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出名的杂剧作品有很多，那杂剧塑造了一个啥样的包公形象？

元代杂剧中的包公是一个清正廉明、机智多谋的清官形象，他注重事实，乘公而断，为被害者伸冤理枉，给了权豪势要、贪官酷吏们应有的打击。元代不同于祖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皇朝，它的全部统治时期实质上是异民族的军事占领时期。

蒙古酋长们自己不识汉字，不懂汉语，更不知道什么叫吏治。蒙古人和色目人当正官，几乎没有一个不“糊涂”的，审理案件全由他们的翻译或吏目摆布拨弄，任他们为非作歹，而且大凡糊涂官都有一点不糊涂，那就是都有一付贪钱好货之心，真是“十个糊涂九个贪”，剥削榨取是他们的根本政策。

时代背景

在这样黑暗的吏治下，无贿或赂少的，往往刑杖交加，屈打成招，致使冤案累累。据《中国通史简编》所录史料，元成宗铁木耳大德七年，一次就发觉冤狱五千一百七十六件，赃官污吏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贪赃钞有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锭，有势力的赃官还没计算在内。

元杂剧公案戏所反映的正是这种正官昏庸、令史专权的吏治真相。其中包公戏除了权豪势要为被告者才是初市就遇上包公之外，那些一般的人命案和家庭纠葛，址初审理者都不是虚构出来的包公，而是当代现实生活中的知县或太守之类。《灰阑记》中的郑州太守苏顺就是其中一个典型苏顺绰号叫“模棱手”，他“虽则居官，律令不晓，但要白银，官事便了。”

马钧卿员外的妻子诬告马妾张海棠药杀丈夫、强夺孩儿、混赖家私，苏模棱听不明自，说她“口里必力不刺说上许多，我一些也不懂的，赶快请外郎出来。”这个外郎赵令史正好是马妻的奸夫，是药杀马员外的同案犯。孤苦无告的张海棠落到他手中，“三推六问”，屈打成招，几下就问成了一椿冤案，“上了长枷”，“押送开封府”。

地方官吏都是这样的货色，就难怪冤民们要大声疾呼:“衙门自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张海棠在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哭声:“我这里哭哭啼啼告天天又高，儿时节盼的个清官来到”，也是代表着被压迫人民的共同的呼声。

剧里的包公就是在这样的场合，在人民群众迫切的呼声中，作为贪官酷吏的惩治者而出现了。他关心人民疾苦，“体察滥官污吏”，在复杂的案情中明察秋毫，发现“其中或有冤枉”，接着经过细心复勘，详加推问，终于“智赚灰阑”，平复了冤案，为张海棠夺回了儿子，处死了凶手奸夫赵令史和马妻，惩办了贪官，大快人心。

从包公办案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他精明能干、多谋善断，注重调查，掌握案情。包公深知公正的判断必须掌握全部情况，特别是要和权豪势要们斗，如果不掌握充分而确凿的赃证，就不能占据主动地位，就要担更人的凤险。因此，包公的行动有两大特点:

一、他实行微服私访，亲自去了解情况，察看民情。这在元代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出了包公的有宋一代也是不多见的。他去陈州查访就是微服私访。他打扮成一个乡下老汉，一再嘱咐随从张千对百姓不要耍态度，“如有人欺侮我，打我，你也不要来劝。”

一路上，他不辞劳苦，一天三顿“落解粥”，甚至通过替王粉莲笼驴来了解情况。在了解了情况，特别是掌握了紫金锤的下落，就使自己稳操胜券，才手到擒拿，一锤致小衙内于死地。这只是典型的一例。从保留下来的有限几本包公戏中，可以看到包公经常“去五南采访”，或利用“西边赏军回来”之便进行私访，路遇冤情，及时解救，惩办元凶，伸冤理枉，清断了不少冤狱。

二、他有机智，他注意分析，能在发展变化中把握时机，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使自己始终处于有利地位。比如《后庭花》一戏，案情是比较复杂的，开始，连包公自己也认为“这官司无头无尾，那贼人难捉难寻”。后来，又特意“扭回头见他(指王庆)左右眼观咱”，于是果断地决定，立即拘扑王庆，带回衙门审讯，形势就急转直下，很快理清了这桩无头冤案。《陈州蓯米》中，包公也表现了老练的机智。

他知道小衙内有紫金锤，于是他请来了势剑金牌，可以先斩后奏，同时，又知道刘衙内稍晚于他，取得了皇帝的赦书，要特赦小衙内和杨金吾，这对断案几乎是难于逾越的障碍。

但是他利用了皇帝给刘衙内的是一纸“赦活不赦死”的御书，于是来了一个不及掩耳的迅雷，抢在赦书之前就处决了小衙内和杨金吾，等到刘衙内持赦书到来时，看见的只是他儿子和女婿的尸体，可赦的活人就只有张小徽古一个人了。包公就这样以他的机智巧妙地挫败了权豪刘衙内，取得了全胜。

