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律师作为被害人的代理人

诉讼律师作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辩护人，为其无罪或罪轻辩护，是最为公众熟知的业务。但有时受被害人或其家属的委托，也会作为被害人的代理人角色出现。被害人可以委托律师提出刑事控告。《刑事诉讼法》还规定， 被害人及其近亲属 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就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阅卷。在法庭审理过程中 ，代理人可以向被告人、 证人、鉴定人发问，可以参与辩论。 审判人员应当听取诉讼代理人的意见， 二审法院也应当听取诉讼代理人的意见。

我在过去十几年的执业过程里，虽然大部分时间是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但也曾多次做过被害人的代理人。所以对于有被害人的刑事案件，哪怕我作为被告人的辩护人，也会站在被害人家属的角度去换位思考，最大限度地去修复因为犯罪行为带来的伤害，除非是重大冤案。由于刑事公诉案件中对抗的主体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与公诉人，被害人的代理人往往被边缘化，要更好地维护被害人的利益，还是要有主动性和积极性的。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案件之一，是大约十年前的一个故意伤害案。几个被告人酒后无故殴打被害人至轻伤，给被害人及其家属造成了极大伤害。被害人家属找到我时，已经花去了大约十万的医疗费用。他们的诉求除了要求严惩被告人，还要赔偿医药费、精神抚慰金等近二十万。可是，即使拿到二十万赔偿，也未必能抚慰被害人所受到的创伤。而且，其家庭经济条件拮据，在北京生活也很艰难。

时隔多年我已经不记得被害人的长相了，就是一个很老实的年轻人。印象比较深的是他的母亲和新婚不久的媳妇苦苦哀求，确实很让人同情。当时这个案件，只有不到三万元的代理费，我却倾注了极大的精力，跟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就谈了几次。对方认罪，道歉也很有诚意，希望通过赔偿获得被害人谅解。我从侧面了解到被告人家境优越，父亲是当地民营企业家兼政协委员，于是建议提高谈判筹码。

如果站在被告方辩护人的角度，或许会认为这个被害人太难搞定了。因为出具谅解书的赔偿额要求确实很高，但被告人家属最终答应了，前提是希望法院从轻处理，给与缓刑的量刑。赔偿协议是在法官的见证下签的，先付一百万，判决后再付二十万，被害人家属相当满意，皆大欢喜。我婉拒了他们提出的额外感谢，没有多要一分钱。后来我听说小两口生了个儿子，也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被害人代理中，最主要的一项工作是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若只是在刑事案件中按照法律规定提出赔偿请求，能获得支持的其实并不多。比如被害人死亡案件，死亡赔偿金往往只有三四万块钱，根本难以抚慰被害人家属。但如果是被告人自愿赔偿，则有可能突破法律规定，达到一个较为理想的金额。只是，在严惩和赔偿之间，往往两难，要求高额赔偿可能意味着对被告人的谅解。

多年前我在江西九江曾代理过一起被害人死亡的重大刑事案件。我介入代理时，已经是在一审开庭阶段。被害人被多刀砍杀致死，检察院起诉的罪名是故意伤害，我坚持认为罪名应该是故意杀人罪，与公诉人产生了分歧。被害人家属虽然提出了赔偿请求，但最终不要求赔偿，只要求死刑。在庭上，被告人拒不认罪，极其嚣张，甚至与我对骂。可惜，一审法院只判处了其死缓。

被害人家属是没有单独的上诉权的，只能请求检察机关抗诉。检察机关自己以故意伤害罪起诉，怎么会主动抗诉？可怜的孤儿寡母，因家中的顶梁柱被砍死，陷入了无尽悲伤，一筹莫展。被害人的妹妹勇敢地站出来，以一封声情并茂的求助信，在“天下说法”刊发，当天就被顶上了九江舆情第一名。在抗诉期最后一天，检察院终于答应我们的请求，提出了抗诉。此后的事情大家也知道了，省检支持抗诉，我继续代理二审，高院改判故意杀人罪，改判死立执。

而另一起类似的案件中，被害人家属的意见就没有这么统一，我作为代理人当时给出的建议是，要么接受高额赔偿，出具谅解书，要么不接受赔偿，不予谅解。既想要高额赔偿又不愿谅解的两全结果恐难达到。他们商议后，给出的选择是前者。生命当然高于一切，但生命已逝，就应当考虑生者的生活。刑事司法系统对被害人的保护本就有限，若没有争取，很多生者是要承受亲人已逝和没有赔偿的双重打击的。该案的后续，据说是几年后被告人背后的黑社会被连根拔起，也算告慰。

我理解被害人家属的情绪，他们希望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得到严惩，希望自己的亲人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但这个愿望的前提是刑法被正确地适用，而不是让被告人承担本不应该属于他的刑罚。我曾在被告人蒙冤的案件中面对被害人的仇恨情绪，可以理解，但却仇恨错了方向。最严厉的刑罚应该给真正的犯罪分子，而不是有可能无辜的人，不是刑事司法系统错误定罪的替罪羊。比如张玉环。

有一些刑事案件，是夹杂在被告人家属和被害人家属的双重情绪下，不停摇摆的。被告人有可能是冤枉的，被告人家属的信访可能让案件朝着有利于被告人的方向走，可被害人家属的持续信访又可能令案件急转直下，变成另一种结果。脆弱的刑事司法还做不到完全不受外界的影响，在证据不足时总是看博弈结果，这是非常危险的。它既保障不了被告人，也抚慰不了被害人。

有时候，律师代理被告人还是被害人，又不是自己选择的结果，而取决于谁委托。所以，单纯地以道德绑架要求律师站在“正义”的一边是很难的，因为这种立场并不具有预设性，而会根据案件中的证据和情势发生变化。彼时被认为正义的张玉环案受害者家属代理人，若在发现该案证据有问题可能是冤案时仍坚持要判被告人死刑，可能就是非正义的。律师只能是忠于证据和事实。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江西铅山胡鑫宇案，网传我接受了其家属代理，这是不准确的。胡鑫宇的家属确实找过我，我也答应过可以随时帮助他们，但最终并没有签订任何委托协议，我也并不是他们的代理律师。我去过上饶，也了解过该案一些事实，但至少目前，我认为该案是公安机关的事情，而不是律师的事情，希望有些自媒体不要炒作这个话题，至少不要误传我作为胡鑫宇家属代理律师这件并不存在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