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孟龙：出土文献所见秦汉“道”政区演变

里耶秦简

战国秦汉时期，是我国地方行政区划起源、发展，乃至成熟的重要阶段。也是在这一阶段，华夏政权开始探索建立管理周边民族的地方行政组织。“道”是秦汉王朝管理边疆地区的地方行政机构，也是当时国家行政区划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书·百官公卿表》在列举县的职官设置后，提及“有蛮夷曰道”。道与县类似，皆由郡直辖，由朝廷派置汉人官员管理。在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中，常“县道”合称，共同构成秦汉基层行政组织。相较于秦汉以后，各王朝常常采用的“羁縻”模式，道对边疆民族的管理更为直接，但没有延续下来。对秦汉道制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我国民族管理方式演变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但受史料制约，学界对秦汉道制难以展开深入考察。甚至连秦至汉初存在哪些道，仍无明确、统一的认识。至于秦汉道制其他问题，更无从谈起。近三十年大量出土文献的发现，为深入探讨秦汉“道”政区演变提供了重要机遇。根据出土文献，可以辑录秦代、汉初置道名目。以此为基础，可以管窥秦汉道长官称谓、秩禄级别变化，道的空间分布格局演变，以及道的数量变化，还可以推测道的始置年代。上述政区问题的解决，可以作为后续道制研究的基础。本文即充分利用出土文献，逐一讨论这些问题，希望能够推进秦汉道制研究。

一、秦代道目辑录

《续汉书·百官志》曰：“凡县主蛮夷曰道……侯国为相。皆秦制也。”秦代并无侯国，因而“道”是否如《百官志》所言为“秦制”，一度引发怀疑。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云梦睡虎地秦简《语书》有“廿年四月丙戌朔丁亥，南郡守腾谓县、道啬夫”之记载，这里的“廿年”为秦王政二十年（前227），表明秦代不仅有“道”，而且置于秦统一以前。新近公布岳麓书院藏秦简所见秦代律令又出现大量涉及“县道（官）”的律文。这里仅举一例，“□□□罪而与郡县道及告子居陇西县道及郡县道者，皆毋得来之中县道官。犯律者，皆”（093）。该简属《亡律》，出现“陇西县道”“郡县道”“中县道”等称法，可知秦道数量较多，广泛分布于内史、郡以及陇西地区。

秦国在境内广泛置道，但受史料所限，学界并不清楚秦代设置了哪些道。因此早期的秦道研究，均致力于道目辑录。如马非百《秦集史》勾稽、爬梳史料，辑录出狄道、故道、绵诸道、獂道、湔氐道、严道、僰道共7道目。不过，仔细分析马氏7道目所据史料，称狄道、湔氐道、严道为“秦道”是北朝唐宋史籍（《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又马氏根据《史记》所叙秦代“绵诸戎”“獂王”“僰僮”，将绵诸道、獂道、僰道归为秦道。然而秦代存在戎狄，与置戎狄同名之管理机构，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史记·秦本纪》载秦惠文王十一年（前327）“县义渠”，说明秦人平定戎狄，未必置道进行管理，把绵诸道、獂道、僰道归为秦道，臆测成分较大。马非百辑录“故道”依据是秦诏书版“故道”刻铭。不过，考虑到秦汉铜器常存在后世补刻铭文的情况，未讨论“故道”刻铭时代，将秦诏书版直接作为证据，也显薄弱。在当时的学术条件下，马非百很难举出过硬史料，所列秦道目的可信度只能存疑。

自马非百之后，又有骈宇骞、张焯、张东刚、吴昌廉、杨建、周伟洲对秦道目进行辑录，他们在马非百辑录7道目的基础上，又补充督道、氐道（以上为骈宇骞所补）、月氏道、义渠道、翟道、下辨道、雕阴道、青衣道、除道、连道、夷道（以上为张焯、张东刚所补）、龁道、泠道（以上吴昌廉所补）、羌道、武都道、甸氐道、刚氐道、阴平道（以上为杨建所补）、予道、戎邑道、略阳道、略畔道、汶江道、绵虒道（以上为周伟洲所补）。据此，则秦代至少设置31道。但逐一检核他们判定秦道的依据，或是晚出文献，或是以汉道逆推，或是情理推测，皆缺乏过硬的证据。不仅如此，还存在误录“督道”，误“湔氐道”为“氐道”等史料理解错误。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学者利用传世文献对秦代置道名目的辑录并不可靠，据此进行道制研究，基础也不牢固。

