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店，注销，转让！暴利KTV活不下去了...

KTV行业进入下坡路是从2015年开始的。

2015年，头部品牌钱柜的北京首家门店“朝外钱柜”闭店，成为这个1200亿行业走向落寞的转折点。紧接着，万达集团旗下80多家大歌星KTV全面关店，同样的谢幕故事，在全国各个城市的夏绿地、好乐迪、K歌之王等陆续上演。

KTV二十载的风光，一去不复返。

相关数据显示，2015年KTV经营场所数量达到行业峰值，超12万家KTV遍布全国；但到了2016年，60%的KTV关店，数量从12万家断崖式降至5万多家。截止2022年末，全国KTV仅剩不到5万家，数量与最近几年才流行的剧本杀门店相差无几。

在KTV行业兴盛与没落的故事里，一面是明星富二代一夜豪掷百万的都市传说、是“夜场经济”下最具代表的纸醉金迷，另一面则是80后、90后逐渐淡去的青春印记，曾经的金碧辉煌里的歌声鼎沸，转瞬成了老旧破败中的时代绝响。

被改变的夜晚

1999年8月，《时代》周刊出了一本特刊——“20世纪对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人”。

众星云集中，一个陌生的名字赫然在列：井上大佑。

鲜少有人知道井上大佑是谁，但说起他的发明——卡拉OK，可谓家喻户晓。

卡拉OK对人们的生活影响有多大？

《时代》周刊的评价恰如其分：他改变了亚洲的夜晚。

被改变的何止是夜晚，卡拉OK在改变亚洲夜生活的同时，也催生出了一条庞大的产业链。

1971年，井上大佑发明出世界上第一部卡拉OK机，而后相继出世的11台机器很快被摆上酒吧柜台，灌制进演奏曲目。酒吧里多了音乐，氛围感有了，却并未引起过多关注。

“大概过了一周，他改变方式，让女服务员率先演唱，再请顾客同唱，效果就来了！”

从晚上6点半到凌晨1点半，麦克风未停过半刻，客人们都参与了进来。

“氛围被改变的同时，销售额也在飙升。”

通过租借卡拉OK机的盈利，井上大佑很快开发出第二代、第三代以及一体化机型。随着卡拉OK机的广泛流行，日本一些电器大厂家介入生产和开发，卡拉OK机开始走向世界。

卡拉OK进入中国，最先是在台湾地区，后来声名大噪的钱柜就诞生于1989年。

内地的第一家卡拉OK厅诞生在广州，于1988年1月在广州东方宾馆开业。一个容纳60人的开放大厅，圆形小舞台上摆放着点唱设备，招待的多是外宾和有身份的人。同年夏天，北京第一家卡拉OK歌厅“你歌卡拉OK厅”开业，随后几年，卡拉OK厅在北京遍地开花。

北京文化局统计，截至1993年9月，北京市共有注册歌厅282家，到1995年，包括歌厅在内的新型文化娱乐场所已达1400多家。

过去一到晚上七、八点，商店关了门，人们看会电视就准备睡觉。卡拉OK的出现，点燃了人们对夜生活的热情。

北京市文化局原本规定歌厅的营业时间不得超过0点，后来逐渐放宽到凌晨两点，经过特批后可以开到凌晨三点。

那个时候，卡拉OK堪称最高端的娱乐场所，有现场乐队，有签约歌手，有伴舞团……这样的规格配置，自然价格不菲。

1995年，有媒体报道，某先生请朋友到东四南大街的一家夜总会唱卡拉OK，结账时账单显示为1314元——2听可口可乐76元，一瓶可赛矿泉水28元，一听啤酒45元，一壶红茶78元，一个果盘198元，外加15%的服务费及包间费。

那一年，北京房价是多少？5000元左右。

也就是说，当时在卡拉OK消费四个晚上，能买上北京一平米的房子。

高消费一被曝出，卡拉OK成了众矢之的。当年8月11日，北京就发布了《关于饮食娱乐业禁止以不正当价格行为牟利的暂时规定》，对歌厅等娱乐业的收费价格进行了规范。

高消费被限制，催化卡拉OK开始走平民路线。

“量贩”遍地开花

钱柜来了！

1995年1月，钱柜在大陆的第一家KTV落户上海静安。当时人们对KTV的认识，还停留在让普通人望尘莫及的夜总会卡拉OK，钱柜的到来打破这一格局。

2001年，钱柜进军北京，第一家门店在朝外开业。据店员回忆，朝外店自开张后一直火爆，尤其是2005年到2009年，当时包间需要提前两天预订，即使工作日也会每晚满客，月收入超1000万。巅峰时期，一天收入能达到80万元以上。

