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的老师是什么人？——欧阳玄与元朝岳麓书院

来源：道中华

说起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选官制度，人们很自然会想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举制，“金榜烂，玉音加，从今稳步上天霞”的科举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组成部分。

元朝虽然开科举较晚，取士也不多，但由于空前的大一统，其乡试的范围远超历代。有一位湖湘籍的名儒竟能培养出多位状元，他就是欧阳修的后裔，元朝著名政治家、史学家，人称“一代宗师”的欧阳玄。

“元四学士”之欧阳梦马

欧阳玄，字元功，号圭斋，生于至元二十年（1283年），卒于至正十七年（1357 年），祖籍江西，后迁湖南浏阳。欧阳玄本人正是仁宗延祐复举的直接受惠者，是1315年复科头一科的探花，历仕元朝五任君主，常负责起草朝廷诏书、高文典册。编修《皇朝经世大典》《四朝实录》《辽史》《金史》《宋史》，撰《定国律》《选格序》，以深厚的史学功底参与了元朝中后期重大文化工程，堪称功勋卓著、天下闻名，后世将其与吴澄、虞集、揭傒斯等并称为“元四学士”。

欧阳玄是仁宗以来“崇儒重道”大政方针的直接推行者，他在政治思想上敏锐捕捉到了元朝空前大一统所带来的文教发展契机：“子徒慕先汉之遗风，若未覩今日之文治。我国家声教之所暨也，东踰若木之日津，西探崦嵫之月竁，南穷火维之陬，北际冰天之澨。文轨之治既同，弦诵之风四被。视寰海为一辟雍，陶同宇为一庠序。于是在天则应璧府图书之祥，在地则产孔庙金芝之瑞。藏曲阜之特祠，实飞龙之首岁。乃择成均之师，申胄监之制。三年而科诏颁，文治蝟。日星乎旷世之条，风霆乎多士之气。将见自今以始，彼汉之亿万，尚敢与今日同年而语哉？”（欧阳玄《辟雍赋》）在欧阳玄看来，元朝大一统为文化认同创造了条件，为中华文化传播带来了空前的机遇。正是在元朝，才有了“视寰海为一辟雍，陶同宇为一庠序”，元朝的广阔疆域都传播是中华文化的大学校。

元朝积极发展文教事业，元朝的边疆儒学就是一大特色。元上都儒学教育起步较早，而且“庙学合一”。政府几次颁布诏令对上都孔庙进行修缮维护，保持上都儒学教育的人员编制。在元朝“龙兴之地”的哈剌和林，儒学教育也得到了长足发展，著名的蒙古族儒臣哈剌哈孙尊崇儒学，上奏建立庙学，选择著名儒士任学官，对和林儒学教育作出了重大贡献。汉族儒士苏志道（元末名臣苏天爵之父）长期任职岭北，在和林孔庙讲学不辍，极大促进了边疆儒学教育的发展，漠北草原的儒学制度与中原内地配置大体相同。

此外，在净州路、集宁路（均属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和应昌路、全宁路（均属今内蒙古赤峰）、中庆路（今云南昆明）、建水路（今云南建水），甚至远在戈壁大漠、条件极为艰苦的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都有儒学教育，正是欧阳玄盛赞“今日文治”的由来。

欧阳玄的诗作中最有名的一篇莫过于《天马颂》。1342年，罗马教皇使者马黎诺里一行来华，献上了一匹高大的“异马”，震惊朝野，一时之间成为各民族士人竞相题咏的对象。雍古人马祖常、色目人儒士丁鹤年、蒙古族道士张彦辅等都有传世佳作。欧阳玄的《天马颂》更是传颂一时，其中“不用汉兵二十万，有德自归四海羡；天马来时庶升平，天子仁寿万国清”之句，以汉武帝用兵得大宛马的典故，反衬元朝文治，充满“以元比汉”的历史自信甚至“元迈汉唐”的文化雄心。据说欧阳玄小时候就做过“墨色大马，横天而过”的奇梦，“欧阳梦马”成为元人啧啧称奇的茶余掌故。

