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我们关不关心，任何生命都不该被用某些方式对待

《十二夜》

10月16日，四川成都崇州一女童被未拴绳的家养犬咬伤，随后女童入院治疗，两只涉事犬只被捕获，其主人分别到案。这一事件引起全国关注，随后各地开始规范养犬条例，并出现了大规模捕杀流浪狗的情况。

对动物的随意处置，这不是第一次。新冠大流行时期，有关动物与新冠病毒传播的关系已经有明确研究结果和更好的处理办法时，动物遭到了扑杀。这一次，有人类未遵守已有管理规定造成他人受伤，动物遭到了扑杀。从狂犬病、新冠病毒传播到女童遭咬伤，人类生活秩序稍一遭遇冲击，首当其冲的替罪羊便是在人类社区中生活的动物。如作家黄宗洁在《它乡何处》中所说：“尽管人类的作为早已改变动物在‘自然’中的位置，却又不愿意正视与接纳此一位置的改变。文明越是‘进步’，动物与自然越被当成应该驱逐的他者，一旦稍有‘越界’之虞，我们便因其所具有的力量、疾病与污秽等可能的威胁而感到惊恐、愤怒。”

今天与大家分享黄宗洁在《它乡何处》中写人与流浪动物的文章。她在其中写到中国台湾关于流浪动物处理的经验，艺术家张力山和摄影师杜韵飞在促进人类重新想象人与动物关系的努力，以及作家骆以军从动物遗弃出发展开的关于人如何对待边缘生命的反思。她认为：所有的对待都有其底线，饲养后的照顾、收容所内的环境，甚至就算是想要通报捕捉，都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自己所厌弃、恐惧或不在意的生命为所欲为。这是在所有动物身上都适用的基本原则。捍卫这样的底线，或许比讨论爱与不爱要实际得多。或许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永无止境的“为何只关心〇〇不关心××”或“这是道德不一致”的争执循环中抽身，体会到无论我们自己关不关心，任何生命都不该被用某些方式对待。

从宠物到流浪动物：在城市的暗处

猫狗在台湾常被视为拥有特殊待遇的一群，不只现行的法律常被质疑是否独厚猫狗，甚至到了要立法限制吃食的程度；许多人对待动物的态度亦仿佛印证了所谓爱动物多半仅局限于自家宠物，部分饲主任由宠物在野外活动的行为，更让关怀野生动物处境者质疑犬猫造成生态环境失衡。但对于在意流浪动物议题的人来说，台湾流浪动物的处境，或许会让他们有完全不同的感受。若综观近二十年来台湾动物保护运动的脉络，就可发现犬猫或许得到了最多的注意与重视，但它们的处境以及社会意识的改变，其实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多。

为什么独独是猫狗受到这么多爱护动物人士的注意？说来讽刺，台湾真正开始有更多关心生命的人投入动保运动，是因为当年一度传出台湾“有可能”成为狂犬病疫区的消息后所卷起的效应——立刻出现了许多泼硫酸与泼汽油的案例；另一方面，在那个没有“动保法”的年代，当时收容所的狗是如何被处决的呢？1997年由关怀生命协会出版的《犬殇》，曾针对当时65个公立收容所进行了调查记录，一笼一笼浸到水里淹死的、活活电死或饿死的，或因过度拥挤被其他狗咬死甚至吃食的……各种残酷的事件，在当年的收容所都不算是什么新闻。这些狗一旦被捕捉，多半不会得到食物，曾有狗从进了收容所之后，就因过度拥挤一只脚挂在同伴身上始终放不下来；幼犬则是因为笼子间隙太大而活活卡在栏杆中……那是“爱心妈妈”诞生的年代，也是“为何关心猫狗”的源头。

狂犬病的恐慌于2013年再起，在三只鼬獾被确诊之后，全台随即陷入巨大的疫病恐慌，野生动物被乱棒打死，无数的狗被随意弃养或毒死，甚至有县市发起了“抓狗换白米”的活动。人们的反应似乎显示了十几年来，社会大众对于动物的知识仍然严重不足，生命教育的概念更是相对缺乏。同年11月，由九把刀监制、Raye导演，在员林收容所实地拍摄的纪录片《十二夜》上映之后，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大众惊觉原来过去所想象的“收容所”并非动物的安身之处，而是停留十二夜就要面临处决命运的“屠宰场”。“零安乐”的呼声随之而起，成为流浪动物政策的理想愿景。台湾当局主管部门迅速通过“动保法”部分条文修正案，自2017年2月起，全面实施收容所“零扑杀”。

