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裕钊写给范志熙信札内容十分珍贵，这一时段交往提供了详实依据

张裕钊是清季大儒，其人生起点与同时期的大多数士子一样，青少年时期受过塾馆教育，通过科举考试进入职场。张裕钊先后在省城武昌、金陵、保定等地供职，曾有过幕僚与书院山长经历。他的人际交游圈较广，交往友人多为显宦与文化名流；而实际上交情笃厚者并不多，时任江苏候补道的同乡官员范志熙系挚友之一。[1]

览观张裕钊题赠诗文与往来信札，已发现他写给范志熙的两篇文章、三首诗、三通信札，范志熙也给张裕钊来鸿与赠诗。通过考证这些诗文、信札，以及相关谱牒、齿录、朱卷等史料，从中探赜二者交游状况，并了解家族文化及社会背景。

一、同案及姻亲关系

清代湖北武昌县（今鄂州市）有两条文化带，一是樊湖（梁子湖）东岸符石乡（今东沟镇至太和镇）一带，二是西北边的神山乡（今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带。这两处地段山川相缪，人文蕴藉，孕育了不少贤士俊杰。

张裕钊出生于清代道光三年（1823），家在武昌县符石乡龙塘庄；自始迁祖张伯九于元代落籍沼山之北以来，[2]经历了农耕之家向书香家族转变的历程。范志熙出生于清代嘉庆二十年（1815），世居葛仙镇范家巷；其先祖范松明代隆庆中由江右迁居湖北武昌县神山乡葛仙镇。[3]该家族自清代乾隆以来，科甲连登，蔚成风尚。检阅张、范家族谱牒，在清代咸丰时期以前，两个家族并无姻亲与交往记录。张裕钊与范志熙结识于何时何地？张裕钊在《范月槎观察六十寿序》中有记载：“自少时同岁补学官弟子，中又重以姻联。”[4] 以前称补学官弟子为中秀才。范月槎即范志熙，张裕钊与他同年考中秀才，彼此称为同案，时间是清代道光十八年（1838）；张裕钊时年16岁， 范志熙时年24岁。“中又重以姻联”，其意还有姻亲关系。丁有国先生在《范月槎观察六十寿序》注释中言“张与范有姻联关系，并小范数岁，故张有时称范月槎丈。”[5] 张裕钊曾致信范志熙，落款为“年姻愚侄张裕钊顿首”。[6]这两处文字可证张、范二人的确为姻亲关系，但未言及姻亲具体关系。为此，有些研究者想究其实情，但苦于没有史料，无从着手。前些年，笔者搜集过一些相关史料，现从三种谱牒考证他们之间的姻亲关系。检阅《张氏宗谱》47卷（敦义堂，1946年版，该卷为龙塘庄支谱）与《范氏支谱》11卷（经义堂，1908年版），发现张裕钊与范志熙两个家庭三代之内并无姻娅关系。张裕钊的亲家到底是谁？检阅《张廉卿先生家谱》（张善准抄本，1860年版），内有记载：“后沆……生于咸丰四年甲寅岁（1854）十月初六日……聘同邑咸丰丙辰科进士、工部主事范鸣珂之女。”[7]后沆是张裕钊长子，自幼与同县范鸣珂的女儿订亲，录入家谱时只有六岁。又阅《张氏宗谱》47卷张后沆世系：“娶黎氏，贵州遵义县二品顶戴钦差出使日本大臣、川东道黎庶昌之长女。”[8]这两种谱牒是怎样的关系，为什么记载情况不同？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与宗族关系组成的，有着严格的宗族制度。乡村家庭不能单独修家谱或宗谱，每次修谱由宗族理事会组织进行。《张氏宗谱》初修于雍正戊申年（1728），民国丙戌年（1946）是第六次续谱。[9]各庄门务必在每年端午节将族丁的出生时间等情况由文人抄入墨谱，然后在续谱时录入宗谱；族丁的生殁婚娶记载是承前不变的。张氏敦义堂家族全套谱牒共计48卷，其中龙塘庄分谱为44卷至48卷；而47卷属于该庄张于堂支系，张善准抄录了这一支裔丁世系，手稿由张裕钊保存，后世称为《张廉卿先生家谱》。