相较于传世文献的“雾里看花”，出土文献是秦代置道的直接证据。前面提到的秦诏书版刻铭“故道”，就有值得注意的现象。诏书版中“疑者皆明壹之”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颁布统一度量衡诏书的最后一句。诏书版中的“之”字，为了避开“故道”二字，刻在“道”字旁，表明在铭刻秦始皇诏书时，“故道”刻铭已经存在。这是秦代置“故道”的确证。类似的秦代出土文物证据，以往非常罕见。20世纪90年代西安市相家巷秦封泥的发现，使得这一局面大为改观。这批封泥中，存在很多秦代政区名，也包含一些道名。周伟洲率先注意到秦封泥在秦道研究上的价值，利用“翟道丞印”封泥将翟道考订为秦道。随后，刘瑞又利用秦封泥“獂道丞印”“溥道丞印”“故道丞印”指出秦代存在獂道、溥道、故道。2012年公布的里耶秦简也出现一些道名，郑威据之考订秦代僰道、宕渠道。秦封泥、秦简牍的发现，改变了学界只能根据晚出文献逆推，以及通过情理估测秦代道目的局面，相关认识更为准确。

前人利用秦代出土文献已辑录出翟道、獂道、溥道、故道（以上秦封泥著录）、宕渠道、僰道（以上里耶秦简著录）。其实，里耶秦简还有一些秦道。另外，新近公布的几批相家巷秦封泥又出现了一些秦代道目，现根据这些资料再对秦道名目进行辑录。

荆山道。里耶秦简8-1516木牍载录了一份洞庭郡迁陵县转录汉中郡沮县的文书，现将木牍正面文字转录如下：

“以荆山道丞印行”是荆山道丞临时代理某县令职务，为“某县守”。晏昌贵认为“荆山道丞”即“沮守瘳”，所以荆山道与沮县同属汉中郡。但是沮县的签录不应出现在迁陵县回复之后。从文书格式分析，荆山道丞应该是“迁陵守禄”，即代理迁陵县令。按照秦汉守官制度，荆山道应与迁陵县同属洞庭郡。不过鲁家亮提示笔者，该文书的时间是秦王政二十六年十二月，此时距离秦国灭楚国，设置洞庭郡还不满一年。当时代理迁陵县令的“荆山道丞”应该是从临近洞庭郡的故秦郡调过来的。笔者赞成鲁先生的分析，因为汉代存在初置边郡官员征调自邻近故郡的实例。荆山道应在与洞庭郡邻近的巴郡或南郡境内，具体方位不明。

夷道。里耶秦简9-1111载录有“夷道尉”，岳麓秦简《为狱等状四种》所载秦王政二十三年南郡“猩、敞知盗分赃案”亦出现“荑道”。两份资料可证秦代南郡置有夷道，且不晚于秦王政二十三年。睡虎地秦简《语书》“南郡守腾谓县、道”中的道，就包括夷道，或许还有荆山道。

昫衍道、氐道、予道、雕阴道。新近公布的几批相家巷秦封泥出现“昫衍道丞”、“昫衍道印”“氐道丞印”、“氐道”“雕阴道丞”“予道丞印”，表明秦代设置了昫衍道、氐道、雕阴道、予道。《汉志》氐道、予道属陇西郡，雕阴道属上郡，秦代三道的隶属关系应同于《汉志》。又《汉志》北地郡有昫衍县，无昫衍道。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简451、452同时出现昫衍县和昫衍道，两个地名与北地郡属县排列在一起。秦代的昫衍道也应属于北地郡，在今甘肃省宁县境内。

以上根据里耶秦简和相家巷秦封泥又辑录出6个秦代道目，连同此前学者辑录出6个秦道，可知秦代至少设置12道。这12道是确定无疑的秦道，也是接下来讨论秦代道制，以及秦汉道制演变的基础。

说明：秦代文物资料出处俱用简称。相关对应关系如下：《大系》：任红雨编：《中国封泥大系》（西泠印社2018年版），其数字为原书编号；里耶：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秦简（壹）》《里耶秦简（贰）》（文物出版社2012年、2017年版）；岳麓：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其数字为简牍编号。

二、张家山汉简《秩律》所见汉初道目

相较辑录得出的秦代道目，西汉初年置道数量及名目，在出土文献中有明确且完整的记录。2001年公布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以下简称《秩律》）载录朝廷直辖280余县道名目及长官秩禄级别，是研究西汉初年政区地理和地方官制的重要资料。《秩律》涵盖完整的吕后元年（前187）道目及长官秩级，对研究秦汉道制具有重大价值。已有多位学者据之讨论秦汉道制，取得丰硕成果。

利用《秩律》研究汉初道制的前提，是明确《秩律》载录了哪些道名。此前学者普遍认为《秩律》载录了翟道、昫衍道、义渠道、略畔道、方渠除道、雕阴道、辨道、武都道、狄道、予道、氐道、獂道、薄道、阴平道、甸氐道、青衣道、严道、绵遞道、湔氐道、夷道共20道。这个认识并不完整。《秩律》简467有“月氏”，《汉志》安定郡有月氏道。但郑威认为《秩律》“月氏”不是道，而是管理与月氏国关系的中央官员。今按，郑威上述意见的得出，主要基于张家山汉简整理者对《秩律》简序的编联。实际上，整理者编联意见有误，简467应该编排在简465之前，重新排列后的简文应为如下形式：