《十二夜》

尽管台湾已进入零扑杀的年代，但流浪狗的问题与争议并未随之结束，零安乐观念在民间的发酵，反而揭露出若整体配套措施并未完善的情况下就执行政策，可能造成的副作用。认定收容所不会执行安乐死之后，通报收容的数字反而更为上升（部分民众误以为通报等于救援，讨厌动物的人则认为既然已经零安乐，动物更不应该出现在街道上干扰人），但在整体收容环境、宠物繁殖业的规范与犬籍管理、民众饲养动物的观念皆未同步改善的情况下，追求理想中量化数字的结果，往往造成更多伤亡，2016年4月间嘉义收容所发生将大量狗只送往私人狗场，结果热死三十多只狗的案例，就是此种恶性循环下的结果。同年5月，新屋收容所园长简医生服用狗只安乐死药物自杀的悲剧，更暴露出台湾在流浪动物议题上的失衡和结构的崩坏，对第一线人员造成的沉重压力，以及误以为零安乐之后流浪动物问题就不存在的迷思。

城市动物生殇相

在过去，流浪动物一直以城市的废弃物的形象存在，对于此种状况，有些人毫不在意，有些人关心却深感无能为力，生命便在社会集体的遗忘中快速地消逝。但长期以来，也不乏关心此议题的艺术家和文学家，试图以影像和文字为生命留下纪录、召唤记忆，以对抗集体的遗忘和失忆。旅美艺术家张力山就曾以“意外领域之形骸孤岛”（Accident Realm: Ashen Atrocities on a Desolate Island，2011）为题，将流浪动物的骨灰置于艺术馆内，请观众捡拾骨灰置入信封，待展览结束后一并寄至相关政府单位，将观展转化成社会行动。更重要的是，这“拾骨”的举动，象征性地翻转了人与动物的关系，让这些生前被当成“垃圾”处理的流浪动物，拥有最后、或许也是唯一的温柔对待。

“意外领域之形骸孤岛”

摄影师杜韵飞以台湾各公立收容所“安乐死”前的狗儿为素材的作品《生殇相》（Memento Mori，2011），亦带来了对于台湾流浪动物处境不同的观看角度。这些作品中的主角全都是被城市弃绝的生命，它们没有名字，只有在收容所中的笼位编号，但杜韵飞透过他的镜头，让生前不容于这个城市的它们，透过死亡开出了一个让人类反思自身行径的空间。

2011/11/28　10:54 a.m.　台湾某公立收容所　距离安乐死执行时间：1.2小时 摄影：杜韵飞

《生殇相》特别之处，不只在于杜韵飞让这些临死前的狗儿纯粹以狗的“真实面目”出现，没有加上任何修饰（在部分照片中，甚至连它们因严重皮肤病而脱屑、泛红的皮肤都照得一清二楚），也在于他采取的摄影手法，又非常吊诡地让这些“狗”拥有了“人”的面貌。因为杜韵飞运用了19世纪以来古典人物肖像摄影的技术：

运用摄影棚的灯光与环境凸显每个生命的独特性。用意是希望流浪动物不再只是空洞的议题，不再只是冰冷的统计数字。抽离所有相关的场景，舍弃牢笼与收容所空间和物件，去除任何可能对于流浪动物安乐死的负面观感以及收容所的成见，让影像中的流浪动物有一张可被辨识的面容、可被侦测的情感个体，人们得以不受干扰地凝视着流浪动物的肉体与精神状态，进行一场对等的生命对话。

另一方面，为了影像作品能够拥有更大的诠释空间，杜韵飞却又不断将镜头拉远，从过去想要在流浪狗的脸上捕捉人的神情来触发同理心，转为后来“稍微拉远取景的距离，在动物的姿态与神情上选出更为委婉，更带距离感的影像，使观者在情感上也带些距离”。