孩子订亲是一个家庭中的一件大事，张后沆聘事必定要通过两家父母同意，事后方可载入谱中。仔细考查《张廉卿先生家谱》，张善准所写孙儿后沆聘范鸣珂之女之事绝对属实；但为什么娶的是黎氏？这其中有什么缘故？笔者检阅《范氏支谱》8卷：“德庆……庠名气鲤、号紫函、一号子瑊、榜名鸣珂……咸丰六年丙辰科（1856）殿试二甲五十六名，钦点主事，工部虞衡司加二级……生子一：希震。生女四：长适本邑金牛镇咸丰辛酉拔贡贺义行，次适省城候选县丞洪德厚，三适本邑光绪丙子科进士、钦点翰林张炳琳，四殇。”[10]“四殇”意思是“四女”夭折，由此推断“四女”就是张后沆所聘之女。范鸣珂与张裕钊是儿女亲家。范鸣珂与范志熙是什么关系？再阅《范氏支谱》，方知范鸣珂的父亲范先登与范志熙是五服兄弟。[11]张裕钊在《范月槎观察六十寿序》中言范鸣珂系“先生从子”，而稿本作“先生族子”；[12]从辈伦关系来看，三代之内称从子，三代之外称族子，范鸣珂实为范志熙族子。尽管张裕钊与范鸣珂没有成为实质性亲家，但张裕钊仍然尊称范志熙：“先生于裕钊故丈人行”。

清代考秀才要经过县、府、院三次考试。武昌县生员首试在县城，府试在省城武昌，这两次考过了，才有资格参加院试。当时武昌县士子考秀才的首场考试在县城考棚街，应试考生在此集中。笔者揣测，张裕钊与范志熙参加县试时就认识了。

道光二十六年（1846），张裕钊参加湖北乡试考中举人。武昌县共有五人中举：“范气鲤（神山乡）、张裕钊（符石乡）、纪以龙（灵溪乡）、石志咸（马迹乡）、范群鲤（神山乡）”。[14]范气鲤是范鸣珂，范群鲤是范鸣和（字玉函、号鹤生），范鸣珂是范鸣和之兄，均为范志熙族子。兄弟二人同榜中举，在本县罕见。据闻钧天的《张裕钊年谱校注》记载：“此次同榜中与张裕钊交称莫逆者，有范氏兄弟二人、随州黄蒙九。”[15]范氏兄弟指范鸣珂与范鸣和，他俩与张裕钊、范志熙均为同案秀才；遗憾的是这次举人录取名单上没有范志熙，他是没有参加这次乡试，还是没考上？张裕钊在《范月槎观察六十寿序》言：“每赴有司试至省门，及其后走京师，相从奉手，游处之日为多。”[16]每次县试、省试，以及在京城，他们经常在一起，故笔者认为范志熙与张裕钊、范鸣珂、范鸣和一起参加了这次乡试，但没有考中。

张裕钊与范志熙早年交往细节未见史料记载。编写时间略早的闻钧天先生《张裕钊年谱校注》及叶贤恩先生《张裕钊年谱》均未提及范志熙，却提到其族子范鸣珂与范鸣和。这说明了两点：一是范鸣珂、范鸣和兄弟与张裕钊交厚；二是他俩兄弟两次同时考取秀才与举人，名传士林，其影响力超过了范志熙。由此反映出人们对科举等级的认知观念，因为科考功名是官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生员在中举后可以享受一些社会与宗族话语权，往往受人尊崇。而范志熙功名等次低，故鲜有人留意他，以及与张裕钊之间的关系。

分析前述，张裕钊与范志熙结交，并与其族子范鸣珂结为儿女亲家，皆缘于同案考试。从某种意义而言，科举考试开启了张、范的交游序幕；而透观姻联关系，从谱牒中钩稽出来的家庭与家族等成员背景浮出了公众视野。