排列在“月氏”后面的是阴平道、蜀氐道（即《汉志》甸氐道）、縣遞道（即《汉志》绵遞道）、湔氐道，所以“月氏”也肯定是道。这里的“月氏”应该省略或漏写了“道”字。另外，《秩律》简453首端残缺，最近周波对该简重新拼缀，补释出“冀、襄武、成己、平乐、羌道、故道”六个地名，则《秩律》还有“羌道”“故道”。简453首端依然残缺四、五字，不排除其中仍有一个道名，所以《秩律》至少有23道，最多不超过24道。

《秩律》简459集中载录了一批道名，其间夹杂“下辨”“略阳”“縣诸”，又简453“平乐”与“羌道、故道、狄道”排列在一起。“下辨”“略阳”“縣诸”“平乐”在《汉志》都是道。周振鹤称“据《汉志》，其中下辨、绵诸两名或皆遗一道字”；“平乐，简文疑脱一道字”。周先生的怀疑不无道理，因为《秩律》简467之“月氏”就遗漏了“道”字。郑威在梳理《秩律》道名时，根据《汉志》把《秩律》的戎邑、平乐、下辨、略阳、縣诸五个地名补“道”字而计入。如此则《秩律》道名应在前述23道的基础上，再增加5道，共计28道。

不过，这样的理解恐不可信。刘瑞根据秦封泥所见“縣诸丞印”“下辨丞印”，指出《秩律》“下辨”“縣诸”应是县。刘先生视角非常敏锐。秦封泥还见有“略阳丞印”。《秩律》没有标识“道”的縣诸、下辨、略阳在秦代都不是道，恐怕不是巧合，实际透露秦至汉初三地都是县。这样看来，不能根据《汉志》道名，把《秩律》地名增补“道”字。《秩律》实际只记载了23道（见表2）。

《秩律》载录政区年代断限为吕后元年，距秦代仅19年。因而《秩律》公布后，某些学者据之辑录秦代道目。如刘志玲称，前人考订秦道目，凡见于《秩律》者，可明确为秦道。后晓荣、刘瑞更进一步，主张《秩律》道目全部是秦道。那么《秩律》是否如上述学者所说，可以作为辑录秦代道目的资料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秦封泥“义渠”“略畔丞印”“方渠除印”“方渠除丞”表明《秩律》义渠道、略畔道、方渠除道在秦代是县。另外，从秦汉之际的道制变化来看，《秩律》五百石秩级的5个道于秦代也不存在（详见后文）。所以《秩律》不能作为辑录秦道的来源，而仅能作为参考。

三、秦汉道长官的秩禄级别及称谓演变

《汉书·百官公卿表》曰：“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 据此则秦汉县长官称令、长，秩禄级别从千石至三百石不等。汉代封泥表明汉代道长官也有令、长之别。《百官表》和汉代封泥反映的道制，是否为秦汉时代的“通制”？以往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现在已辑录出部分秦代道目，再加上《秩律》载录的汉初道目和长官秩级，将两份资料进行对照，可以了解秦至汉初道长官秩级和称谓变化。

《秩律》23道集中在六百石、五百石两个秩级（见表2），六百石秩级道长官为令，五百石秩级道长官为长，表明西汉初年道长官已有令、长之别。秦道长官称谓、秩禄级别是否也与汉初制度相同？

先来看《秩律》五百石秩级地名。《秩律》五百石秩级仅有五个道，不仅与《秩律》八百石、六百石秩级地名数量相差悬殊，甚至远少于千石秩级地名。江苏省尹湾M6汉墓出土木牍《东海郡吏员簿》载录西汉末年东海郡所辖38县、侯国，共有4个千石秩级县，3个六百石秩级县，13个四百石秩级县、侯国，18个三百石秩级县、侯国，六百石以下的县级政区占主体。《秩律》五百石秩级地名仅有五个道，看起来颇令人费解。邹水杰曾作出一种推测：五百石秩级的道是西汉初年才出现，所以数量甚少，秦代并不存在五百石秩级的道。笔者赞成邹先生的判断，还可以再作一些补证。

前面已经辑录出秦代12个道目，与《秩律》进行对照（见表4），除了僰道、荆山道不见于《秩律》，其余10道在《秩律》全部为六百石秩级。而《秩律》五百石秩级的5个道，在目前所见秦代出土文献从未出现。上述现象绝非偶然，实际表明秦代并不存在五百石秩级的道。

再来看秦代官印所反映的道制信息。汉代道长官存在令、长之别，用印格式为“某道令（长）印”“某某道令（长）”。而目前所见秦道印章全部为“某道”“某某道印”，从未出现道令长用印（见表1）。学界普遍认为只载录县道名称的秦汉玺印为官署公用印。唯有赵平安指出此类印章应是令长用印。赵先生的判断非常准确，但是没有回答为何此类印章不区别令、长。其实，这一现象与当时地方官制密切相关。李昭君指出，秦代县级长官皆称“令”，无“长”。邹水杰进一步揭示，秦代县长官秩级皆在千石至六百石之间，全部是“令”。由于县级政区（县、道、邑）长官皆为“令”，故印章只标识地名即可。秦代“道”长官用印皆用地名标识，表明秦道的长官全部是“令”，不低于六百石秩级。秦代并不存在五百石秩级的道长。五百石秩级的道是西汉建立后的“新生事物”。至吕后初年，这些道的数量还很少，只有5个。

