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庭笈被活捉，通过广播劝妻子“别去台湾”，此后全家命运如何？

1948年10月28日清晨，国民党第49军军长郑庭笈，在辽沈战役中被活捉。这一年，他43岁。

晚年，郑庭笈曾撰文回忆他这一天的心情，他称：

此时，我完全陷于绝望的阴雨凄风里。打败仗是军人的耻辱，而这一耻辱的最大内涵是：我半生的戎马生涯以失败告终了！将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

是的，这位曾经无限风光的国军中将此时是绝望的。

以至当我军干部一片好心地让他换下单薄的国军军服，穿上暖和的棉大衣时，郑庭笈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说：“只待一死，冷又何妨！”

在当时的郑庭笈看来：反正都是要死的人了，就穿着国军军服吧，也算是为他们那所谓的“党国”尽忠到底了！

十几天后，郑庭笈跟其他战俘一起，被送到了哈尔滨，进入了东北解放军官团。这里，关押着很多早前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

与郑庭笈早前想象得不太一样，这里不像监狱，虽有围墙但院子里空地很大。他走进大门时，看见战俘们有的在院子里散步，有的在闲聊。

见到昔日的同仁，郑庭笈不知道该说什么。也就只有到这时，这些当年曾为了在老蒋面前邀功而互相算计的将领们，才不会一见面就吵。就这样，心情复杂的郑庭笈开始了他的战俘生涯。

对待这些国军军官们，我军的政策很明确：希望他们能通过写信及对外广播等方式，劝前线的国民党投诚，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

他们如果愿意配合，我军欢迎；他们若是不愿意，我军也绝对不逼迫。

郑庭笈进去的第3天，团里的何政委就找他谈话了，问他：你是否愿意给你那位在94军当军长的族兄郑挺锋写封信，劝他别再抵抗？

郑庭笈没有马上答应，也没有马上拒绝，他陷入了挣扎和犹豫中。

就在一个多月前，他还和郑挺锋一起吃过饭、喝过酒，如今自己已成了战俘。郑庭笈知道：就算自己不劝郑挺锋投降，他也离战败也不远了。毕竟，解放军有多厉害，他自己已经见识到了。

思考了许久后，郑庭笈还是决定动笔写信。

可能有朋友读到这儿会觉得很奇怪，这郑庭笈不是块难啃的“硬骨头”吗？刚被抓时，他不是连国军军服都不肯脱吗？

本期，笔者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发生在一代名将郑庭笈身上的这些事：他为何会突然有所转变，不但劝兄弟别抵抗，还通过广播告诉妻子“别去台湾”？妻子是否听了他的话？此后，他们全家的命运如何？

一：他为何会转变？

如果说郑庭笈的转变是因为胆小，显然是说不通的。

毕竟，郑庭笈在抗日战场上有多不怕死，日本人清楚，他的老上级戴安澜将军也清楚得很。而这，也是他被俘虏后，我军会处处善待他的根本原因。关于这一点，只需要用3件战事来说明：

第一战，1937年10月，忻口喋血之战。

当时，郑庭笈还只是个少校营长，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人，他一步不退，最后身中数弹，命悬一线。捡回一条命后，郑庭笈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重生。这一年，他32岁。

第二战，1939年，血战昆仑关。

当时，日本人出动了所谓的“钢”军，郑庭笈带伤不下一线，率部击毙日军名将中村正雄，震惊日本朝野，郑庭笈一战扬名。这一年，他34岁。

第三战，1942年远征缅甸。

当时，戴安澜曾在沙场上立下遗言：

如果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团长战死，营长代之……以此类推，各级皆然。

5月中旬，戴安澜身受重伤。副师长郑庭笈一面率部突围，一面照顾戴安澜。戴安澜临终前，把郑庭笈叫到身边，要求他：一定要把兄弟们带回国。此后，临危受命的郑庭笈终于在血战数日后，冲破日军最后一道防线，带着戴安澜的棺椁回国。这一年，郑庭笈37岁。

就凭这3战，谁能说郑庭笈是贪生怕死之辈？

事实上，真正让郑庭笈发生转变的，无非两个原因：

其一，解放军以绝对的诚意，来对待这些抗过日的国军战俘。

刚被俘时，郑庭笈以为自己必死无疑，毕竟当初他们“围剿”我军将士时的政策是：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个。

但郑庭笈被俘后，不管是吃的、住的，我军都从不亏待他。对比之下，郑庭笈当然明白两军的区别在哪。

其二，被俘后的郑庭笈想清楚了一件事：为什么明明兵力和武器都占优的国军，会输得这么惨？

到了解放区后，郑庭笈眼见着老百姓是如何热情对待解放军的，他一下子就明白了：蒋介石号称有800万兵力根本没用，共产党麾下是亿万普通老百姓，这样的仗怎么可能会赢？郑庭笈是黄埔军校5期的高材生，这个道理他不会不明白。