包公平易近人的形象

元杂剧中的包公形象，还有一点需要说一下。也许是人民太喜欢包公的缘故吧，在他们笔下，包公又好象是一个平易近人、略带风趣的长者。我们可以看到:在京城去陈州的官道上，有一老一壮徒步赶路，那老人一不坐轿，二不骑马，风尘仆仆，在驿馆中，别人给他准备好的饭食他不吃，一天三顿“落解粥”;甚至不顾身份，为又笼驴又搀扶，忙啊累啊似乎都不在乎，显得那样的朴实老诚，憨厚可爱。

另外，他与张千同行，互相谈吐对答，走累了，让张千给他捶背，也根本不象封建社会里一个官与役的严格的上下尊卑关系，倒象一般的老人与年轻人之间一样，显得如此的平易随和，一点没有官架。当然，这只能是一个舞台艺术形象，决不是有史可查的历史真实，而且还带着民间文学特有的风味，表现了人民和剧作家对包公的亲昵的感情，也可能就是人民理想中的清官形象。

包公这个清官形象，在元杂剧中也有另外一面，就是一些地方带着某些迷信色彩和宿命论思想。特别是在不少剧本的结尾处，都加上个“明示的王法无亲”，或“一齐的望阔谢思”等一类说教性文句，好象说:“不要谢我，这都是皇帝亲、王法好啊！”人们刚从“四人帮”的封建统治下解放出来，对这样的“光明的尾巴”非常讨厌，特别感到恶心!

书然，我们应该理解这些剧本的作者，他们生活在离我们早六、七百年的封建时代，他们的脑子里只能希望一个清官、好皇帝，在他们看来，好皇帝、清官和老百姓本来是一致的。这是他们思想的局限。因此，元杂剧中包公形象的这一面，也是符合这个清官的特性的，是真实的。

通过以七的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说:元杂剧中的包公形象是深植于元代社会生活的土坡中的一朵艺术奇葩，闪耀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光辉，它和其它优秀的戏曲艺术成就在一起，标志着中国一种文学新体裁的崛起，给古典文坛带来了新的蓬勃的生机，造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一个崭新的时期。

由元杂剧所创造的成熟的清官包公形象，形成了中国文学史长河中一股不歇的巨流:在戏曲艺术发展的舞台上，涌现了“南包公”海瑞、“强项令”董宣、“七品芝麻官”唐成，等等，一群粗眼的清官形象，在包公以及这些清官身上，我们看见的不是对过去历史人物的怀恋，而是对当前现实的关心和美好的未来的展望。

包公戏从《铡美案》到《秦香莲》、《铡包勉》、《赤桑镇》到《包公阶情》，包公形象也有不断的创新。最近上演的地方戏《包公误》又给这位清官增添了新的品质—知错立改、引咎自责，博得了广大人民的一致喜爱和欢迎。

现在有人提出:“不能寄希望于‘清官’”，认为宣传包拯等一类历史人物及其故事，“在客观上是在宜传一种单纯的‘人治’思想，使人们不是把希塑寄托在‘法治’上，寄托在一个健全而完善的法律制度上，也不先把希望寄托在自己——国家的主人——身上，而是寄托在‘清官’、‘青天’、‘救世主’、好干部身上，”说这“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距离‘靠上帝保佑’，不过是一步之遥!其实，事理是十分显明的:

一、我国需建立起健全而完善的法律制度，实行法治，这是全民工作的一个工心。它反映了我国的建设规律，也是实现四化大业的需要。吃尽了左倾苦头(特别是“四人帮”极左之害)的广大党员和群众，决不允许再搞那样的“人治”!为了实现“法治”，我们已经进行了很多二曰乍，而且还将付出更多更大的努力。

二、但是，宣传古代进步人物(我认为理当也包括“清官”)的好的方面，学习历史事件中有用的经验教训，以便鉴古证今，古为今用，在今天仍然是有意义的。这当然需要我们有个科学的态度和辩证的方法，不搞一点论，走极端。在封建统治阶级中，确曾有过这样一种人，他们从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出发，执法不阿，铁面无私。我认为至今还是正确的。

结语

最后，借用下面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在我们无产阶级的国家里，应当有千千万万比封建时代的‘包公’高出一千倍、一万倍的无私无畏，秉公办事，执法严明，为民除害的‘包青天’”——“为人民利益斗争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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