由此获知，秦代道长官称谓皆作“令”，没有“长”。《秩律》280余地名几乎全部在千石至六百石之间。五百石秩级的五个道为西汉初年设置，三百石秩级的黄乡邑、万年邑为刘邦父母陵园奉邑，也是西汉初年设置。去除这7个西汉初年设置的县级政区，秦代的县道皆为千石至六百石秩级。从《秩律》逆推，秦道长官全部是六百石秩级，不存在于千石、八百石秩级。这表明秦代地方行政体系中，道的级别整体偏低。

西汉初年，朝廷不断增置新道，表现之一是把秦代的义渠、略畔、方渠除3县改置为道，这3个道在汉初也是六百石秩级。表现之二是增置5个五百石秩级之道。五百石秩级道的设置，使道长官率先出现令、长之别。这表明西汉初年不仅继承了秦道级别整体偏低的格局，而且进一步把道的秩级拉低。

通过梳理汉代出土文献、传世文献，还能发现一些值得继续探讨的现象。现聚焦于汉代道长官称谓，将文物资料、传世文献所见两汉道长官称谓排列为表3。

说明：汉代印章、封泥资料出处俱用简称。相关对应关系如下：《征存》：罗福颐：《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集成》：孙慰祖：《古封泥集成》（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其数字为原书编号。传世文献资料出处仅标注古籍书目及篇目。

周伟洲注意到，汉代“道长”封泥的数量大大超过“道令”封泥。表3可以验证周先生的判断。不仅如此，传世文献所见道长官称谓，几乎都是“长”。虽然表3有青衣道令、严道令、僰道令，但是从封泥的时代特征来看，“青衣道令”“严道令印”的时代都较早，约为西汉初年。根据《秩律》，西汉初年道长官还以六百石秩级的“令”为主，且青衣道、严道长官都是令，如果“青衣道令”“严道令印”是西汉初年之物，与《秩律》记载相合。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封泥同时见有“严道令印”“严道长印”，“严道长印”的时代特征明显偏晚，表明严道长官秩级有一个降低的过程。无独有偶，《秩律》义渠道、狄道、夷道、方渠除道皆为六百石秩级，长官为令，而汉代印章、文献记录四道长官皆为长，表明四道长官秩级也存在一个降低的过程。虽然东汉时代的武都、下辨长官仍然是令，但两地是县，而非道。目前所见西汉后期至东汉的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尚未发现道长官称“令”的证据。综合上述现象，可以判断西汉中期以后，道的秩级发生过一次整体下降，最终的结果是降至五百石秩级或以下。当然不能排除依然有道保持在六百石秩级，但即便存在，其数量一定非常稀少，这说明西汉中期以后道的秩级进一步下降。道的行政级别整体偏低，且不断降低，是秦汉之际道制演变的一个显著特征。

四、秦道制始创时间

睡虎地秦简的发现，表明道制确实起源于秦。秦道始创时间随即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20世纪80年代至今，学者各抒己见，形成多种观点，总结下来主要有五种。

春秋时代的秦穆公时期。张焯、张东刚认为秦穆公“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后，面临如何管理西戎的问题，“秦征伐山居戎夷后，以戎夷之名或道路之名命道，筑鄙舍守路，置官吏进行统治则成为必然。这样，以道路为经纬线，划分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道’就应运而生了。”

战国时期的秦孝公时代。马非百根据《史记·秦本纪》《后汉书·西羌传》秦孝公伐灭獂戎，推定獂道置于秦孝公时期。吴昌廉认为獂道是秦国最早的设置的道，故秦道始创于秦孝公时期。

秦惠文王时期。罗开玉认为秦惠文王二十六年（更元十三年，前312年）封樗里子为严君，封地即严道，故秦道出现不晚于秦惠文王末年，当创立于秦惠文王攻占巴蜀时期，“秦道制首先创立于蜀郡”。王宗维通过梳理秦国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发展，也主张秦道制始于秦惠王文王时期。

秦昭襄王元年。岳本勇也认为严道是秦国最早设置的道。但他考订樗里子封严君的时间在秦昭襄王元年，故将秦道制始创时间定于此年。

秦王政在位初年。骈宇骞据《太平寰宇记》所引《蜀记》“秦灭楚，徙楚严王之族于严道”，认为严道始置于秦王政灭楚以后，“秦始皇之前就有‘道’。这种看法似乎还缺乏有力的旁证”。他主张秦道始置于秦王政时期，不晚于睡虎地秦简《语书》颁布之秦王政二十年。