二、京城集会及思行动态

道光三十年（1850），张裕钊在京城考授内阁中书。据丁有国先生的《张裕钊年谱》记载：“咸丰元年（1851），张裕钊居京供职，相与来往的有柯茂枝、金伯华（均同邑人），钱畹香、吴又枢（均黄冈人），张星阶、兰阶兄弟（均江夏人），尤其是与范紫函、范鹤生兄弟过从密切。此时范月槎住在京师……”[17]时与张裕钊集会文友多系湖北武昌府与黄州府举人，在京备考进士。范志熙不是举人，没有资格参加会试，他为何在京城？据范志熙撰写的《先妣王太夫人墓志铭》记载：“志熙中副车，北上授国子监助教。”[18]副车即乡试副榜，范志熙中副榜后赴京城授国子监助教。《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也有记载：“道光己酉（1849）副榜，咸丰辛酉（1861）顺天举人，补授国子监正义堂助教，历署诚心堂学正、修道堂助教。”[19]这处文字与上述不同，范志熙中举后，在京城补授国子监助教等官职。这两处记载是否属实？按当时科举制度规定，生员中副榜后即入国子监读书，三年期满，可以参加吏部铨选。笔者认为范志熙在道光己酉年乡试中副榜后，即去京城国子监学习，正是这个期间，他与张裕钊等人频繁相聚。范志熙大约在咸丰二年学习期满后，参加吏部铨选考试，被授予国子监助教；咸丰辛酉年参加顺天府乡试中举后，再担任其他职务。

丁有国先生在《张裕钊年谱》中又言：“大家常在他那里集会，饮酒赋诗，欢笑吵闹，月槎全不在意。”[20]意思为张裕钊等人经常在范志熙那里聚集，似乎由他款待，果真如此？查究张裕钊《范月槎观察六十寿序》原文：“当是时，先生从子紫函、鹤生，与一时英俊之士，皆年少志盛。弦歌酒宴，酣饮笑谑，剧醉欢呼，辄连旬日；而先生冲然夷怿，狎久而不厌。”[21]其意是张裕钊与文友们在一起连日饮酒赋诗，欢笑喧闹；范月槎兴致很高，从不感到厌倦。并无大家在范月槎那里聚集之意。范志熙系书香门第，家境并不富庶，不具备经常款待大家的条件。而闻钧天《张裕钊年谱校注》中言“张裕钊宦囊初裕，亦不辞宾座”，[22]是符合实情的，因为张裕钊刚刚在京履职，薪金不菲，所以经常相邀宴集。前句“皆年少志盛”指这群年轻人志向宏盛，张裕钊初在京城任职，风鹏正举；范志熙时在国子监读书，蹈厉奋发；而紫函、鹤生等乘势而为，期待殿试折桂。而理想与现实往往差别甚巨，张裕钊希冀以己之才报效朝廷，却正值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战火四起，疮痍遍地，国力日趋削弱。严酷的社会现实使张裕钊思想产生激烈斗争，决意去职离京，于咸丰二年（1852）八月回到湖北家乡。他主动放弃来之不易的职位，这是常人不能理解的，这恰是张裕钊的自知之明之处。他深知“自度其才不足拯当今之难”，[23]而京城作为朝廷集权中心，隐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险恶与腐败，自己秉性不适合复杂的权谋博弈。从中显示出张裕钊的高度自省，以及对人生方向把控的睿智。

咸丰七年（1857），范志熙作《仕隐图》，请张裕钊作序，先后有胡润澜、王家璧、洪良品、彭崧毓等仕宦题诗唱和。“仕隐”指范志熙意欲断去做官的念想，退隐家园。范志熙为什么会有如此想法呢？他在跋文中说：“……仆年逾四十碌碌未有树立，比遭故园俶扰，走都下备员泽宫云仕乎？吾何者堪……”[24]范志熙言及“仕隐”缘由，其实与他的家族科考情况不无关联。那个时代以儒家的“学而优则仕”为价值取向，文人毕生追求中式升官。范志熙所在家族英贤踵继，先有长辈考中文武举人，后有晚辈锐进不懈。范鸣珂堂兄弟18人均为读书人，其中闻名本邑的有四人：陈鲤（道光乙酉科湖北武昌县选拔第一名）、气鲤（道光丙午科湖北乡试第四名举人）、群鲤（道光丙午科湖北乡试第四十名举人）、际鲤（道光己酉科湖北武昌府选拔第一名）。[25]不久，群鲤（鸣和）于咸丰二年（1852）中进士，钦点翰林。气鲤（鸣珂）于咸丰六年（1856）中进士，二人均在朝廷任职，真正实现了“鲤鱼跃龙门”，范氏家族声名由此大显。在封建社会，一个望族的形成与科举人物产生有重要关联，范鸣珂与范鸣和俨然是神山乡范氏家族科举文化的标杆人物；而范志熙在族子们的耀眼光环下显得黯然无光了。他年逾不惑而无所成就，感到自惭形秽，这可能是产生“仕隐”想法的原因之一。