而当这些狗儿在杜韵飞的影像中作为被放大的、独一无二的个体来看待时，它们看似空茫的眼神与面容，或许还有另一层意义，那就是，当这些狗被摄影师以“肖像画”的规格对待时，它们的脸容对于观者来说亦将截然不同于静物画中的花瓶或水果，而会拥有某种类似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讨论人像摄影时所描述的“气质”。

当杜韵飞把狗的面容放大、拉远，抽离所有背景，作为独一无二的肖像，观者亦将无从回避这些过去被视为“物”的生命，它们不同的姿态与神情，遂脱离了客观“真实”，而拥有各自不同的“气质”。于是，它们那空洞、“无所思”的目光，也就可能如人物肖像一般，“让观看相片的人仿若处在相中人视而不见的未来时间点上。观看者对这虚幻的、时间错隔的相互主体性，会感受到极度不安的反身意识，因这种相互主体性是纯想象的，似存而错失的”。观者意识到自己并不存在于对方的注视中，因此自己非但不是被看的客体，甚至可能在相中人的目光中化为乌有。而当这些流浪狗临终的肖像让观者产生不安的反身意识时，人与动物之间过去那种绝对的位阶关系，也就隐然产生了松动的可能。

当然，我们亦不能忘记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提醒：“照片的伦理内容是脆弱的。可能除了已获得伦理参照点之地位的恐怖现象例如纳粹集中营的照片外，大多数照片不能维持情感强度。”即使摄影者赋予影像道德的要求，它仍然有可能使人麻木，因此，即使我们期待“摄影与影像的‘凝视’有可能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影像都应该作为触发关怀的起点而非终点。只有当更多人愿意去凝视那个影像所凝视的真实世界，众多无声消逝的生命才有可能真正被看见。而骆以军的作品《路的尽头》，所诉说的正是一个以影像为关怀起点的故事。

从“十二夜”到“零安乐”之路

骆以军的散文《路的尽头》及短篇小说《宙斯》，以自己领养和送养流浪狗的经验为素材，可说是当前台湾文学中少数深刻触及台湾社会流浪动物“生之艰难”处境的作品。《路的尽头》写的是他如何偶然在圣诞节的夜晚，在“脸书”（facebook）的平台上，闯入一个名叫“丸子”的女孩的网页，上面贴着许多有着澄澈双眼的小狗的照片，其中一张下面写着：“生命终止最后日期：十二月二十六日。过了美好的圣诞节，它们还能不能活下去。”按下脸书的分享键，他焦躁不安的心情却无法平静，于是，他拨打了志工“丸子”的电话，“在夜的醚晃和忘记自己已是一中年人的状态”下，决定认养照片中的小黑犬和小黑嘴黄犬。

故事本来应该到此结束，但当他亲临那个宛如集中营般、由人类打造出来、专门用以遗弃及处决流浪猫狗的现场，他发现自己没有办法面对这样的处境：在同胎的兄弟姐妹中，你选择了两只，而把另外两只同样无辜纯洁的小黄狗的眼神映在自己眼眸中，然后转身离去。那会不会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遗弃？于是，他终究带出了那同胞兄妹一共四只，尽管他也深刻明白：“一整间狗舍的各铁栅笼里，我不敢看但还是瞥过的狗们，除了极幸运的极少数，全都会被屠杀。……我只是想伸手拦阻其中一只或一窝小狗的处死（而不敢看其他笼），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收养’和‘遗弃’、‘修复’和‘伤害’这之间完全不成比例的资源成本。”