以上说法中，张焯、张东刚主张的“秦穆公时期”说最不可信。春秋时期尚无成熟的地方行政制度，县制也未成形，不可能出现道制。罗开玉、岳本勇认为严道是秦国最早的设置的道，置年下限为樗里子封严君之时。但将樗里子封地定为严道，乃唐人意见，很值得怀疑。秦汉之际的巴蜀因道路险恶、开发程度较低，一直是流放犯人之地，秦汉两代从不分封功臣。再加上《蜀记》有秦灭楚置严道的记载。樗里子所封之“严”地，绝不会是严道。所以罗开玉、岳本勇的说法也失去了依据。至于马非百所称秦孝公置獂道，也属猜测。前面已经提到，秦国伐灭戎狄，未必立刻设置地方行政机构进行管理，伐灭獂戎不等同于置獂道。目前看来，前人所举秦王政以前置道的证据都不坚实。

不过，把秦道始置时间推定在秦王政初年也过于保守。细检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仍能找到一些值得注意的线索。诚如岳本勇所说，秦国最初对边疆民族进行管理采用县制。《史记·秦本纪》载秦武公十年（前688）“伐邽、冀戎，初县之” 。秦孝公任用商鞅推行变法，对基层行政区划进行整合，“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并未提及道。另外，秦惠文王征伐义渠戎，多次出兵夺取义渠戎城邑。秦惠文王十一年“县义渠”。《后汉书·西羌传》载秦惠文王后元六年（前319）“伐义渠，取郁郅”，后元十年“伐义渠，取徒泾二十五城” 。又春秋以来，秦国西北有昫衍戎。《汉书·五行志》载“秦惠文王五年，斿朐衍”，可知此时秦国已置昫衍县。相家巷秦封泥有“义渠”“郁郅”“徒淫丞印”“昫衍”“昫衍丞印”，可验证史籍有关秦置义渠县、郁郅县、徒淫县、昫衍县的记载。义渠、郁郅、徒淫、昫衍都是秦惠文王从义渠戎夺取的城邑，理应置道进行管理。这表明直到秦惠文王在位末期，仍不存在道制。前人有关秦孝公、秦惠文王时期已经创立道制的看法不能成立。

目前已知秦代12个道，陇西郡有5道，而内史和其他秦郡仅有1道。《秩律》23道除去西汉初年设置的5个五百石秩级道，以及秦代不是道的义渠道、略畔道、方渠除道，剩余15道，有9道属陇西郡。秦至西汉初年，陇西郡属道的数量占绝对优势，这一现象值得关注，暗示“道”的设置与陇西郡存在紧密关系。岳麓秦简《亡律》“□□□罪而与郡县道及告子居陇西县道及郡县道者，皆毋得来之中县道官。犯律者，皆”的条文中，“陇西县道”并未归入“郡县道”，而是与“郡县道”“中县道”相对，也表明“陇西县道”具有特殊性。

周波注意到，秦文字“道”的写法有“導”“道”两种，存在明显时代差异，“導”字的使用要早于“道”，目前所见出土文献明确最早使用“道”字的是睡虎地秦简。周先生对秦文字“道”用法时代差异的区别较为可信，因为新近公布的里耶秦简、岳麓秦简的道字均采用“道”的字形，而两批材料的时代均在秦王政统一前后，可见最晚在秦王政在位初年，秦国已普遍改用“道”字。

相家巷秦封泥共见9个道，存在“導”“道”两种写法（见表1），其中只有荆山道不见使用“導”字的情况，表明荆山道的设置时间较晚。而荆山道是唯一不在秦国西北的“道”。这一现象透露出，秦国西北诸道的设置时间较早。西北地区的8个道，陇西郡占5道，秦国对陇西的开拓，史书有较为明载的记载。《史记·匈奴列传》曰：“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后汉书·西羌传》曰：“王赧四十三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秦昭襄王三十五年，秦国以伐灭义渠戎为契机，势力深入陇西，并修建绵延陇西、北地、上郡的长城，由此奠定秦国的西北边疆。

梳理战国时代秦国与西北戎狄的关系史，秦昭襄王三十五年的义渠国灭亡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战国初年，义渠国与秦国并立，与关东诸侯国地位相当。秦国夺取义渠国城邑，如同夺取关东六国城邑，皆置县进行管理。《史记·秦本纪》载秦惠文王十一年“义渠君为臣”。《后汉书·西羌传》载此事为“义渠国乱，秦惠王遣庶长操将兵定之，义渠遂臣于秦”。此时义渠虽称臣于秦，但仍是秦国境外之独立国家，当即云梦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所言之“外臣邦”。直至秦昭襄王三十五年，秦国一举兼并义渠国，由此义渠戎由“外”入“内”，转变为秦国疆域内之“属邦”，秦国需要对大量义渠戎民众进行管理。另外，义渠国势力强大，史载“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自是中国无戎寇，唯余义渠种焉”。可以想见，应有相当数量的游牧部族臣属义渠国。当秦国灭亡义渠国，这些原本服属义渠国的游牧民族也会一并转为秦国管辖。由于秦国在短时间内接收大量边疆民族，势必建立一套民族管理机构，“道”“属邦”当为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