此后，钱柜在广州、西安、武汉等地陆续开张，那时钱柜不仅成为KTV的代名词，甚至成为时尚和潮流的象征。

彼时的钱柜，依托火爆的市场，建立起了自己的厂房，专门供应喇叭、音响等设备，开办了钱柜培训学校，甚至还拥有一家时尚杂志，一时间风头无两。

千禧年之后的十年间，可谓中国消费市场的黄金期，蓬勃向上的经济发展，带动了巨大的消费需求，巨大的时代红利之下，站上风口的不止是钱柜一家KTV。尤其是从卡拉OK的高端消费彻底普及到KTV的平民消费，麦乐迪功不可没。

2000年，麦乐迪KTV在北京落地，并且带来了日本的量贩式卡拉OK模式。

日语中的“量贩”有“大量批发”、“自助”的含义，引申出来的“量贩式”指的是透明、消费者自助和平价的经营方式。

量贩式KTV构建了全新的经营模式，比如改变了卡拉OK按歌曲收费的计价模式，而是按照每小时来计价；没有隐形消费，明码标价，在曲库、印象、服务、包厢等多方面全面升级优化。它的主要商业模式是依靠低廉的包厢费获客，利润点主要在酒水、果盘等附加消费品。

麦乐迪的量贩模式一经推出，迅速风靡市场，KTV也彻底成为了大众平民消费。无论是年轻人失恋消愁，还是生意人商业往来，亦或是中年人同学聚会，甚至是一家人聚餐之后，KTV都成为了一个最佳选项。

于是，怀旧金曲与骰子碰撞，摇晃的酒杯搭配氤氲的灯光，这个堪称暴利的行业开始飞速扩张，银柜、喜乐迪等一大批KTV品牌都冲了进来。自2003年开始，整个KTV产业在全国野蛮发展。

KTV攻城略地之时，恰逢华语乐坛鼎盛时期，众多流行歌曲传遍大街小巷。与之对应的，无数形形色色的量贩式KTV如雨后春笋，“狼嚎一条街”遍布学校周边小巷，2008年至2011年，KTV年均增长率超过10%。

有业内人士表示，“只要你敢开，就能够挣到不少钱。当时不管你投资几百万也好，甚至上千万，回报率快的半年回本，慢的一年到一年半也基本都回本了。”

盛极而衰

2015年，KTV行业迎来巨大转折点。一边是数量迎来巅峰，全国约有12万家KTV；另一边是关店潮猛烈上演。

实际上，2014年年底，KTV行业颓势已显，钱柜全国十几家门店陆续关门，其大本营上海也未能幸免。至2015年，钱柜全国门店仅剩3家。不止是钱柜，大歌星、好乐迪等KTV品牌同样迎来风波，轻则业绩大减，重则退出市场。

为什么风向转变会如此之快？

一位KTV资深管理专家的曾多次提到，除了全国企业参差不齐的管理水平外，KTV行业面临的一大问题，即是市场的饱和。

“全国就这么多城市，一个市里能承载的KTV门店是有限的。”

除了市场急速扩张带来了高度饱和之外，2014年移动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加剧了KTV产业的残酷竞争。为了抢占客流、提升盈利，在红海市场之下，KTV走上了一条残酷内卷的道路——价格战。

2014年，团购APP拼低价来争夺市场，掀起O2O烧钱大战。低价厮杀，引发了产业格局的巨大变革，被裹挟其中的传统线下KTV也陷入了无序的低价竞争。在团购网站上，各家KTV都成了白菜价，有8元唱3小时，不限时段的；有9.4元唱5小时，可免费停车的；有22元可包唱通宵的……

KTV本身是一个前期投入巨大、重资产行业。价格战的结果是，原本就已经面临人工与租金成本日趋高涨的行业，利润被不断削薄，连锁大品牌割肉求生，个体户则“悄然死去”。

凛冬已至，2015年至2020年，全国KTV企业数量大幅度缩水，五年间，近半数商家没有挺过这场“寒冬”。

据爱企查数据显示，我国经营卡拉OK的近68000家企业里，排在前几页的大部分处于注销或者解散状态。实际存续营业的只剩下26917家，也就不到总数的一半。而且最近的一年内，新注册成立的卡拉OK仅仅125家，31个省市只有125家新开的店。显而易见，KTV根本就没有新鲜血液进来，衰退的趋势肉眼可见。

路在何方？

KTV还有机会吗？

近年来，行业也在尝试自救，迷你KTV就曾被寄予厚望。

2016年，迷你KTV获得资本热捧，遍地开花。一台成本仅两三万元的迷你KTV大举进军市场，商场餐饮门店或电影院附近随处可见，方便人们在逛街休息、吃饭等位、电影开场前的空隙高歌几曲，单曲3元，唱一小时约30元，算下来其实并不比普通KTV便宜，但胜在更高效更便利。