儒者之乐：馆下新添两状元

欧阳玄的弟子阿察赤、李黼都是状元。其中，李黼是颍州（今安徽利辛）人，后来官至礼部侍郎，一生忠诚奉职，流芳后世。阿察赤史料阙如，难以知其生平，但阿察赤这个名字是元朝比较常见的蒙古人名。

作为状元的国子学老师，欧阳玄想到仁宗朝开科举、育人才的新政终获大成，不胜感慨，信笔写道：“昔被仁皇雨露恩，三朝五度策临轩，小臣报国无他伎，馆下新添两状元”“禁院层层桃李开，天街绣毂转晴雷；银袍飞盖人争看，两两龙头入学来”。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是儒者的人生三乐之一；而能得天下各民族英才而育之，他们还取得如此成就，做老师的那种欢悦就非言语所能描述。

欧阳玄与各族士人唱酬往来，作为状元的师傅，《元史》评价他“文章道德，卓然名世。羽仪斯文，赞卫治具，与有功焉”，实在是不刊之论。

欧阳家学与元朝岳麓书院

欧阳玄的祖父欧阳新以经学著称，曾任岳麓书院讲学，讲学水平很高。据说当时的山长欧阳守道听过他的讲课后感叹“长沙自有仲齐（欧阳新字），吾何为至于此”。

岳麓书院在宋元战争中被焚毁，中统二年，元世祖忽必烈下诏保护书院，“毋得侵扰亵渎，违者加罪”。不久后，潭州学正郡人刘必大主持重建岳麓书院，恢复宋代旧观，楚南士子重又云集于此。延祐元年（1314年），岳麓书院再次得到修整，修复后的书院规制宏整，做到了“讲学有堂，藏书有阁，祭祀有祠殿，游息则有亭轩”，保持了宋代旧有规制。元朝岳麓书院延续自南宋张栻（胡宏弟子）确立的“成就人才以传道济民”的育人原则，训诫学生体察求仁，不要把“熟于记诵，工于辞章，优于进取”作为学习目的，而是要坚持“审问于人，慎思于己，明辨而笃行之”的湖湘学派精神，因而教学卓有成效，不同于一般官学化的以科举为目的的书院。

作为湖湘学人，欧阳玄对湖湘地方儒学和书院发展十分关注。他的两篇学记《道州路重修濂溪书院记》和《道州路学重建记》，从侧面反映出元朝中后期官方尊隆儒学的重要政策。道州（今湖南道县）是宋代理学大家周敦颐（濂溪）的故乡，元初时发生过“濂溪书院事件”：元初岭北湖南道廉访分司以周敦颐为“亡宋道学之士”，不该立塑像以及书院收藏故宋皇帝题词两件事为由向上参奏，要求“拘收焚毁”。一时间气氛紧张，行御史台把这件事交下属机关察院审议，结果察院“议得濂溪先生学续千秋，道传二程，维持纲常，发明仁义，实大惠于学者，乃有功于圣门，礼宜通祀，岂止乡土一祠而已?”不仅肯定了为周敦颐塑像的合法性，而且对廉访分司的行为给予了严肃驳斥，最终把塑像题词等物归还了书院。

欧阳玄的这两篇学记大力旌表周敦颐，认为“皇元定宋九儒从祀，周子居其首”。周敦颐之所以被推尊为首位大儒，实因朱熹“最先尊信”周敦颐，而元朝又特重程朱理学，于是周敦颐学说成为天下显学。藉由欧阳玄的申论与施政作为，周敦颐在儒家道统谱系中被确立起神圣地位。周敦颐、二程、朱熹一起历经元明，成为儒家道统学说的扛鼎人物。在欧阳玄那里，朝廷确立理学道统与地方传续湖湘学脉，其实是互为表里、一体推进的。元朝虽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尊崇儒学，把州县学（官学）与书院作为地方儒学教育的两手来抓，地方文教事业取得了很大发展。时人黄溍评说“其为书院者遂与州县学参立而布满四方”，全国四百余所书院绘出一片弦歌不辍、文化繁荣的盛景，以至于近代史家有“元代书院，视宋尤盛”的评论。

（作者：闫恒，内蒙古党校哲学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