传统观点认为，义渠戎主要分布在陇东地区，即秦汉之际北地郡。但从史籍记载秦灭义渠戎有陇西郡、北地郡、上郡的记载来看，义渠戎在陇西、陕北也有广泛影响。不仅位于陇西郡的诸道，地处北地郡的昫衍道，地处上郡的雕阴道，地处内史北部的翟道，也应是秦灭义渠国后，与陇西郡诸道一同设置。在相家巷秦封泥中，上述西北诸道皆存在使用“導”字的现象，也意味着它们是秦国最早设置的一批“道”。

秦国为了应对伐灭义渠国、大量内附游牧民族需要进行管理的局面，创立了道制。随后，秦国又把道制推向同属边疆的巴蜀、江汉地区，秦代分布于蜀郡、巴郡、南郡的僰道、宕渠道、荆山道、夷道，设置时间应晚于西北诸道，约在秦昭襄王末年至秦王政初年。罗开玉认为巴蜀地区的道是秦国最早的道，也是秦国道制的源头，现在看来并不正确。

五、秦汉“道”的地域分布特征

《秩律》载录了吕后元年朝廷直辖区域内的道目，《汉志》《续汉书·郡国志》（以下简称《续汉志》）分别载录了汉成帝元延三年（前10）、汉和帝永和五年（140）的全国道目。再辅之本文辑录的秦代道目。将4份资料相对照，可以管窥秦汉时期道的地域分布特征和基本格局。现将4种文献所示道目排列为表4，以便后续讨论。需要说明的是，秦汉“道”与“县”在行政建制上常相互转化，同一地区在不同时期或置“道”，或置“县”。所以表4不仅列出了4份资料的道目，同时列出与道存在转化关系的县。

与《秩律》对照，可知《汉志》《续汉志》道目基本地处汉初朝廷直辖区域，唯一的例外是湘水上游的营道、泠道、连道。如果去除湘水上游地区，可以发现4份资料的道目关联性很强。目前辑录的12个秦道，除荆山道外，全部见于《秩律》或《汉志》。《秩律》23道目除昫衍道、辨道、薄道外，全部见于《汉志》《续汉志》，而昫衍道、薄道尚有与之对应的秦道。郑威称“从秦直至汉末，道的设废与分布变化并不大”。这个判断比较可信。

秦汉时期“道”基本分布在战国末年的秦国疆域范围。这一点早引起某些学者的注意。出土文献所见秦道目进一步深化了这个认识。目前所知12个秦道全部位于战国末年的秦国疆域，而且主要分布在北部、西部、南部边疆地区，以关西为主，关东地区仅有南郡的夷道（或许还有荆山道）。秦道皆分布在战国晚期秦国边疆地区，这个地域分布特征十分明显。

秦统一以后，是否把道制继续推行到六国地区？这便涉及湘水上游营道、泠道、连道的始置年代。从湖南地区出土的汉代文物、简帛资料来看，西汉初年已经存在泠道、连道。以往曾有学者推测湘水上游3道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设置，也属于秦道。首先需要明确，西汉初年湘水上游地区并非只有3道。长沙马王堆汉墓《地形图》出现“龁道”。湖南省常德市汪家山2号西汉早期墓葬出土“阴道之印”，表明西汉初年湘水上游道的数量要远比西汉末年为多。然而，目前所见秦代出土文献从未出现上述道目。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里耶秦简频繁出现沅水、湘水流域的地名，也从未出现上述道名。所以湘水上游的几个道并非秦代设置。张修桂在分析马王堆汉墓《地形图》“龁道”时，推测其为南越王赵佗犯长沙国后，长沙国“因军事上需要而于文帝初年新置的县”。目前看来这个判断十分合理。长沙国为了防御南越国军事进攻，势必加强对湘水上游山地民族的控制，以此为契机借鉴秦代道制亦在情理之中。总之，湘水上游的道应该是西汉初年长沙国设置的，并不存在于秦代。

排除湘水上游地区的道，可以进一步明确秦代的道全部设置于战国晚期的秦国边疆。秦灭六国，没有把道制推行到六国地区。西汉初年，朝廷把北地郡义渠、略畔、方渠除三县改置为道，同时在北地郡和蜀郡增设月氏道、阴平道、蜀氐道、縣遞道、湔氐道。《汉志》嘉陵道、修成道、刚氐道、灵关道、僰道不见于《秩律》，应是吕后初年以后设置。这些道在地域上，仍然位于西汉初年朝廷直辖区域的北部、西部、南部边疆。关东诸侯王国中，唯有长沙国借鉴秦制在湘水上游设置了一系列道，从而奠定了汉代道的基本分布格局。汉武帝开拓边疆，但在新控制的边疆民族地区（云贵高原、岭南、河西走廊、河套地区）从不置道进行管理。汉武帝开拓疆域始于巴蜀地区。《史记·西南夷列传》曰：

