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一妇女同时遭丈夫儿子举报，后被判处死刑

1970年4月的一天，安徽蚌埠固镇县，44岁的中年妇女方忠谋，被五花大绑的跪在县政府旁的主席台上，脖子上挂着个写有“反革命犯方忠谋”的大木牌。台下围满了村民，众人议论纷纷，时不时的指指点点几下。这时，一个人走到这妇女的身后，一把压着她的头往下摁，让她低头认罪。

方忠谋

可方忠谋就是拼死不从，依然挺胸昂头，目光坚定。台下的村民伸长了脖子，紧紧的盯着她。不一会，判决就下来了，方忠谋最终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判决刚刚宣读完毕，她就被押赴刑场，围观的人群，一个个兴奋的追赶着押送她的汽车，而这人群中却有个少年，神情落寞的站在原地，默默的注视着汽车上方忠谋远去的身影。

这少年，正是方忠谋的儿子，也是他举报指认的自己的母亲，亲手把亲生母亲送上了断头台。此时看着母亲要被执行死刑了，少年没有了此前的意气风发，他手脚冰冷，大脑一片空白，茫然的跟着人群走着。周围有人认出了他，夸他大义灭亲做得好！“自己这样做不对么？为何心里会如此沉重？” 如此，这名少年因为何事要举报自己的母亲呢？

1953年，少年出生了，原本家里给他取名张铁夫，后来他自己给自己改名叫张红兵。少年的母亲方忠谋，一生充满坎坷曲折。方忠谋的父亲曾是一名地下党员，叫方雪吾。受父亲影响， 方忠谋在23岁的时候就参军当了一名随军护士，还曾参与了渡江战役，荣获过二等功。

土改运动时，方家因有田有地有草屋，又加上方雪吾还有些文化，便被划为了地主。最后方雪吾被以“地主分子”“反革命”等，被处以极刑。作为方雪吾的女儿，方忠谋也受到了牵连，身份遭到怀疑，为了表示对革命的忠心，方忠谋便主动跟家里划清界限。

此后，方忠谋在工作上十分努力上进，没多久就被安排到了县医院工作，一直做到了副主任的职务。这个期间，方忠谋结了婚，丈夫张月升跟她同在卫生院工作，两人感情稳定，几年间又相继生下几个孩子，日子也是越过越幸福。

1966年，“文化革命”席卷全国，学生们纷纷带上红袖章，罢课游行，到处张贴大字报，打砸毁坏。那段时期，人人自危，彼此间没了信任，甚至有些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方忠谋及她那个家的命运，也因这次运动被改写了。

张铁夫就是在这时候，给自己改名叫张红兵的，13岁他跟随学校的同学戴上了红袖章，每天高举着毛主席语录到处游走，人生从来没有如此“高光”过，好像瞬间就找到了人生的意义。而这时的方忠谋也是十分拥护和支持中央的各项决策的。

1967年，方忠谋的大女儿张芳，作为当地的学生代表，去北京参与毛主席的接见。回来还没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14岁的张芳就因染上流行性脑膜炎，不幸去世。丧女之痛让方忠谋悲痛极了，她后悔让女儿去外面乱跑，同时心里也怨起这场“革命”来，若不是如此，女儿就不会到处跑，便不会染病离世了。

女儿离世没多久，就在同一年，丈夫张月升又被扣上“走资派”的名号，时常被戴着高帽押送着游行，接受批斗。作为张月升的妻子，方忠谋被一起批斗，随即她父亲“地主”的身份被掀了出来，方忠谋更是被强制接受审查，每天被批斗完后，累的连路都走不稳了。 如此，一直持续了一年，方忠谋在精神跟身体的双重折磨下，精神出现了问题，言行也跟着变得诡异起来，说话颠三倒四，还时常叨着死去的女儿……

1970年2月13日，这一天正是大年初八，方忠谋跟家人吃过晚饭，围坐在一起聊天，不知怎的就聊到被反复批斗的事情上，随即方忠谋跟家人产生了争执。最后，方忠谋突然大声喊出对这次“革命”的不满，她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事情，应该即使纠正。 张红兵听后，想到母亲还曾对县里的浮夸风现象表示了批评，心里又羞愧又气愤。 他从小接受的信仰，让他无法理解并认同母亲的言论，当场就对母亲表示反驳。

在儿子的刺激下，方忠谋顿时情绪失控，脱口说出了一些有关毛主席的不当言论。张红兵与张月升听后，怒火中烧。尤其是儿子张红兵，他不知道为何曾经那个让他敬仰的母亲，如今竟然成了一个“反动分子”，于是激烈的跟母亲争吵起来。 最后， 丈夫张月升表示，要跟方忠谋划清界限，他们要斗争她。而张红兵站在了父亲那边 ，此刻在他心里，站在他面前的女人已经不是他的母亲了，而是他要斗争的敌人。

随后张月升就出门了，说要去举报方忠谋。而这时的张红兵，因担心父亲感情用事，最后没有去举报。于是决定亲自去检举母亲方忠谋。他写了一份检举信，连同自己的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到大院的军代表处。

检举信

那天夜里，张月升就带着人来到家里，军代表直接按倒方忠谋，然后将她五花大绑带走。 随后，军代表又让张月升、张红兵每人写一份检举材料，二人连夜把检举材料写了出来，且都写道：建议枪毙方忠谋。就在当天，张月升写好了离婚申请，同时要求两个儿子跟母亲脱离关系，16岁的张红兵没有一丝犹豫跟不舍，只感到一种解脱。

1970年4月8日，44岁的方忠谋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方忠谋提出上诉，最后没能改变结局，于4月11日被执行死刑。不久后，张红军跟弟弟被下放到农村劳动。几年后，“四人小组”被粉碎，张红军意识到是自己错了，可他的母亲再也回不来了。1979年，张红军跟父亲一起，开始为母亲写平反申诉材料，他带着无限的悔恨与自责，洋洋写下了几十页。1980年7月，方忠谋终得被“应予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