仅仅两年时间，国内迷你KTV的数量从3.6万台猛增至7万台，到2018年整体市场规模达到13.9亿元，同比增长15.1%。

不过，时间证明了，迷你KTV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娱乐方式的多元化和线上化，让传统KTV无法还击。腾讯系的“全民K歌”、阿里系的“唱鸭”、字节系的“音遇”、网易系的“音街”……大厂们集体下水，曲库更广了，功能更多了，还有互联网最擅长的社交属性，使得在线K歌APP占领了年轻人的手机。

智能手机时代，衣、食、住、行、娱乐消费全方位地向线上转移，个体力量提升，年轻人可以在手机上找到任何想要的娱乐方式，比如网游、综艺、购物、直播、线上聊天等，“互联网满足了很多人最细化的需求。”

反观KTV行业本身，已经是众人口中的“夕阳产业”，有着老旧、单一、单调、过时等一身毛病。但与其说是KTV模式落后，更准确地来说，KTV是正在被新一代的年轻消费群体抛弃。

2014年，一个调研报告显示，从消费能力看，90后是线下KTV的高消费人群，占据KTV消费500元以上人群的4成。然而2019年，口碑联合饿了么发布的数据显示，过去一年，选择在KTV下午时段消费的50岁以上中老年人比青年群体高出近20%。

这一数据还在继续变化，美团APP消费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同比2019年上半年，量贩式KTV全国18至21岁年龄段的用户数同比下降了13.4%，消费额同比下降了15.4%。

各种迹象都预示着，年轻一代正在抛弃线下KTV。

很多KTV老板们也在反思行业发展面临的问题，“KTV所能提供的服务，以及企业自身的管理都在制约量贩KTV的发展，KTV发展了近30年，所提供的产品变化不大，创新不多，年轻人难免觉得无聊，不少KTV至今还在寄希望于卖酒水赚钱。”

一些比较有实力的KTV也在寻求转型，餐饮式KTV、轰趴式KTV、综合型KTV等层出不穷。台北纯K推出子品牌K-party，温莎推出子品牌W K-bar，它们做出更具新鲜感的尝试，为消费者提供结合了唱歌、派对、酒吧的多元空间，但市场反响却依然平平。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KTV的急速衰落，并不意味着行业的终结，这只是前期市场急速扩张后的必然结果。市场的容量毕竟有限，蓝海期发展有多迅猛，红海期的洗盘就会有多惨烈。

对标K歌文化发源地——日本，K歌产业有包括第一兴商、Round 1、Shidax等上市公司。但在中国，KTV行业还未进入到管理的标准化时代。从行业本身出发，KTV行业从高增长发展到了平稳增长、竞争加剧的阶段，但其经营管理依然粗放。

“很多KTV的主要工作还是排班、接待、处理投诉，只知道定目标，比如定一个年营收800万的目标，却不知道怎么通过管理达成目标。KTV行业从业者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一直以来也缺乏人才培养机制，这一点严重制约这个行业的发展。”

一个完善的加盟体系可以给企业带来品牌力和客源，支撑起更有效的会员管理，但中国KTV行业大多数是个人老板投资，几个人合伙开店，真正专业化、品牌化运作的寥寥无几。

2020年爆发的疫情，是KTV行业洗牌的提速器。疫情加速淘汰了旧产能，不重视管理、无法应对风险的KTV被大量淘汰，“因为疫情，打击面比较大，一些本身管理水平不错的店也被创伤。”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KTV行业客流量同比下滑了70%－80%。

难道KTV真的就没有出路了吗？

从数量上来看，KTV未曾消失，只是不再占据大众的视线。

中国文化娱乐行业协会数据表示，KTV行业虽日渐低迷，但仍是音乐产业占比重最大的业态。2020年12月，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产业发展研究中心项目组发布的《2020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总报告》显示，2019年卡拉OK市场规模高达1034.4亿元，占音乐产业总值的26.18%，在中国音乐产业的细分行业中拔得头筹。

历经二十年的野蛮发展，KTV从增量市场进入了存量市场，KTV并不会消亡，消亡的只是其暴利时代。中国市场广袤，消费分级明显，潮涨之时，KTV产业纷纷涌向一、二线城市争夺最大的蛋糕，但当潮退之际，下沉市场或许才是产业永续发展的最佳方向。在下沉市场里，“吃饭、麻将、KTV”是难以撼动的休闲生活三件套，这里的蛋糕或许不是最大的，但却是最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