（唐蒙）遂见夜郎侯多同。……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

元光三年至五年（前132-130年），汉武帝命唐蒙开南夷，置犍为郡；命司马相如开西夷，置一都尉、十余县，都没有采用道制，表明对新控制边疆民族地区的管理方式发生变化，改用郡制和部都尉制。由此推论，见于《汉志》却不见于《秩律》的嘉陵道、修成道、刚氐道、灵关道、僰道，置年下限在汉武帝建元年间。也就是说，西汉初年仍然延续秦代置道的基本方针，只在朝廷直辖区域的北部、西部、南部边疆置道。汉武帝即位以后，不再于新开拓地区置道。汉代“道”的地域分布格局在汉武帝初期已定型，以后再无明显变化。

《汉旧仪》以“内郡为县，三边为道”概括汉代县道分布格局。然而这种概括显然与汉武帝“开边”以后的疆域形势不符，自清代以来遭到诸多学者否定。在梳理秦汉道制变化后，可以发现“内郡为县，三边为道”的地域格局正是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的状况，所以卫宏描述的应是汉武帝开边以前的汉代道制，汉朝道制乃直接承袭秦制而来。

六、秦汉“道”之数量变迁

杨武泉认为秦道数量远比《汉志》30道多。秦代的道，在汉代逐渐减少，至西汉晚期只剩下32道，到了《续汉志》载录的东汉时期，又减少到19道。秦汉时代，道的数量呈不断减少趋势。杨先生认为马王堆汉墓帛书地图所见“龁道”“箭道”都是秦道，两道不见于《汉志》，由此推测汉道数量比秦道少。结合目前所见出土文献，杨先生的判断是有问题的。前面已经论证，湘水上游的道并不存在于秦代。目前秦代出土文献所见12道，除了荆山道，全部见于《秩律》或《汉志》。假如秦代道的数量远多于汉代，那么出土文献所见秦道应该大部分不见于《秩律》《汉志》，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依据上一节对秦汉置道过程的梳理，西汉时期不断增置新道。高祖、惠帝时期至少增置义渠道、略畔道、方渠除道、月氏道、阴平道、蜀氐道、縣遞道、湔氐道8道。吕后初年至武帝初年至少增置嘉陵道、修成道、刚氐道、灵关道、僰道5道；长沙国至少增置营道、泠道、连道、龁道、阴道5道，龁道、阴道后废除，由此全国形成《汉志》30道的格局。另外，《汉志》全国政区后序所列道数为32，与《汉志》正文排列的30道目不同。笔者已经指出，《汉志》所列全国郡县名目的年代断限是汉成帝元延三年（前10年），后序载录各类项统计数字的年代断限是汉成帝绥和二年（前7），这意味着在元延三年至绥和二年的三年间，又增置2道。西汉时期，在秦代已有道目的基础上，不断增置新道，所以秦道的数量远远少于汉道。

基于秦汉时代道分布格局之稳定，可以进一步估测秦代道的总数。目前已经利用出土文献辑录出12个秦道，而秦代道的分布格局与汉代基本一致。因此，即便还有秦道没有辑录出来，也应该在汉初道目中寻找。根据表4，《秩律》六百石秩级的青衣道、武都道、辨道、狄道、羌道、严道皆有可能是秦道。但还需考虑这些道或许如《秩律》义渠道、略畔道、方渠除道在秦代是县。另外也要考虑秦代存在类似“荆山道”这种不见于《秩律》、两汉志的道。不过，这种道即便存在，数量也一定不多。所以秦代道的总数大约在12-20之间，不会超过20个。

秦代至西汉，道的数量不断增加。《续汉志》载录汉顺帝永和五年只有19道，远少于汉成帝绥和二年的32道。罗开玉、刘瑞认为东汉时期道制衰落，先后废除11道。然而，敦煌马圈湾汉简却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

这些简格式相同，显然属于同一份簿籍文书。虽然上述木简没有明确纪年，但仍能利用木简中的零散线索进行断代。首先，简264出现“文德”，即文德郡。王莽执政时期改“敦煌郡”为“文德郡”。经过学者考证，文德郡存在的时间在居摄三年（8年）至新莽始建国年间（9-13年）。另外，将“四”写作“亖”也是新莽时期木简用字特征。这些现象均将簿籍文书的时代指向新莽初年。又敦煌马圈湾汉简276载“出戍卒卌人终更罢，二月戊寅尽三月丙子，五十九日，积二千三百六十人”，简277载“·凡戍卒八十三人，积七千三百一十六人” 。两木简与前列各戍卒名籍简应该属于同一份文书，为相关戍卒人数汇总。其中“二月戊寅尽三月丙子，五十九日”可以用于判定年代。根据罗见今推算，唯有居摄三年与之相合。所以上述戍卒名籍木简反映的政区建制年代为居摄三年。

木简出现“下辨”“修成”，两地在《汉志》皆为道（表4）。从木简所列“故道”来看，下辨、修成显然不是省写了“道”字，实际表明两地为县。这表明绥和二年至居摄三年间，两地由道改置为县。由此可以判断，汉哀帝以后，道的数量开始减少。道数量的下降，从西汉末年即已出现，并非晚至东汉。