搞清楚了这一点，郑庭笈彻底服气了。20多年戎马，他恨自己现在才看清这一点。于是，在给兄长的劝降信里，他这样写道：

弟现在确已大彻大悟，吾哥勿谓弟自丧立场，替共产党说话。实则这些话，过去不是我不想说，不敢说，而是我不懂得说，现在我懂了，因此 也就敢想和敢说了……

信写完后，郑庭笈坦然了。11月16日，我军工作人员带着郑庭笈前往哈尔滨的广播站，念出了全文。

第二天，这件事就上了《东北日报》的头版。虽然最后其兄郑挺锋并没听他的，但这件事在当时起到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它极大地瓦解了敌军军心。

二：告诉妻儿“别去台湾”

就在郑庭笈的广播引起全国关注时，在距离哈尔滨近4000公里外的海口，有一位名叫冯莉娟的妇人也在欣喜不已。

她，是郑庭笈的妻子。

10月份，郑庭笈在东北被俘后，机智的冯莉娟便带着5个孩子和年迈的婆婆，在海口低调地生活下来。此后，她一直在打听丈夫到底是生是死。

听到丈夫的广播时，冯莉娟已经拿到了前往中国台湾的船票。这些船票都是她托亲朋好友好不容易弄来的，对当时的国军亲属来说非常“宝贵”。

正当冯莉娟犹豫不决时，她又听到了郑庭笈在哈尔滨向全国发出的第二次广播。原来，郑庭笈在发表完第一次广播后，我军领导特意批准他可以通过这种形式，和家人取得联系。

在广播里，郑庭笈让妻子一定要保重，并告诉她：不要去台湾。同时，我军领导还叮嘱他向妻子承诺：他将来一定能再与家人团聚。

听到这则广播，冯莉娟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去中国台湾的想法，带着孩子们留在大陆，等待团聚的一天。

在没有见到丈夫的情况下，冯莉娟能做出如此明智的选择，是令人钦佩的。事实上，冯莉娟在国军将领的太太们里，一直是很有勇气及胆识的一位。

1941年，刚满17岁的冯莉娟在老家，遇到了时任营长的郑庭笈。当时郑庭笈已经36岁了，他喜欢她的大气，而她则喜欢他的勇猛善战，两人很快便在一起了。

婚后，两人一向相敬如宾，十分恩爱。1942年，郑庭笈远征缅甸，冯莉娟在老家苦苦等待。4月份，她收到了一份政府发来的“阵亡通知书”。

当时，所有人都以为郑庭笈死在了异国他乡，只有冯莉娟不信。她对旁人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一旦找不到他的遗骸，我坚决不去领抚恤金。

为了找到丈夫，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子从南京出发，一路辗转，千里寻夫。等她都快到边境线时，才见到丈夫的部队。她冲到指挥车前问警卫：“郑庭笈在哪儿？”警卫惊讶得很，赶紧告诉她：在师部。

当一向不苟言笑的郑庭笈，在师部看见风尘仆仆的妻子时，久未展颜的他露出了笑容。听妻子诉说一路的艰辛，郑庭笈感慨万千。

得妻如此，是郑庭笈之幸。经此事后，郑庭笈对妻子更加疼爱。到他被俘时，夫妻俩共育有3女2子。

三：等待中的酸甜苦辣

等待是一件煎熬的事。

从1948年被俘，到1959年作为第一批特赦人员获得自由，郑庭笈经历了11年的改造岁月，冯莉娟和孩子们也苦苦等了11年。

在这11年里，郑庭笈自认过得很有意义。平时，他积极参加劳动。有空时，他便跟老战友说说以前做过的错事。因为表现良好，1953年夏天，工作人员还特意允许冯莉娟带着孩子来看他。

冯莉娟高兴极了，带着儿子又是坐轮船、又是坐火车，从海口赶到北京，只为见丈夫一面。

那天，在会客厅里，郑庭笈看着眼睛红红的妻子，心疼不已。他知道妻子肯定是哭过了，便赶紧安慰：“你受苦了！”几乎是同一时间，冯莉娟也说出了同样的话：“你受苦了”！

一句话，把两人都说哭了。站在一旁的儿子很懂事，叫了声“爸爸！”郑庭笈赶紧抱起孩子，亲了又亲。冯莉娟见了，破涕为笑地对丈夫说：也不刮刮胡子！看把孩子扎的。

这次见面后，夫妻俩对未来都更有信心了。冯莉娟索性把家搬到了北京，投靠了在北京当工程师的孩子他叔一家。

一开始，冯莉娟还以为在北京的生活会过得很艰难，没想到却遇到了两位丈夫的老友。一位名叫黄翔，另一位是郑洞国，这二位都是投诚了的国军将领。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都受到了重用。

有了他们二位的照顾，郑家在北京有了自己的住处，孩子们都在北京上了学。郑庭笈原以为，只要再等几年一家就能团聚了，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妻子却在1958年提出了离婚。