反而言之，范志熙作“仕隐图”是他功名欲望的强烈映射，他时刻憧憬着中式升官，但科考不遂人意，使他的内心充满沮丧。虽然在他不顺心时刻表现出“仕隐”之意，而实则于心不甘，这种矛盾心理代表了当时一些落榜士子的真实状况。

张裕钊在序文写道：“今君之所为，何其近于古之道而远于世之不贤者也。则自兹以往，君之所以立与其位者何如哉……裕钊窃自度其才不足用于世，故尝有慕于古之隐者，然其迹难异君，而趣未尝不合也，故乐为君论其所以云。”[26]张裕钊言范志熙所为与古之道相近，自己也羡慕古代隐者；虽然行迹不同，但意趣相合，这是对范志熙精神慰藉，而心境却大相径庭。张裕钊辞官离开京城，是对官场与时势不满，并非隐退。“然区区之隐，则未能一日以忘斯世。”[27]事实上张裕钊时时对世事保持高度关注，他的不少诗文作品流露出对国家命运的担忧。“人生一瞬耳，所争乃千古”，[28]张裕钊所争的是什么？这实为大彻大悟之后吐露出的高迈心志，他在理性调整中追寻属于自己的价值坐标。

三、咸丰、同治年间往来信札和诗章

目前发现张裕钊写给范志熙三通信札，系咸丰、同治年间书写，内容十分珍贵，为他们这一时段的交往提供了详实依据。

第一通信札内容：“自甲寅省门一别，五载于兹，中间兵甲相寻，阻我良觌，饥渴寤寐，无日能忘。前月榜发，知老丈又报康了，殊为愤懑。然骊珠在握，终有操千金而求之者，当不以此介意也……紫函殂谢，今犹使我心怦怦，使彼苍有知，不应夺此人也。回忆联襼都门，胜流满座，自谓一时盛事。数年之间，风流云散，国家多故，身世增感，每一念此，中夜长吁，老丈能无同慨乎？”[29]张裕钊对范志熙乡试再次落榜感到愤愤不平，但还是给与热情鼓励。他对范志熙的才学深为了解，认为考取举人是必然之事。“紫函”是范鸣珂，他于咸丰六年（1856）在京城去世。张裕钊忆起昔日京城聚集场景，一群意气相倾的文友经常饮酒赋诗，风流雅韵，可谓一时盛景；如今好友兼亲家遽然离世，顿觉悲从心来，哀惋之情流溢于楮墨间。信中“甲寅”指咸丰四年（1854），张裕钊与范志熙于此一别已经五年，此信写于咸丰八年（1858）。

第二通信札内容：“顷奉手书，敬悉一是。并承赐寄诗章，缠绵真挚，情深文明……黄州勷校一席，有仲远观察为之推毂，必当延请有道。裕钊于今日归省，见已束装，不能至观察处去矣，伏祈原之。前属局务事，已转托周寿珊刺史，并将吾丈名条交付；刺史亦深以裕钊言为可信，惟刻下人浮于事，未知何日得有机缘耳。湘畹一函已收到，费心之至。与小畹书即当寄去也。胡东翁已代为致声，有信至都中。鹤生处希为道意。裕钊未及附寄数字，甚歉甚歉。小函处并祈道候，忙中草草奉复，即颂元安，惟亮察不赐。裕钊顿首。五月二日辰刻。”[30]信中所言事项较多，可证二人之间联系非常密切。张裕钊在信中言及范志熙来鸿及诗章，现仅存《鄂城喜晤张廉卿旋复别去》一诗：“昨喜与君逢，旋复与君别。逢君遽别君，寸心转郁结。连年阻烽火，音问久断绝。去年得君书，素怀略已释。鄂城忽相遇，颇足话心迹。君志本不羁，汲古醉方册。不愿试春明，念此瞻依切。著述已等身，搜讨不少辍。观书眼如镜，烛屋洞如雪。全史罗胸中，义理俱贯彻。大府重其才，舆地资考覈（时胡润芝中丞聘修读史兵略一书）。文章有渊源，蹊径更独辟。”[31]这是范志熙遇见张裕钊之后写的诗章，溢满喜悦与钦佩之情。“鄂城”指湖北省城武昌，范志熙在此遇见张裕钊。“胡润芝”即为胡林翼，时任湖北巡抚，咸丰九年（1859）二月，他聘请张裕钊等人修《读史兵略》一书。由此推断范志熙这首诗及信札写于咸丰九年，张裕钊给范志熙回信也是同年五月二日。有的研究者可能认为这通信札书写时间早于前面信札，故将顺序前置。王达敏先生校点的《张裕钊诗文集》录入了张氏信札，并在信札后面附言：“前三首录自徐世中撰《张裕钊佚文掇拾》。原载《清代名人书札》第二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32]徐世中、王达敏先生所录与《清代名人书札》中的信札顺序一样，前两通顺序均有误，可见他们载录时是未深入考证的。

