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权保持沉默”，为什么警察逮捕嫌犯后要说这句话？

世界上大致有两种法律体系，一种是大陆法系，注重法律条文，一种是英美法系，注重判例。中国比较接近大陆法系，而美国当然就属于英美法系了。

在英美法系里，判例是法律的一个重要渊源，也就是说，之前的判决在之后可以当做法律来用。换句话说，在英美法系里，法官、特别是大法官，是可以“造法”的。
掌握着“造法”这么要紧的权力，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可谓是站在金字塔顶端的职业。不光如此，这份职业待遇丰厚、社会声望极高，还是终身任职，连总统都没权力开除你，这么一想，可真是一份神仙工作啊！
但是吧，这份工作也着实不太好干。因为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有且仅有九个位置，先不说坐上这个位置要经过多少道考验，就算成功地成了大法官，挑战也才刚刚开始。

美国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

遇到极具争议又有代表性的案例，怎么审理？面对重重的矛盾，怎么做出更加合理的判决？怎么才能通过判决，引导整个社会变得更好、更公正？这都是大法官们日夜深思的问题。
“欲戴皇冠，必承其重”，手里掌握着至关重要的造法权力，每一个判决都可能带来深远的影响，想要做好这份工作，确实没有那么容易。
今天这本书《大法官说了算》，就为大家揭开这些疑惑。

1. 证据搜查与个人隐私的边界

在美剧《律师风云》里，曾经出现过一则有趣的案例。被告蒙面抢劫了一个便利店，被店主持枪击伤。在被告逃走就医期间，警方找到了他，但是唯一能够证明被告就是抢劫犯的，只有他体内的子弹。

为求自保，被告拒绝取出子弹。更有趣的是，这种拒绝是有法律依据的，也就是宪法第四修正案中“禁止无理搜查”的规定。

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人民有保障其身体、住所、文件及财物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

所以，被告体内的子弹虽然可以直接证明他是否是持枪抢劫的罪犯，但法院认为，取出子弹的手术会对被告的生命健康造成威胁，而且事实上还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被告有罪。所以，取出子弹被归入了“无理搜查”的范畴。

虽说这个故事是电视剧里的，却也是改编自真实案例。虽说证据是法庭审判的重要支持，但是法律对证据的搜查过程也有着重重限制。

“禁止无理搜查”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无理搜查”往往和个人隐私挂钩，比如2003年的“瑞汀案”。

瑞汀是一个13岁的初中女生。这天，老师接到学生举报，说瑞汀携带了违禁药品进校。于是他立刻把瑞汀叫到自己的办公室，翻找了瑞汀的随身物品，却一无所获。之后，他委托两个女老师，在校医院对瑞汀进行了脱衣搜查，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一个13岁的小女孩，就凭同学的口头举报，就被迫全身脱光地让老师搜查。这个案子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最大的争议就是，“光身搜查”是否构成了违宪。

最后大法官判定，这种行为已经造成了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过度侵扰，极大地伤害了学生的个人尊严和重大隐私，属于“无理搜查”，违反了宪法。

而在取得证据的过程中，比“无理搜查”的话题更让人们热议的，则是对嫌犯沉默权的保护。

2. 你是否有权保持沉默？

“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
如果你经常看香港或者好莱坞的警匪片，那么对这句话肯定不会陌生。这句话被称为“米兰达宣告”，警察在逮捕或者审讯嫌犯的时候，都必须说一遍这句话。它的来源，其实就是1966年，美国最高法院对米兰达案所作出的判决。
米兰达是一个从中学退学了的不良少年，因为涉嫌强奸罪被捕。他在警局接受了两个小时的讯问，然后签下了一份认罪文件。本来案情相当明了，但在庭审时，米兰达却提出了异议。

原来，美国宪法的第五修正案为了限制行政权力，提出不能强迫嫌犯“自证其罪”，而且嫌疑人有权利在接受讯问之前，委托一名辩护律师。如果嫌犯请不起，政府会免费提供一名律师。
米兰达宣称，他不知道宪法赋予了自己沉默的权利，也不知道可以获得免费的律师帮助。尽管州法院还是给他判了罪，但是米兰达却一路上诉到了联邦最高法院。最终，最高法院作出裁决，米兰达一案无效。
判决书明确要求，警察在逮捕嫌犯后，应告知他有保持沉默和聘请律师的权利。在讯问的任何阶段，如果嫌犯不愿意再接受讯问或是要求与律师交谈，那么讯问必须立即停止。
这个要求的出发点是为了防止警察威逼利诱，保护嫌犯的合法权益，在生活中也被广泛运用，但是引发的争议也并不小。

如果嫌犯被抓以后，明确表示要先和律师见面，然后自己才能如实交代，这个时候，警察就必须停止讯问，否则讯问获得的所有证据都会被作为非法证据进行排除。
那么第一个问题来了，这个“讯问”该怎么定义？警察在押送嫌犯返回警局的路上，对嫌犯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给嫌犯做做思想工作，算不算讯问？再比如警察在聊天的过程中，嫌犯突然良心发现，交代了案情，这又算不算讯问？
这两个例子都是在米兰达案以后的真实案例，也都闹到了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们认为，讯问不应只包括直接的盘问，也包括软硬兼施的胁迫提问。