凭借出土文献透露的各种信息，可以获知秦汉时代“道”数量的变迁过程。秦代道的数量不超过20个，西汉建立以后不断增置新道，大约在汉哀帝时期达到峰值，为30余道，王莽摄政时期（平帝、孺子婴）道的数量开始减少，东汉仍然保持这一趋势，至汉顺帝永和五年仅存19道。

前面提到，汉代道制基本在汉武帝初年已经定型。武帝开边以后，不再采取道制管理边疆民族。那为何在汉武帝以后，道的数量仍在增加？这里应该注意的是，战国至汉初的秦汉在边疆地区采取县、道两种体制管理当地族群。边疆地区的县也有大量族群聚居，因此国家会灵活采用道制或县制对当地民族进行管理，所以秦汉时代常有县、道相互转化的现象（见表4）。汉武帝以后，应是把部分“旧边疆”之县改置为道（如《秩律》平乐、下辨、绵诸、略阳诸县，在《汉志》均改置为道），而非在新开拓的地区增置新道。

七、余 论

史料稀缺一直是制约秦汉史发展的“瓶颈”，以往学者讨论某些具体问题，不得不利用有限史料进行“推测”，其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很值得怀疑。二十世纪至今，大量出土文献的发现，为秦汉史研究带来“史料革命”。出土文献的不断涌现，在推动秦汉史各领域研究发展的同时，也为学界重新检视以往研究创造了契机。

前人辑录秦道的主要依据是晚出文献。目前所见最早载录秦道的传世文献是《水经注》。《江水注》称湔氐道为秦始皇所置。从《秩律》湔氐道为五百石秩级来看，其绝非秦道，乃西汉初年设置。《水经注》的说法不可靠。唐代文献称狄道、严道为秦代设置。但秦代出土文献并未出现两道。虽然还不能据此排除两道为秦道的可能，但唐代文献把两道归为秦道，恐怕没有坚实的证据。因此北朝隋唐文献对秦道的记述并不可信。

前人还根据史籍载录的秦代戎狄名称，推测秦代设置了与之同名的道。如根据《史记》秦代“绵诸戎”“獂王”“僰僮”“义渠戎”之称呼，将绵诸道、獂道、僰道、义渠道归为秦道。秦封泥、简牍资料确实出现了獂道、僰道，但同时也出现绵诸县、义渠县。这表明秦代虽然设置与边疆民族同名的行政机构，但并非必然置道，同样存在置县的可能。所以根据秦代戎狄名称推测秦代置道名目的思路也存在缺陷。

北朝隋唐文献载录的秦道，恐怕主要是从汉道逆推。这也是后世学者辑录秦代道目的主要思路。然而通过对比出土文献和《汉志》，西汉时期的道处于不断增置的过程，至哀帝时期道的数量较秦道增加一倍。这提示我们，汉道数目远比秦道多，所以利用汉道逆推秦道的做法，存在较大风险，学界对此应有警惕。未来辑录秦道还是应该以秦代出土文献为基础。

以往学界认为秦道起源甚早，不晚于秦昭襄王初年。部分学者将道制起源指向巴蜀地区，主张与秦惠文王平巴蜀有关。然而根据本文研究，秦惠文王时期并无道制。道制的产生乃与秦昭襄王三十五年伐灭义渠国相关。秦国最早设置的道，都在西北边疆的义渠国势力范围。巴蜀、江汉地区的道，乃后续设置。这有助于重新理解秦国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拓展历程。

以往学界还认为西汉初年朝廷在边疆地区采取守势。出土文献表明，西汉初年不断增置新道，且以“西南夷”为主要方向。目前所知秦代西南地区仅有僰道、宕渠道，两道皆在四川盆地内的平原地带。汉代的道则渗入四川盆地边缘的峡江谷地，如西汉初年增置的阴平道、蜀氐道位于白龙江谷地；縣遞道、湔氐道位于岷江谷地。吕后初年至汉武帝初年增置的嘉陵道、修成道、刚氐道、灵关道、汶江县（东汉汶江道）又向白龙江、西汉水、大渡河峡谷延伸。这一现象表明，西汉初年在西南地区有较为积极的经营，呈开拓态势，有助于重新理解西汉初年的疆域变动。

西汉初年不断增置新道，且存在鲜明的地域分布特征，即依然设置于朝廷直辖区域的“三边”，不在关东六国故地置道。这也是秦代道制的基本特征。从道制演变来看，“汉承秦制”的历史发展规律十分明显。秦国统一天下后，并未将秦国原有的道制推行到六国地区，这个现象值得思考。以往的秦汉史研究，多强调大一统国家制度的均一性。然而出土文献表明，秦统一至汉初，国家对六国故地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秦统一以后，将六国故地称为“新地”，在户籍管理、官员任免、兵力配置、物资调动上与秦国旧地皆有显著差异。西汉初年，更是在六国故地推行分封，由诸侯王从俗而治。因而秦汉之际的“东西异制”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秦汉时代，道制仅施行于西部秦国旧地，由此形成对边疆族群管理模式的东西差异，这为日后理解秦至汉初的“东西异制”又增添一个全新观察视角。

原文刊载于《民族研究》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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