陈启壮先生在其著作《碑骨帖姿》中言及此信，认为“小函”是范鸣珂，[33]笔者感到有点惊异，彼时范鸣珂已离世三年了，“小函”应该是他人。检阅范志熙存稿，《木犀香馆诗草》中有记载：“子瑊、鹤生、芝兰、竹野诸侄暨小函侄孙过从最密”，[34]可知“小函”是范志熙的侄孙。又阅《范氏支谱》：“希中，先荣之孙，德首长子。号小函，优附贡生……授汉阳府沔阳州训导。生嘉庆二十五年庚辰（1820）五月十八日，卒光绪三年丁丑（1877）九月十六日。”[35]“小函”系范志熙族子范德首（陈理）的儿子（闺阁诗人范薇之兄），[36]他与张裕钊也有交集。

第三通信札内容：“夏初曾肃一函，至八月始由寉兄转致，计尘台览。自秋徂冬，正深洄溯，忽奉讣音，惊悉太伯母太夫人遽返瑶京，逖听之余，良用骇悼。以仁丈至孝蒸蒸，今者猝遭大故，哀楚亦何可言。惟念太伯母太夫人受封于……年姻愚侄张裕钊顿首。”[37]徐世中先生在《张裕钊佚文考略》中认为这通信札中“太伯母太夫人”是范志熙的祖母，[38]笔者断言有误；一般情况下，“太伯母太夫人”是指官员对同僚母亲的称呼，这里是张裕钊对范志熙母亲的尊称（前述提及《先妣王太夫人墓志铭》）。再阅《范氏支谱》中范志熙的父亲世系：“开椿……初娶张氏。继王氏，江邑文庠生忠伯公女，同治元年（1862）以子志熙官敕封太恭人，又覃恩晋赠太夫人。生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七月二十四日卯时，卒同治十年辛未（1871）九月二十日子时，寿八十四岁。葬刘家堰正中右首，艮坤兼寅申向。生子四：长凌书，张氏出。次凌壁、三凌奎、四凌斗，王氏出。”[39]凌壁是范志熙。范开椿的继娶夫人王氏是范志熙的母亲。从以上文字分析，张裕钊写信的时间是1871年冬，写信地点在金陵。

交游是人际学、社会学、生活学的相互融合与投射。三通信札文字不失为张裕钊与范志熙交往的心性流淌，家国情怀和私谊娓娓道来，传递出醇厚温情的友爱，其处世之风与交游状态毕现其间。三通信札书法价值不菲，前两通信札是张裕钊早期书法印迹；而第三通信札则是他书风渐变的一个剪影，见证了融合与突破的探索历程，为今人研究张裕钊书法提供了一个重要切入点。

四、金陵任职及愚园唱酬

曾国藩率清军攻克金陵后，于同治十年（1871）春召张裕钊至金陵，让他担任凤池书院山长。张裕钊从此结束了不稳定的生活状态，进入人生高光时段，前来交流与拜师者甚多，其人生版图呈现出新景象。

