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时，明穆宗紧握高拱的手留下遗言：天下托付给你！结局如何？

1572年五月，36岁的明穆宗朱载坖病重，他自知不久于人世，于是召来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大臣，遗命他们辅佐10岁的太子朱翊钧。

三位顾命大臣中，高拱和明穆宗的关系更近，所以明穆宗握着高拱的手嘱托道：“以天下累先生！”

在明穆宗看来，以高拱的资历、才能和德行，他一定会不负重托，尽心尽力地辅佐幼主朱翊钧，延续大明国祚。

事实上，高拱也想不负重托，可是事情的发展却超出君臣二人的预估，逐渐脱离高拱的掌控范围。

两个人的作用不可忽视，那就是张居正和冯保。

一、裕王朱载坖的老师

1552年，16岁的朱载坖需要授业老师，高拱成为首选，他进入裕王府，承担起教导朱载坖的职责。

嘉靖沉迷于修道，他听信方士“二龙不相见”一说，很少见自己的两个儿子，裕王朱载坖和景王朱载圳，始终没有确定谁为太子。

眼看两位皇子年纪渐长，不少大臣请立太子，但是都被嘉靖严辞拒绝。

朱载坖虽然比朱载圳年纪稍大，但是嘉靖从来没有表示出立他为储的决心，也不大关心他的生活等问题。朱载坖虽然顶着个王爷的名头，但很多大臣并不看好他，严嵩的儿子严世藩甚至敢明目张胆地克扣他的生活费。

这种情形下，朱载坖每天小心翼翼，生怕做错事招来是非。

在这段难熬的日子，朱载坖有赖于高拱的引导与开解，高拱为裕王授课的同时也为他理顺各方面的关系，让年轻王爷的日子过得稍微舒心一些。

裕王感念高拱的悉心照顾，内阁大臣严嵩和徐阶看到裕王对高拱的看重，心里都明白：假如有一天裕王即位，高拱必然被重用，于是二人在嘉靖面前推荐高拱，高拱升职为太常卿，后来又多次受到提拔。

1566年三月，也就是嘉靖去世前几个月，高拱由徐阶举荐，拜为文渊阁大学士，位列内阁重臣。

二、周围都是敌人

高拱虽然被徐阶举荐入阁，但是他和徐阶的关系并不好，尤其是朱载坖即位之后，高拱的地位更高，他和徐阶的关系尤其紧张，甚至到了互相攻击的地步。

最终，扳倒严嵩的徐阶败给新贵高拱，他郁闷地向朝廷申请致仕，回了华亭老家。

徐阶被逼走，明穆宗朱载坖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他仍然厚爱高拱，结果，赵贞吉、陈以勤、李春芳等人都因为与高拱不和而相继离开。

高拱成为内阁首辅，权势熏天，不可一世。

奇怪的是，高拱不断打压同僚的同时，却偏偏能容下张居正。也许是因为张居正比高拱小十几岁，也许是张居正很会隐藏实力，让高拱觉得他对自己不构成威胁。

最忽视的往往会成为最危险的。高拱没想到，张居正居然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有一天终于将自己排挤出局。

高拱和张居正共同闪耀的时刻就是明穆宗临终托孤之时：因为沉迷媚药，朱载坖年仅36岁就病体沉重，不得已他只好请来高拱、张居正和高仪三位重臣，除了遗命太子朱翊钧即位之外，就是嘱咐三位顾命大臣好好辅佐新君，守住大明帝业。

对多年来一直倚重的高拱，朱载坖寄以厚望，他握着高拱的手说道：“以天下累先生！”

高拱很想以天下为己任，可是没想到节外生枝，他受到了来自后宫和朝廷的双重阻挠。

三、明争暗斗

后宫的阻挠来自司礼监太监冯保。冯保陪伴朱翊钧多年，深受李太后信任，朱翊钧即位后都很害怕他。

明穆宗托孤时并没有将太监考虑在内，但是后宫有人暗做手脚，使冯保和高拱、张居正、高仪等人一样，成为明神宗朱翊钧重要的辅政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高仪，他之所以存在感不强，是因为高拱和张居正等人明争暗斗的时候，他遇到了更强大的敌人----疾病，于是不得不早早退场，把战场留给了高拱、张居正等人。

对于高拱来说，张居正显然是个特别会隐藏实力的对手：他从来没有和高拱针锋相对，而是巧妙地运用“联合”手段，通过冯保、利用李太后向高拱施压。

高拱接受明穆宗重托之后，将清除冯保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可是他想清除别人，别人也把仇恨的目光投向了他。冯保深恨高拱重用其他太监，所以也将高拱当作敌人，必欲除之而后快。

张居正表面对高拱恭敬顺从，暗中却已经和冯保联手，将高拱作为他们的共同敌人。

高拱接受托孤之后，想到年仅10岁的朱翊钧，既感到责任又有些发愁，曾经在内阁说了一句：“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这一声叹息显然既有担忧，又有身负重任的压力。

可是，就是这样一句话，通过张居正和冯保的传递，到达李太后的耳朵里后，竟然变成：“十岁孩子，如何做人主！”十足的包藏异心、意图谋逆！

李太后刚失去主心骨，胆战心惊地带着幼子主持大局，正是前怕狼后怕虎的时候，听到这句话后她更是忧惧交加，根本不敢给高拱任何解释的机会，马上召集内阁、五府及六部大臣，当着众人的面重责高拱“专权擅政”，下旨让他立即回老家，不许在京城有片刻停留！

前几天还踌躇满志的高拱顿时面如死灰，他颤抖着跪在地上，汗如雨下，虚弱得几乎不能起身。

关键时刻，还是张居正走过来，伸出手去将高拱扶起，然后找了一辆车把他送回了家。

几年后，高拱去世。

在家闲居无事，高拱终于理清了整件事情的原委，于是他提笔写下《病榻遗言》，详细记下了张居正和冯保勾结的全过程。

此书后来得以刊印，成为明神宗朱翊钧清算张居正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