对骆以军来说，在路的尽头带回四只幸免于难的小狗，让他很快亲身体会到“伸手拦阻”这个动作之后所要面临的困境与代价，那竟成为另一段（弃的）旅程的开始。狭小的都市公寓容纳不下四只狗，故事遂有了后续。《宙斯》一文从小说主角“他”带着黑狗“宙斯”搭乘高铁到台湾南部的一栋透天厝——宙斯未来的新家——展开，但读者很快就会发现，整篇小说要诉说的，并非宙斯的新生活，而是“遗弃”的各种旋律，这或许是《宙斯》一文最奇特也最值得注意之处。换言之，偶然介入了四只小狗的生命，并因此改变它们一生的这个救援行动，对骆以军来说，非但没有因此抚平看到狗儿照片时的焦躁情绪，反倒像是开启了潘多拉的盒子，把过去生命中那些不堪回首的、压抑在底层的、怀抱着某些罪恶感的记忆，疮疤般揭了开来：那一只又一只，过往曾被他命名、喂养的，例如老家的“小玉”、山上租屋处的“小花”，当他结婚生子或是搬离居屋处之后，某种相互信任与守候之盟约也随之被打破。那对它们而言，不正意味着遗弃？收养和遗弃、修复和伤害，在这城市日复一日地以完全不成比例的巨大差异无止境地循环。但是，我们是否都曾直接间接地共同参与了这样的机制？骆以军回首来时路，以某种可佩的诚实面对了自己过去生命中亲手制造的遗弃。

《穿靴子的猫》2

除此之外，骆以军更由此开展出有关“遗弃”的各类变形叙事：像是他的朋友F，在爬雪霸山时遇见一只以莫名而过人的意志沿途跟着他们爬上陡壁又不可思议地再攀下山崖的小黄狗，在说完那沿途的寒冷与艰难之后，故事仍以一种理所当然的方式画下句点：“当然是搭车回城市啦，他们离开了山，当然把那小黄狗留在原初遇到它的地方。它是山里的狗，你难道认为他们其中一个会把那小黄狗抱上车，带回城市住在那狭小的高楼公寓里？”又或者是，一只理论上并不会出现在寻常城市街边的巨大白鹦鹉，在这并不属于它的故乡中飞翔，脏污的羽毛与海螺般的悲鸣，对骆以军来说，那完全不是所谓的“自由”，而是关于遗弃的印记。

这一则则由四只小狗所开启的遗弃叙事，揭露了城市如何借由将不受欢迎的边缘他者加以切割，企图营造出“纯洁合宜”的生活居所背后，所掩藏的噩梦般真实场景。骆以军在路的尽头，碰触了城市不愿面对的“污秽”暗处，也引发他对于此一议题的深入思考：

其实，某些被遮蔽的记忆暗影，我们或其实亦扮演过不同切面的遗弃者。但当整个如峡谷的城市繁华错织的层层累聚的人类各种行为，其中某一种行为被单一从那杂驳中抽离出来（譬如公娼，譬如发臭睡在捷运路口旁纸箱的流浪汉，譬如吸烟者、穷人、麻风病患，譬如和人类想象的街道巷弄不同动线的流浪猫狗），我们把他们像用立可白从那现代性玻璃镜城的图画上抹掉。……这一套专业流程、配管、集中后形成的“纯洁场景”……巨大、超现实到你完全无法理解这是人类理性逻辑形成的科幻地狱。

或许有人会认为，公娼、游民、吸烟者、穷人、麻风病患、流浪猫狗等议题乃分属不同层次，不应混为一谈，但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被城市归为“污染”的来源，是疾病、穷困、肮脏、污秽的带原者，是在城市所建构的权力关系中，弱势的那一群；是城市想要打造干净明亮的空间形象时，背后幽微阴暗的存在。但是，为何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可以对这么多的遗弃视而不见？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感情，早被什么强大如你抬头，城市上方所有电线杆上，铅灰漆色的大型变电箱，或是挂着电线的监视摄影机，你从来没意识到那么多的丑东西架设在我们头顶上，被更多这样的东西，在更早之前就阻隔了”？在此，骆以军以“情感的阻隔”来理解城市中的遗弃及其背后的冷漠、无感，或那些因不想碰触“死刑正每天在发生”之真实，而选择转身回避，甚至否认这些黑暗确实存在的城市居民，这个观点是非常重要的。

骆以军所关怀的“情感的阻隔”，与上述种种“空间的阻隔”不无关系。更具体地说，“情感的阻隔”与“空间的阻隔”在城市中一直以互为因果的方式交互作用着：情感的阻隔制造出空间的阻隔（把不想看到的东西弃置在路的尽头）；空间的阻隔则进一步强化情感的阻隔（视而不见之后，人们可以更容易地参与城市集体的无情）。这使得每个试图以一己之力“挑战”这种阻隔的人注定会感受到巨大的无力与挫折。但无可否认的是，当我们开始意识到这样的阻隔，并尝试以不同的思维及行动模式去面对它，每一次的以卵击石，也仍然可能造成一些真实的改变。