据《范氏支谱》记载：“同治八年（1870），调补两淮淮北盐掣同知，复以三汛安澜并马棚湾堤出力。蒙漕督宪张奏准：赏加三品衔，江南候补道办理善后局务，提调金陵书局。”[40]这是范志熙的履职简历，他先在淮北任职，后在金陵就职。谱中记载范志熙时任江南候补道，但他的科举齿录上记载是任江苏候补道，[41]其三子范德权的家传资料上所载也是江苏候补道；[42]而“江南”所辖范围较广，故笔者认为其职务是江苏候补道。同治十二年（1874），张裕钊致信范鹤生：“月丈日前自淮城来至金陵，晤谈甚快。”[43]“月丈”指范志熙，淮城即当时的淮安府城。同治十二年范志熙在淮安任职，曾来过金陵。“光绪六年（1880）十月，洪汝奎辞局，范志熙继任书局提调。”[44]显而见之，范志熙于1880年任金陵书局提调，而任“江南候补道办理善后局务”是在之前。从中推算，范志熙赴金陵任职时间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至光绪六年（1880）年之间。

光绪七年（1881）七月，范当世在凤池书院拜见张裕钊，范志熙请他作《仕隐图》序。 “当世在武昌张先生书院，观察月槎范公闻而好之，既枉过不遇，则召之饮。问家世，乃知其先并出文正公，始迁之代并由江西。自文正公至于迁其间，又并皆有所缺失，而通州视公武昌稍有绪……公之为斯图，岂亦不域乎其所处而有类于昔之人者与？”[45] 文章谈及范氏先贤迁徙概略及事迹，通州范氏家族与武昌范氏支脉均属范仲淹后裔。

张裕钊的另一名弟子张謇在《柳西草堂日记》记载，他曾于光绪十三年（1887）正月“十五日卯刻氐下关，已刻氐府署。”[46]下关位于金陵西北部，时称金陵北大门。“十七日谒威毅、范观察……”。“（三月）三日集杜诗题范月槎观察《仕隐图》：大雅何寥廓，先生艺绝伦。词林有根柢，文雅见天真。浩荡长安醉，行歌泗水春。生平江海兴，寂寞向时人。”[47]范观察即范志熙。这次张謇在金陵拜访，当即请他为《仕隐图》题诗。从诗中明见，张謇对范月槎的文才与人生境界十分钦佩。从这处记载中可知范月槎1887年还在金陵，而任“江南候补道办理善后局务”是在1880年之前；张裕钊自1871年至1881年秋在金陵凤池书院任山长，他俩同在金陵交集的时间最少是两年。张裕钊所写的《题范月槎雨窗觅句图》《范月槎丈属题栖霞寺残碑拓本碑文》等诗篇大约是在这个时间段。

愚园位于金陵城西南一隅，原为明初功臣徐达后人宅园。1876年，金陵人胡恩燮购下西园故址，重新改建，取名愚园，有“以愚名者，乐山水而自晦于愚也”之意。据《南京愚园史话》记载，当时不少清朝政要与硕儒参加过愚园雅集活动。

光绪五年（1879） 正月二十日，愚园主人胡恩燮为纪念白居易，邀请名流十八人作“香山生日会”，时有薛时雨、范志熙、温葆深、张裕钊、冯煦、苏有炯、陈宗濂等人参加；“范志熙时年六十五、张裕钊时年五十七”，“坐上春秋共得九百六十有一岁”。[48]范志熙当即写诗纪实：“我读香山唱和篇，诗筒来往争邮传。闲邀九老作高会，醉吟日日相周旋……别有桐树标名贤（谓韩叔起比部）。内翰文章二难并（赵季梅、张廉卿两内翰）（《寿白诗存》）。”[49]范志熙著作《退思诗存》也载录了这首诗：“……酒杯在手性陶然，闲邀九老作高会，醉吟日日相周旋……别有桐树标名贤（谓韩叔起比部），侍御鹤琴京兆笔（赵梅叟、张廉卿两内翰）。”[50]这首诗生动描绘了雅集情景及有关人物。仔细比较，两本书载录文字略有不同，但都证实了张裕钊与范志熙等人参与愚园雅集活动。胡恩燮通过范志熙请张裕钊作《愚园雅集图记》：“今诸贤之集，其与乐大暨昔之君子之所志，未知何如？然兹游之乐，不可以无述也。主人既属黄沛皆太守为之图，又介范月槎丈属裕钊为之记。裕钊辞不文，则益固以请，既卒不获辞，乃为记之如此。武昌张裕钊书。”[51]文句古雅简练，意味深长，以白居易等饮宴之事展开议论，寄托心忧社稷的情怀。这次雅集时间是光绪五年（1879年），说明范志熙这一年已在金陵任职了，比上述他俩在金陵的交集时间又提前了一年。