至于离婚的原因，郑庭笈很清楚：老百姓对反动派恨之入骨，冯莉娟出去找工作，人家听说她是战俘的妻子都不愿意用她。

在这种情况下，冯莉娟虽然一百个不愿意，也只能出此下策。毕竟还有好几个孩子需要养活，年迈的婆婆身体也越来越不好，她总不能事事都靠别人照顾，她得自己谋生。

郑庭笈本就心生内疚，二话不说便同意了离婚。

1959年12月，郑庭笈终于迎来了特赦。晚年的他，仍对特赦大会那天的情形历历在目：

他和其他战犯们一起，坐在台下等待着最终的人员名单。由于太紧张，郑庭笈一开始还没注意到长女郑心楠那天也来了，就站在礼堂的另一侧。郑心楠是接到通知，作为特赦人员家属代表前来的。

法官开始念名字了，第一个念的是杜聿明，接着是王耀武，郑庭笈听得很清楚：一共有10个人，里面有自己的名字。

此后，郑庭笈便只顾着抹眼泪了。等到女儿上台说话时，他才恍过神来，确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四：周总理助他一家团圆

被特赦后，郑庭笈和儿女们，以及在北京工作的弟弟一家都见了面，生活也安顿了下来。

一天，一位工作人员很神秘地通知他：明天有首长接见，请不要出去，到时有车来接。

对方没说要见什么人，也没说去哪里，当天晚上郑庭笈一晚上都没睡踏实。第二天下午，果然来了一辆黑色轿车到家里来接他。车子缓缓开进西花厅，郑庭笈才知道是周总理要见他们这些第一批被特赦的人员。

作为黄埔第5批学员，郑庭笈当然知道周总理，只是一直没机会和他近距离接触。后来在功德林，他又没少听黄埔一期的杜聿明等人说起周总理，更是心生敬佩。

当日，周总理和大家一一握手，并亲切交谈。走到郑庭笈身边时，总理问他家里人是否一切都安好。郑庭笈没想到总理会问这个，他回答：已经离婚了。

谁知，总理继续追问离婚原因，郑庭笈如实相告。总理一下子就明白，这对夫妻其实仍有情，便转身对大伙儿说：“你们要动员他们复婚呐!”一句话，说得郑庭笈感动不已。

总理发了话，大家自然都乐于当他们夫妻俩的“红娘”。

冯莉娟和郑庭笈离婚，本就是无奈之举。在旁人看来，既然现在丈夫已经出来了，总理还特意安排他进了文史馆工作，她现在应该早日回到丈夫身边。但冯莉娟却始终过不了自己心里那一关：她觉得自己当时提出离婚，是很对不起丈夫的。

看着二人这么别扭，身边人都替他们着急。后来，政协的领导索性把在外当工人的冯莉娟，招到单位当了个打字员。

正好郑庭笈在文史馆工作，平时经常需要送材料去给打字员，这样一来两人便经常有机会见面了。

有一回，郑庭笈去送材料，冯莉娟坐下来赶紧打字。为了找话题，郑庭笈便对她说：“领导说这些材料不急，叫你慢慢打！”冯莉娟听他这样一说，就想不通了，她问：别人的材料都是急着要，怎么你送来的领导都说不急呢？

这话说出口，两人其实都心照不宣了：这是领导们都在撮合他们。于是，郑庭笈赶紧把心里话都说了出来，称：他们都希望咱们重新在一起……

郑庭笈说的“他们”，不只是身边的同事们，还包括他们那几个懂事的孩子们。就这样，1961年春天，郑庭笈和冯莉娟正式复婚了。

办喜事前，夫妻俩没忘记自己的大恩人：周总理。他们特意托人带了封信给周总理，让他放心。当天，杜聿明、王耀武等人，都前来道贺。

郑庭笈一家在烽火岁月里分离，但正如他1948年在广播里告诉妻子的那样：他们一家最终团聚了。

不久，政府给他们家在灯市口分了房子。年过半百的郑庭笈，此后边在文史馆工作，边陪伴着家人。

与此同时，郑家孩子中也不乏人才，比如其长子郑心校就在1988年被任命为北京友谊医院院长。

虽然孩子们曾一度与父亲有隔阂，不太愿意正视他的过去，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也慢慢理解了他。提及父亲的晚年，长子郑心校在2013年当着记者的面说过这样一句话：

那时候，父亲学着用瓷钵子蒸饭，一人一份儿；还会生蜂窝炉子……

而提到母亲，郑心校则说：在我心里，母亲是一位非常坚强和乐观的女性。

郑庭笈将军半生戎马，虽曾走错过路，但抗日有功，最终回到了人民当中。他能在关键时候，做出明智的选择，劝妻子“别去台湾”；而其贤妻能听丈夫的良言，选择留在祖国大陆。这两个选择，再加上周总理等人的助力，是他们全家能最终团聚在一起的根本原因。

1996年6月9日，郑庭笈在北京病逝，没有留下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