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 —— 明代庞大的利益集团（文官）

中国古代一直都是以文治国，文官占了历史中的重要地方，以文治国沿用至今。明的科举制：以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作为考试内容，考试形式以八股文为主，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后四个部分每部分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起来共八股。前辈用过对偶文，你是不能再用的，必须创新。（说实话就是现在的学霸也不一定能考上进士）

文官绝大多数由科举出身。分为生员、举人、进士。举人得授九品官职；进士得授七品官职。此外尚有监生、贡生等名称，也都有途径得到官职。科举制度就是为了网罗全国的读书人，为理想和帝国服务。科举制度的重要性又在社会风气中得到反映。一个读书人如果不入仕途，则极少有机会表现他的特长，发挥他的创造能力；极少会带给一家、一族甚至乡里乡亲的荣誉。范进中举所表现得疯狂和发自内心的喜悦，也表达出了表面是个人的聪明和努力的结果，实则是祖父的节衣缩食，寡母的自我牺牲，贤妻的茹苦含辛及乡邻亲朋的帮助。全社会都向知识分子看齐，以进入仕途而荣。基于这些社会背景，文官们自应形成一个具有共同思想的集团。

在明朝京官的人数就达2000多人，全国有一千一百多个县加上地方行政长官，据统计就有十万人。因为整个社会都认为做官是一种发财的机会，一个人得中进士，立即有人前来出谋划策，如何买田放债，如何影响诉讼，如何利用权势作额外收入的资本。京城的一些放债人，经常借钱给穷困的京官，后者派任地方官，这些债主就随同任所，除了取回借款之外，还可以本外加利，利有成本。地方官综揽民政与财政，致富的机会至多。大多数人觉得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补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他们士大夫阶级的生活水准，与情操无损。所以明代贪污成风，官员沆瀣一气。

因中枢的管理又被官僚习气所掣肘，这是中央集权很难避免的结果。中央对很多边远县份的实际情形无法直接获知，只能依赖地方官的报告。一个地区发生了问题，府县官自然责无旁贷。例如有匪丛聚为盗或抢，当地地方官必受其责罚。加上往返时间，报告刚到京城，地方官已经把匪患解决。周期往返时间太长，也导致地方官员报喜不报忧。如果上级一旦对你有不良评论，则一生事业付诸东流。本朝历史上最严格的考察，曾使两千多文官停职降级。

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也使他们结成小集团。出生于一省一县，是为“乡谊”。同一年考中举人或进士，是为“年谊”；同年的举人或进士就像学校里的同班一样，在原则上有彼此关照的义务，他们的考官则不消说是终身的恩师。婚姻关系，包括男女双方的远亲近属，是为“姻谊”。这多种的“谊”是形成文官派系的一个主要原因。各派系的主要人物亦即幕后之人就有提拔新进的义务；私人的困难，可以协助解决，错误也可以掩饰。被提拔的和被帮助的当然会对幕后之人效忠卖力，形成利益集团。在明朝文官体系里形式了自然的潜规则，每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我在网上也同样看到过一篇文章，一个小县城以生殖器串联起的官员。

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利益纠葛，也彻底暴露了这一大帝国中央集权过度的不良后果。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强行改革提高行政效率，必然是缓慢的、有限度的。如果强求按照改革制度来执行，只会超过限度，还会造成行政系统的内部不安，导致整个文官集团会因压力过高而分裂；而纠纷一起，推诿甩锅攻击对手而逃脱中央制裁。

文官的双重性格。一重是：官僚凭借特权，引用私人，扶植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利益。一种是：为了“四书”阐释的思想，为民为国，两袖清风不被世俗所拖累，为了理想而坚持信念。他们的斗争一直在持续从来没停止过。

历史只是循环，没有借鉴。引用一段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出自《阿房宫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