以骆以军为例，路的尽头带来的冲击让他重新反省过往曾经的遗弃，“现在他知道被遗弃的狗们，会被捕捉集中在那像冒着煤灰的火车月台，那长廊走进去两列高低整排整排的不锈钢栅笼”，在它们注射毒针死去之后，则被送进焚化炉烧成灰，那就是它们的去处，是城市集体遗忘但仍然存在的真实去处。于是，他也开始默默地加入了“像传递往一个黑暗深井的微弱回音”的“脸书”分享行列，偶尔写一些文情并茂的文字，试图用情感的力量打动一些读者。

而骆以军由“脸书”平台开启了他对流浪动物议题的思考，最终又回到将脸书的“分享”作为一种实践关怀的方式，其实亦反映了城市和动物之间互动关系的某种微妙变化。脸书快速而大量地转贴分享那些“倒数计时”中时日无多的待援猫狗，过去即使透过油印刊物、BBS公布讯息、建构网站等，都无法如此快速与便利地将猫狗“推销”出去。但是源源不绝的待认养动物，最终会不会在无止境的转贴中模糊了它们原本的差异，只成为一张又一张新的转贴照片？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过多的讯息反倒稀释了事件本身的力量，时间久了，我们自然学会视而不见。

脸书上这些待救援、限期安乐死的流浪动物的处境，也面临类似的困境：当照片多到让人觉得无论如何都救不完时，会不会有更多人干脆决定选择性忽略就好？毕竟每一次的转贴之后又会有新一批即将安乐死的名单出现，现况好像永远不会改变。但是，汤马斯·詹戈帝塔（Thomas de Zengotita）指出了一种例外的可能，一种不会过目即忘的可能，那就是，“除非那正好是‘你的问题’，是个被你‘认同’、蒙你圈选的一种社会责任选项”。“路的尽头”对骆以军所带来的冲击和意义，正在于它将转贴的照片，还原为一个个独一无二的生命，当你看见，就有能力从麻木中走出来，使之成为你的选项，那么它们的存在，就不会只是一张照片而已。它从此成为骆以军“社会责任的选项”之一，于是他开始加入那个往黑暗深井投递希望的行列，并且期待某人如他，总会在某一天从深井中传来微弱的回音。

以此观之，前述的影片《十二夜》，确实像是深井中的回音般凝聚了更多民众的呼声，期待透过TNVR（诱捕、结扎、疫苗、放养）与零安乐并进的方式，“让痛苦到它为止”。问题是，从十二夜到零安乐，流浪动物的状况并未从此以线性的方式渐入佳境，仍有无数流浪动物在不会主动扑杀，但拥挤而环境不佳的收容所中被人们遗忘。它们继续被任意繁殖、购买，而后抛弃。收容压力造成公立收容所更积极追求送养的“阶段性成就”，前述嘉义收容所的事件只是此种结构失衡下的冰山一角，当收容所的目标锁定在尽可能地将狗送养出去，许多不当饲养的案例亦可能在不为人注意的角落默默发生。

举例而言，当收容所为鼓励民众领养，推出各种工作犬领养方案，这类“领养送嫁妆”的活动固然可以增加领养诱因，但如果饲主只是把狗当成工具式的存在，就可能发生长时间将狗链在门上或树上，却未考虑恶劣天气或是狗的活动空间等需求的状况。“领养工作犬送白铁链”的组合当然绝不等于虐待，就提高送养率而言亦可看出具体成效，但毕竟还是复制了传统豢养与利用动物的模式，较难开展出不同的思维与教育方向。至于“狗送出去之后呢”这个问题，以目前状况来说，就成为收容所很难有余力兼顾的失落环节。但这失落的一环，却可能是流浪狗问题总是在重复循环的关键。“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理事长朱增宏曾在访谈中指出：“其他议题至少还能看见进展，但流浪狗就是走一步又退一步，走一步又退两步”，确实指出了台湾这20年来在流浪动物议题上的困境。

