诗、书、礼方面的学问。

绍兴二十六年十二月，朱熹（几个月前已“秩满”）携老幼归崇安，途经福州。

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春，朱熹返回同安“候代者”，直到十月，代者不至，朱熹“以四考满”罢归，北归途中再经福州。

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四月，朝廷决意出师北伐，召枢密使、江淮都督张浚入朝制定作战方略。朱熹应福建安抚使汪应辰之请，到福州讨论北伐用兵有关事宜，以及闽中盐法。汪应辰问到闽中“卖盐一事”，朱熹主张“宁可作穷知州，不可与民争利”，然汪应辰没听进去，朱熹无奈归闽北。

隆兴二年（1164年）正月，朱熹到延平哭祭老师李侗。二月，从延平到福州，再见汪应辰，一个月后归闽北。四月，李侗安葬，朱熹再往延平挽祭，然后又到福州，再见汪应辰，既讨论和战之事，也探讨学问之道。

这期间，朱熹还在福州开讲堂，讲学传道。福州今天留下的“紫阳”“讲堂前”等地名，即缘于朱熹曾在这里讲学。

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年）十月，朱熹南下福州、莆田、泉州，先后访赵汝愚（时任福州知州）、陈俊卿（南宋名相，淳熙九年致仕，退居莆田）、陈知柔（永春人，号休斋）等，吊唁故友傅自得。朱熹的此次南行，是应赵汝愚、陈俊卿之邀，他先经福州往莆田，再往泉州，返程再到福州。朱熹于这年的十一月中旬到福州（返程），至十二月九日离福州回闽北，在福州待了近两个月（此年有闰十一月）。这是他平生在福州时间最长的一次。

这次在福州期间，朱熹与赵汝愚交游甚欢。赵汝愚在福州开浚西湖，早已完工。他邀请朱熹游览西湖，并把此前和陈俊卿在西湖唱和的诗作拿给朱熹看。于是朱熹写下《游西湖》二首，诗中有句云：“酬唱不夸风物好，一心忧国愿年丰。”朱熹心里装着百姓，装着国家，所以才会写下这样的诗句。

十二月九日朱熹离开福州，赵汝愚、林亦之等为他送行。饯别之际，朱熹作诗《伏承子直都督侍郎临饯远郊，仍邀严州郎中及诸名胜，相与燕集分韵赋诗，熹得时字，辄成鄙句》（见《朱文公文集》卷8）。诗中有句“昨夕西门道”，说的是从西门出福州城。“但觉四坐欢，不知寸晷移。流云暗寒空，苍烟染人衣。相看暮色至，我去公当归。”相谈甚欢，不觉时光已逝，流云苍烟里，知己者依依不舍，但也不得不告别了。船从怀安出发的时候，朱熹写下《腊月九日，晚发怀安》一诗，叙友情，表心志。

二

自少年时第一次到福州之后的数十年间，朱熹多次来到福州，应是到访过鼓山，只是史料上大多没有明确记载具体时间。

朱熹登鼓山曾被明确记载下来的，是在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这年正月，朱熹南下莆田，吊唁陈俊卿（陈俊卿于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辞世），然后往泉州访旧，返程经过福州，二月离福州归闽北。

在福州逗留的时候，朱熹和友人、学子游了一趟鼓山。行至水云亭后，朱熹想念老友赵汝愚（已调任四川制置使），提笔写下题记：

“淳熙丁未，晦翁来谒鼓山嗣公，游灵原，遂登水云亭，有怀四川子直侍郎。同游者：清漳王子合，郡人陈肤仲、潘谦之、黄子方、僧端友。”

淳熙丁未，即1187年。晦翁即朱熹（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嗣公即鼓山僧人元嗣。子直即赵汝愚（字子直）。王子合名遇，时称东渊先生；陈肤仲名孔硕，淳熙二年进士，有《北山集》；潘谦之名柄，怀安人，时称瓜山先生，这几位都是朱熹门人。