《南京愚园史话》记载：“光绪六年，重作香山生日，除上次参加者外，还有林寿图、赵继元、刘汝霖、陈方坦、邓嘉缉、李嗣沁。”[52]意思为张裕钊与范志熙这次又参加了。查阅庚辰年（1880）《寿白题名》，[53]没有温葆深、韩印、张裕钊、钱应溥、王廷训、冯煦的名字，也没有载录张裕钊的诗文，笔者断定张裕钊没有参加这次活动。但范志熙参加了，并有题诗二首。《南京愚园史话》又记载：“本年六月二十一日，作欧阳修生日，胡恩燮、范志熙、林寿图、薛时雨、韩弼元、陈宗濂、张裕钊、孙文川、赵彦修、吴韶生、刘汝霖、冯煦、苏有炯、沈戟门、管才叔、秦伯虞、刘恭甫、纪克之等相聚愚园。”[54]这里没有具体说明是谁组织了这次活动，但从唱和诗章可见端倪；张裕钊题诗《范月槎观察以欧阳公生日招同仁宴集愚园即席赋此》，赵彦修题诗《月槎观察召同人集愚园，作欧阳文忠公生日。纪诗四首，兼以述怀，录呈郢正，工拙不计也》，[55]从这两首诗题目看出，这次雅集活动是由范志熙组织的。《寿欧诗附》收录了范志熙、胡恩燮等八人的诗作，张裕钊诗作未收录，但《濂亭遗诗》有载：“庐陵蜕去已千载，我辈重来醉此筵。好事风流谁嗣者，高名前后一潸然。当年庆历开皇极，特招天章纳众贤。今日朝廷需望散，几时岳降佐周宣。”[56]张裕钊在诗中借古抒怀，对朝廷与国事尤为关注。张裕钊还题写了《题愚园主人诗册》二首，写有“璀璨新诗三十六，真如百斛卸明珠”等诗句，[57]对胡恩燮的诗给予称誉。

金陵是江南地区文化中心，社会活动频繁。胡恩燮在愚园举办纪念白居易等活动，目的是为了提升愚园的影响力，这需要本都大吏与名流耆彦参与。张裕钊是金陵凤池书院掌门人，文坛魁杰；而范志熙是江苏大员，富于诗才，当属特邀之列。张裕钊与胡恩燮并无交情，他之所以参加雅集，既是看在范志熙面上，也是作为一位寓居文人对古都文化的尊重。张裕钊两次参加愚园雅集活动，写了一篇文章与多首诗。范志熙不仅是愚园雅集活动的参与者，而且还是组织者，题诗唱酬诗文甚多。据《南京愚园文献十一种》记载，上册载有范志熙的诗文77首，下册载有20首，共计97首，在雅集名流中居前列。[58]范志熙的三儿范德权（光绪乙亥科举人、壬辰科进士）是张裕钊弟子，[59]也为愚园题诗唱和，其中一首为：“驱车忆出射阳湾,京洛游踪迄未闲。那许筵前抛白纻，又来江上看青山。五年爱日随流转,万里长风破浪还。偶检敝裘翻自喜，堂前戏学老莱斑。”[60]于此知悉，在金陵期间，张裕钊与范志熙父子、胡恩燮等名流时有往来，而范志熙与张裕钊弟子也有交集，从而构建了多维性的人际关系结构。在时间与空间的错位中，他们的交游表象和内涵发生衍变。

综上，通过对张裕钊与范志熙的交游考察，确定二人交往时间主要在1838年至1881年左右，这正是他们事业起步至成熟阶段。从一座科举独木桥上走出两条不同的道路，这是因为不同的人生观决定的。张裕钊无意仕进，潜心于文化，而范志熙则热衷科考仕途，因而职业有异；他们隶属两个不同价值观的交游圈。张裕钊与黎庶昌、吴汝纶之所以成为至交，是因为他们介入了桐城派文学圈与湘乡派人文圈，而范志熙的人脉圈在官场。张、范不在同一个交游圈，为什么能保持终生不渝的友谊呢？个中缘由，同案与姻亲关系不过是感情基础，而性情相近与兴趣投合等因素不可忽略。

