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朱令，伤今人

近三十年来正义始终无法出现，只有人们靠良知和怜悯在反复呼唤社会不要忘记这个事件，背后反映了知识和良知在权力面前的无奈。

我们每个人的地位、收入、知识、万无一失的防备，所有一切，在有人想加害我们并可以逍遥法外的时候，都不能成为我们的护身符，只有行之有效的法治才是避身之所。

上帝给吴承之、朱明新夫妇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先是赐予他们一对可爱、漂亮、多才多艺的女儿，继而在她们的花季之年，又把她们收走或摧毁。

198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生物系大三年级的长女吴今，在参加学校组织的春游时，莫名其妙地失踪，然后又莫名其妙地被发现坠崖身亡。1994年至1995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化学系的次女朱令，同样也是在大三年级时，先后两次被人投毒，虽然经过全世界热心人士的帮助，终于脱离生命危险，但是全身神经系统、主要器官和视觉都受到严重损伤，成为一个重度残障人。

吴承之、朱明新夫妇有过灿烂的青年，幸福的中年，但是自从年过五旬后的30多年里，接连沉陷在在丧女之痛，以及日复一复照顾不省人事的女儿的奔波憔悴中。他们今天都已80多岁高龄，不过，“安享晚年”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眷顾的词汇。

“朱令案”近三十年来热度始终不减，这里面有人们对朱令一家遭遇的同情，也有人们对凶手不能捉拿归案，得到惩罚的愤怒。近三十年来正义始终无法出现，只有人们靠良知和怜悯在反复呼唤社会不要忘记这个事件，背后反映了 知识和良知在权力面前的无奈。

朱令出身于典型的高知家庭。外祖父朱启明，民国时期燕京大学优秀校友；父亲吴承之和母亲朱明新都是中科大1959级校友，那时候中科大比清华北大更受青年人的青睐，他们可谓真正的天之骄子，人到中年的时候，他们分别成为中国地震局和中国远洋集团的高级工程师，堪称行业权威；而他们的女儿从小就求学于北京最优秀中小学，后来分别升入北大、清华。

在东亚社会的平民眼中，他们是成功人生的最典型样板，是平民奋斗的天花板。然而， 这些所谓的成功，以及专业领域的成就，可以保障他们平时尚称优渥的生活，但是在遭受磨难的时候，并不能保护他们——他们与平民一样只能忍受做受害者，他们只不过是多了一些发声渠道而已。

而投毒者因为是赫赫有名的高官后人，一直能逍遥法外，可以毫无阻拦地出国留学，可以回国找到报酬丰厚的工作，据身边目击者称，即便是事发十多年后，还可以自由出入复兴门外的高干住宅区。

事发之后的近二十年里，朱令外祖父母、父母的很多好友——他们都是堪称中国知识界的最权威著名人士，不乏有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身份——坚持不断为朱令案上书呼吁。司法系统也都已经查个水落石出，每个办案人员也为朱令遭遇深感不平，但是知识分子的呐喊和普通人的良心终究是脆弱的，不抵有关人员的一个招呼或一个简单批示——这就可以让沉重的一页纸彻底掀过去了。 （具体可见《公安部关于政协十届五次会议陈章立委员来信反映问题调查情况的复函》，2007年9月17日）

是的，学霸们（哪怕是清华北大的省状元）奋斗一生的极限不过是在海淀或西城拥有一套学区房罢了，而这些，一个在地方上有点地位的官僚或者跟权力粘上关系的掮客们，可以轻易办到，君不见二环三环各地房哥房姐的豪宅万万千？学霸们人生的成功结果不过是把子女卷进清华北大（或藤校）罢了，而这些学历证书在激烈应聘面前，又哪能比得上一个条子？

所以，我们普罗大众面对朱令案，除了同情和愤怒，还应对我们文化中的习性做出一些反思。 中国人追求个人的极致成功，对社会制度进步漠不关心或进而言之（并自以为成熟），其实个人的成功是渺小的脆弱的，如果没有法治的保护，个人获得的一切可能随时消失。

十六年前，朱令的母亲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奔波呼号十多年依然没有效果之后，发出了喟叹《我该怎么保护我的女儿》，并著文发表于一篇杂志，这也是撞击每个人灵魂深处之问。 我们每个人的地位、收入、知识、万无一失的防备，所有一切，在有人想加害我们并可以逍遥法外的时候，都不能成为我们的护身符，只有行之有效的法治才是避身之所。

而投毒者的祖父和伯父也本是高级知识分子，据他们身边熟人透露，两位都是有富有正义感的人士，常常为贪污腐败、社会不公愤愤不平。然而，他们掌握了权力后，在大是大非面前依然选择了服从于亲情，或他们的地位和权力被亲属利用，去对抗法律，以至于他们的一世英名被蒙羞，以至于人们都认为他们才是真凶。由此可见法治可以保护任何一个人：它可以为无权无势的人撑腰，也可以防止有权有势的人堕落。

诚如总书记所言：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愿法治畅行天下！愿人间从此没有如此离奇的铊中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