看讯问是否成立，就要看警察能不能合理地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引起嫌犯的认罪反应。最后，做思想工作的警察被认为是“不当讯问”，获得的相关证据被排除。而聊天的警察则被认为不属于讯问，获得的证据仍然有效。
第二个问题则更让人为难，嫌犯是否在任何情境下都拥有沉默权呢？

举个例子，一颗核弹即将在市中心被引爆，警方及时抓获了嫌犯。嫌犯知道这颗核弹藏在哪儿，却不愿意招供。这个时候，面对近在眼前的巨大危险，警察能否用刑讯的手段，逼迫他说出藏匿地点呢？嫌犯的个人权利，和大多数人的生命安全，两者之间该怎么权衡？
虽然“米兰达案”在保障被告的人权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它也必然会束缚住警察的手脚，甚至可能不利于维护法律和秩序。于是，1984年的“夸尔斯案”就创设了“公共安全”这一例外。

在这起案件中，警察在逮捕嫌犯时，发现他身上有一个枪套。警察没来得及说“米兰达宣告”，就马上提问：“枪呢？”接着根据嫌犯的指认，警察找到了一把手枪。最高法院在判决中认定，如果警察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共安全，那么就可以未经“米兰达宣告”，直接讯问嫌犯。
由此可见，正义的规则是通过层层推进的判例不断完善的。嫌犯是否真的拥有沉默权还要画个问号。在“9·11”恐怖事件之后，被告人是否应该拥有沉默权，更是成了美国司法界的争论热点。

事实上，在恐怖主义面前，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坚守住程序正义这条线。该怎么平衡被告权益和公共安全之间的关系？这个难题，将留给后来的大法官来解答。

3. 翻天覆地的死刑制度

在美国建国之初，宪法中并没有明确地提到死刑。但从后来出台的宪法修正案里，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美国的宪法是不反对死刑的。

比如第十四修正案里规定，“任何州如未经适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那反过来说，只要经过适当法律程序，州是可以剥夺人的生命的。
但到了二战以后，反对死刑的呼声渐渐高了起来，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每年被处死刑的人数一直低于100人，直到1968年，全美国只有1个人被处死。民意调查也显示，反对死刑的人数已经超过了支持死刑的人数。

如果说到这时，反对死刑的趋势还是以民间力量和自发的司法实践为主，那么1972年的“福曼诉乔治亚”案，则让美国死刑程序的正当性第一次受到了挑战。
在这起案件里，一名黑人被告在入室盗窃的过程中被房主发现，在仓皇逃跑时他不慎摔了一跤，随身携带的枪支走火，正好击中了房主。被告被指控为故意杀人罪，并被陪审团判处死刑。
最高法院认为，这场审判明显存在着由种族偏见导致的量刑随意问题。宪法的第八修正案里明确规定，禁止对公民施以“残酷与异常的惩罚”。

虽然“残酷与异常”的界定标准不明确，但是，对少数族裔不合规则地适用死刑，应当被认定为“残酷与异常的刑罚”。

于是，最高法院出具了一份长达243页的判决书，判定这个州的死刑法律因违宪无效，这一结果也掀起了一场席卷各州的“死刑法律风暴”。此后，各州纷纷修改法律，对死刑的适用范围做出了限制，并增加了独立的量刑程序。

不过要注意的是，这一判决主要批判的是死刑的适用程序，并没有说死刑本身是违宪的。这种态度也在1976年的“格雷格案”中得到了印证。案件中的被告被控抢劫并杀死两人，被法庭判处死刑。后来这一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也维持了死刑判决。
这起案件以后，死刑的闸门再度被拉开。从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美国执行死刑的案件数量急剧增加。在民意调查中，支持死刑者的数量又重新远远超过了反对者。
从这两起案件和后来的一系列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最高法院并没有过多地争论死刑本身是否违宪，而是把审查的注意力放在死刑的适用是否合理，是否因为缺乏必要的约束而构成“残酷与异常”的刑罚。

比如2002年，最高法院通过“阿特金斯案”，明确了判处弱智者死刑是违宪的，保障了弱势群体的权益；再比如，死刑的执行方式从绞刑到注射毒剂，慢慢变得更加人性化，等等。
对于死刑是该废除或是保留，这个问题不仅在美国争议巨大，在我国，乃至整个亚洲，都是备受关注的热门议题。
目前，我国的基调是“保留死刑，少杀慎杀”，对于判处死刑的案件，需要交给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复核。相信在未来，我国的死刑制度会越来越完善，在人权保障和社会安定之间做出越来越好的权衡。
人类之间的纠纷皆有共性，怎么平衡不同的利益，怎么更好地守护社会公平，这不光是美国大法官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当前面临的司法难题。

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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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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