东京某公园内的宣传板：请把宠物当作家族的一员一直饲养到它们死去——不要虐待，不要丢弃，不要繁殖。

有趣（或许很多人也不见得会同意）的是，朱增宏认为流浪动物议题的缺乏进展，恰恰是因为“大家太爱狗了”。虽然朱增宏此言的重点主要是强调TNVR不该被视为流浪动物问题的唯一解来推动，但社会上看待流浪动物问题的种种矛盾与紧张关系，似乎总围绕着“爱”这个关键字一触即发。从校园犬到街头犬，许多冲突和争论的力气都花在“爱狗”人士罔顾不爱狗或爱猫、爱野生动物等其他人的权利，任由狗造成对其他动物的威胁或环境的脏乱。当争执的眼光始终放在爱或不爱这件事情上，议题就永远会处在进一步退两步的状态。

其实，狗和人的关系与其他动物的确有着距离上的不同已如前述，它们或许最能召唤人的情感也是事实，虐狗事件常引发社会强烈抨击并不令人意外，去抨击这些人的情感为何只有被狗召唤，是没有太大意义的。真正的重点在于，我们理论上根本不需要强调自己爱或不爱狗，同样地，也不需要强调自己爱或不爱其他动物，而是我们如何去思考狗在社会环境中的必然事实，找出不同区域、不同情况的狗所适用的处理方式。例如开放式的校园环境，一直反复把狗抓走未必能解决问题；但开放式的浅山环境，优先送养显然仍比结扎后放回原地更可以减少流浪狗对野生动物生存造成的压力。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对待都有其底线，饲养后的照顾、收容所内的环境，甚至就算是想要通报捕捉，都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自己所厌弃、恐惧或不在意的生命为所欲为。这是在所有动物身上都适用的基本原则。捍卫这样的底线，或许比讨论爱与不爱要实际得多。或许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永无止境的“为何只关心〇〇不关心××”或“这是道德不一致”的争执循环中抽身，体会到无论我们自己关不关心，任何生命都不该被用某些方式对待。

本文作者 黄宗洁，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博士，现任台湾东华大学华文文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为台湾及香港当代文学、家族书写、动物书写等。长期关心动物伦理相关议题，近年主要研究方向则为城市中动物与人的关系。著有《伦理的脸：当代艺术与华文小说中的动物符号》《生命伦理的建构：以台湾当代文学为例》《当代台湾文学的家族书写──以认同为中心的探讨》，与黄宗慧合著有《就算它没有脸：在人类世思考动物伦理与生命教育的十二道难题》。

作者：黄宗洁 出版：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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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门现代人（不分大人、小孩）的 必修课。

——骆以军（小说家）

◆动物权利与动物福利有何不同？

◆节育是道德之举，还是权宜之计？

◆艾柯为何质疑玩具熊的呆萌模样？

◆《动物解放》作者为何自称“不爱动物”？

“动物给了我们情感教育，我们从中学习爱，学习生与死，学习敬意与同情，让我们成为比较好的人。”

文明越是“进步”，动物与自然越可能被当成应该被驱逐的他者，一旦稍有“越界”之虞，便被视作可怖的威胁。又或者被纳入商品化的逻辑，被赋予惹人怜爱的形象，使关怀的面向变得狭隘与失真。那么在妖魔化或可爱化之外，真实的动物于何处容身？我们又如何与之重新建立联结？

本书将各种涉及动物议题的作品皆纳入“动物书写”的范畴，从海明威、J. K.罗琳、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朱天心等作家的文学作品，到涉及动物议题的电影、摄影展和当代艺术，再到以动物为主体的新闻事件，借由文本分析，重新审视动物园、实验室、艺术馆、街头和超市等不同城市空间中，我们与不同类型的动物的真实遭遇，以及其中关涉的伦理议题，探问人与他者的关系，理解爱的局限，也扩大对爱的定义和想象。

我始终试图在课程中融入伦理的思考，希望让更多人愿意开始看见、感受，那么改变的力量就有可能……顺着文字与话语，流动到更远的地方。

——黄宗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