此题记镌刻在鼓山灵源洞东边石门附近，至今犹存，表达了朱熹对故友强烈的思念之情，是朱熹、赵汝愚深厚友谊的见证。

朱熹的“淳熙丁未”题记，赵汝愚几年后再任福州知州时才看到，并感慨赋诗。那是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十一月，赵汝愚再次奉命担任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当时朱熹在知漳州任上，并奉命在漳州施行“经界”。绍熙二年（1191年）九月，赵汝愚接到朝廷新的调令，“召知福州赵汝愚为吏部尚书”。启程入朝之前，赵汝愚登了一次鼓山。在鼓山灵源洞东边石门的崖壁上，看到了朱熹的题记。老友不在，只见字迹，不禁感慨赋诗，即《绍熙辛亥九月二十日游鼓山》：

几年奔走厌尘埃，此日登临亦快哉。

江月不随流水去，天风直送海涛来。

故人契阔情何厚，禅客飘零事已灰。

堪叹人生只如此，危栏独倚更裴回（徘徊）。

其诗后小记云：“绍熙辛亥九月二十日，赵子直同林择之、姚宏甫来游，崇宪、崇范、崇度侍，王子充、林井伯不至。”崇宪、崇范、崇度均为赵汝愚之子。

此诗亦刻于石门附近的崖壁上，紧挨着朱熹的题刻。

古人交往不像现在这样方便，赵汝愚与朱熹以石刻“留言”，虽是无奈，却成一段佳话。

这首诗抒发了赵汝愚在多年政治生涯中壮志未酬的惆怅心情和对故友朱熹、涌泉寺住持元嗣等人的思念情怀，历来被推为游鼓山的绝唱。

赵汝愚题写这首诗的时候，朱熹已离任漳州知州归闽北（朱熹于绍熙元年二月赴漳州任）。几年后朱熹离任湖南，才有机会再到福州，并携黄榦等人游历鼓山，当他看到赵汝愚的题诗时，感慨系之，便从“江月不随流水去，天风直送海涛来”诗句中节选“天风海涛”四字，题刻于鼓山绝顶峰，题款特别注明：“晦翁为子直书。”

三

绍熙五年（1194年）正月，朱熹有书信致福州州学教授常濬孙，助辛弃疾（时辛弃疾为福州知州）、常濬孙修建整顿州学。常濬孙，字郑卿，常同之孙，绍熙四年来福州任州学教授，按照辛弃疾的意图，他大力整顿州学。朱熹《福州州学经史阁记》对常濬孙大加夸赞：“福州府学，在东南为最盛，弟子员常数百人……今观常君之为教，既开之以古人教学之意，而后为之储书以博其问辨之趣，建阁以致其奉守之严，则亦庶乎本末之有序矣……”二月，朝廷催促朱熹赴潭州（长沙）任职，朱熹推辞不掉，于四月中旬启程赴潭州，任潭州知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

不久，宋宁宗庆元年间，朱熹理学遭到打压，被指为“伪学”，一场“庆元党禁”向朱熹袭来。“庆元党禁”时期，是朱熹人生的最后几年，他不止一次来到福州，一是为了避祸，二是讲学传道，福州多地留有朱熹讲学的遗迹和故事。

朱熹一生为什么这么多次来到福州？或者说，他来福州都做了什么？大致来说，一者是职事的往来，包括政事的奔走；二者是访学讲学，这过程中很多人跟朱熹结成既是师生也是朋友的关系；三是访友，包括协助、参与友人的政事，就政事交流意见。

南宋时，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南移，福州成为一个大后方，是一个相对安定的福地。朱熹长期居闽北，福州是福建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他来福州自然比较频繁。另一方面，福州自唐宋以来文化教育兴盛，至北宋已有“海滨邹鲁”之称，出现了“海滨四先生”等一批理学先驱，涵养了丰厚的文化教育土壤，读书之风、学术之风盛行，朱熹的到来更把福州的文化教育推向了一个高峰。

孔子有语云：“知者乐，仁者寿。”仁者，仁爱、仁厚、仁义也。朱熹，正是这样一位仁者，他的思想也是仁者的思想，他用一生实践之。朱熹留在灵源洞的巨幅“寿”字，寄托着他对鼓山、对福州的祝颂，也寄托着他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期许。（危砖黄 林振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