张裕钊在文章中称述范氏：“质厚而气和，貌恭而行逊……其遇人也，无亲疏、贵贱，无愚智、贤不肖，和而易，俭而裕，泛爱而一视。”[61]可见范志熙性情平和与人品颇佳，这或许是“素性严介”的张裕钊择友比较看重的。范志熙嗜好诗歌与藏书，“其学也，于书之善者，博购而广聚之，泛览而不倦。”[62]张裕钊对范志熙的雅好甚为赞许，尽管二人的文化境界不在一个层面，但在情致爱好上不乏一定的共鸣点。“先生于裕钊故丈人行，而常弟畜裕钊。”[63]范志熙对张裕钊持有深厚情结，他虽然是长辈，但对张裕钊像弟弟一样喜爱，况且在学问方面向来褒赉有加。还有一个关键点是二人均属于笃行进取一类。张裕钊在京城弃职后，曾在幕府、书局、书馆谋生，生活状态漂浮不定；但他能克难时艰，崇志于学问，成为著名书院山长，为国家培植大批人才，并在文学与书法上引领时代风向。范志熙参加科举考试不顺意，曾产生过“仕隐”的念头；但在现实中从未放弃，而是砥砺前行，终于在47岁考中举人；后晋阶三品大员，同光间以诗名，[64]其书籍4557种庋藏于江南图书馆，泽被文苑。

挚友如异体同心（亚里士多德语录），性质不同的职业不能阻隔君子贤能之间大道共通与心灵冥契。不论是科考竞争的残酷，还是兵甲战乱的纷扰、亲友离殇的痛楚，真挚的友情自始至终贯穿他们人生行进的轨迹，为彼此的功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他们的友谊和果实缔结在清王朝衰谢之际，似乎出人意料，却又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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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同[2]，1卷：95.

[10]同[3]，8卷：29.

[11]同[3]，8卷、11卷.

[12]同[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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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同[4]，68.

[17] 同[5]，下册：1059.

[18] （清） 范志熙.退思文存[M].武昌：木犀香馆刊，1888：55.

[19] 同[1]，595.

[20] 同[5]，1059.

[21] 同[4]，68.

[22] 同[15]，7.

[23]同[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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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徐雁平，张剑主编.清代家集丛刊（174）[M].北京：国家图书出版社，2015:255、256、257、259.

[26] 同[24]，2.

[27] 同[4]，49.

[28] 同[4]，286.

[29] 同[4]，534、535.

[30] 同[4]，534.

[31] （清）范志熙.范月槎诗文稿（不分卷）[M].武昌：木犀香馆刊，（抄本，南京图书馆藏稿，无页码标记）.

[32] 同[4]，536.

[33] 陈启壮.碑骨帖姿[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2016：155.

[34] 同[31]，无页码标记.

[35] 同[3]，8卷：1.

[36] 同[3]，8卷：4.

[37] 同[4]，535.

[38]徐世中.张裕钊佚文考略[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4(3)：53-59.

[39] 同[3]，11卷：33—36.

[40] 同[3]，11卷：35—36.

[41] 前人编.范志熙齿录.（刻版时间与页面不详）

[42]同[1]，18册: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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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清）范当世.范伯子文集[M].书林书局，2023:44.

[46] 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第8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251.

[47]同[46]，252.

[48] （清）胡恩燮，（民国）胡国光.南京愚园文献十一种[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5：191、193.

[49] 同[48] ，上册：194、195.

[50] （清） 范志熙.退思文存[M].武昌：木犀香馆刊，1888：12.

[51] 同[48] ，上册：190、91.

[52] 陶起鸣.南京愚园史话[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7：195.

[53] 同[48]，200、201.

[54] 同[52]，195.

[55] 同[48]，210.

[56] 同[4]，321.

[57] 同[48],65.

[58] 同[37]，40、72、130、173、184、194、203、207、226、230、822、858、859.

[59] 同[1],第18册：467.

[60] 同[48]，135.

[61] 同[4],67.

[62] 同[4],67.

[63] 同[4],68.

[64]徐忆农.范志熙及木犀香馆藏书[J].江苏图书馆学报2001（1）：47.

本文作者：张靖鸣，湖北鄂州人。学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