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的高平商人研究

明清以来的高平商人研究——针对高平市康营村庙宇碑刻的考察

《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01期

孟 伟1，廖声丰2（1.北京晋商博物馆研究院，北京 100000；2.南昌航空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南昌 330063）

摘要∶高平市康营村是一个具有晋商历史文化典型性的古村落，但是目前有关康营村的文献资料几乎是空白。针对高平市历史文化遗存普查发现，康营村现存庙宇中仍保留了六十多通明清以来的碑刻、匾额，以及遣址、构件、题记。通过对高平市康营村庙宇碑刻的考察，可以清晰地发现晚明清初时期晋商的阶段性特性，可以从总体上把握明清以来高平商人的发展轨迹。

明清以来山西泽潞地区的商业经济发展及其由此带来的古村落变迁，是考察晋商活动的中时段画面的重要窗口，村庄布局、寺庙新建，乃至祭祀和娱乐、商贸庙会活动为主的村庄生活“仪式”演变，无不体现出明清时期晋商的特质。高平市康营村是一个具有晋商历史文化典型性的古村落。明清时期，位于太行山中的该村庄商贸的发展轨迹带有泽潞地区商人的鲜明特征————晚明清初时期晋商的阶段性特性。

目前，有关康营村的文献资料，几乎是空白。在高平市存有四种旧地方志中，有关康营村的内容，几乎为零；《高平金石志》、《高平碑刻大全》虽然录有八通碑刻，但不及现存的15%，而且错误极其严重，更为糟糕的是，基本没有碑阴，属于不完整的碑刻《高平县地名志》中的内容，当代人附会的情形，比比皆是，难以为据。令人欣喜的是，康营村现存庙宇中保留了六十多通明清以来的碑刻、匾额，以及遗址、构件、题记等等，这为研究康营村古村落的变迁提供了依据。自2013年5月开始，笔者接受高平市政府委托，组织、带领全国六所高校的硕士和博士，以及相关专业的学者等三十多人，全面地展开了针对高平市历史文化遗存普查，重点为古村落、庙宇、碑刻、庙会、习俗等等，其中，对康营村进行为期一周的考察，之后，笔者又四次专门赶赴康营村考察。

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笔者试图以高平商人为研究对象，以整个社会历史为大背景，长时段地宏观观察政治和经济、文化在“民间社会”的具体实际，更多地关注晋商文化作为“东方民族”历史现象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有机结合，尝试性追求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位一体、有机交融的社会史书写新模式。为此，本文重点围绕康营村的现存历史文化遗存，多方面、多角度、多侧面、多视野地分析和解剖古村落、庙宇和碑刻等历史遗存的文化含量的同时，将所讨论的问题，落实到具体的、可计量的、可考的细微之处。通俗地表述为∶依据现存庙宇碑刻探究和研究明清以来的晋商（商人）活动，或许是最为恰当的抑或，为历史文化的现代性提供依据————为当地民众和政府“打造历史文化名村”奠定基础；抑或，也顺便为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当今农村信仰问题提供基础性数据。

一、高平市康营村历史文化遗存概况1.康营村历史文化遗存情况——以村庄庙宇为重点

虽然康营村很早就已经形成村落，至少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一个独立的自然村庄，但目前的历史文化遗存的实体性建筑主要以明清以来的为多，基本上没有唐宋以前的建筑，更难觅春秋战国时期的轮廓。就类型而言，主要有∶①古村墙遗址及其构件、古井、古柏②庙宇及其群落③古民居；④古街道（包括阁门）。其中，古庙宇既有独立性，也有关联性，进而形成独特别致的庙宇群落。本文重点对古庙宇及其群落和相关遗存————庙宇碑刻予以重视，并以此为主要依据。

目前所知，康营村的现存古庙宇共有二十多座（处），依照当地人的称呼、称谓，抑或按照碑刻记载，其名称如下∶成汤庙、岱宗庙、祖师庙、东关帝庙、东阁、五谷财神庙、文昌庙（中阁）、玉皇庙、龙王庙（村中）、观音堂（中）、奶奶庙（东）、西关帝庙、观音堂（西）、白衣大士庙、西阁、大王庙、三官庙、观音堂（南）、雷云祠（北山）、龙王宫（东河庙）、观音庙（南山）、土地庙（村西）、将军庙（村东南）。为了简明、直观，现将康营村庙宇情况编制成表，如表1，亦是为了直观，现将康营村庙宇中留存旧碑和新修碑刻，以及各相关记事碑刻，按照所立碑刻的时间顺序，汇总成表2如下∶

2.庙宇特色与古村落格局的关系

宋元明清之际的古村落文化系统是最完整、最丰富的，包含了“宗族文化、人居文化、民俗文化和村落文脉四个完整的子系统”。古村落文化依托是“庙宇”，因而古村落都有特别的布局，即便是依地势而筑居的村落，也有其独特的“讲究”，建筑特点和风格具有民俗性，村庄中的庙宇布局突出地反映了“风水”与民间信仰的对应关系。

我们在高平548个村庄考察的时候，庙宇与村落格局之间的关系问题非常突出，堪称是泽潞地区一道最为特别的“历史文化风景线”。康营村自然也不例外，甚至表现出别具一格的特征∶村庄不大，庙宇数量却不少，呈现出“二庙合一”和“庙宇群落”的情形，格外分明。

就庙宇的分类而言，不同的视角可以给出不同的情形，但是，最直观和简单的做法，恐怕还是按照庙宇的位置分布关系更为方便。藉此，有三大特征和特色凸显∶其一是独立于村庄外围山岗和山坡上的庙宇；其二是处于村庄里的群落性庙宇及其“庙宇广场”；其三是处于街巷门阁上带有家庙特征的“小庙”。

康营村有如此丰富内涵的庙宇建筑，无论是民间信仰方面，还是建筑文化遗存方面，乃至古村落村民的生活方式方面，都堪称高平市古村落的典范。举凡千百年来的、一代又一代的、千百万康营人就生活其中。然而，我们所要强调的却是∶就是在这一个看上去很平平常常的古村落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到底培育和孕育了哪些商业的因素和元素———一步一步地、努力地、艰难地完成着传统农业向近代社会的迈进。抑或，明清以来的晋商群体与康营村又有怎样的关系和联系呢?商业的活跃又为古村落的发展和建设起到哪些推动作用呢或者说，明清以来，到底有哪些商业字号和商人，参与到康营村的庙宇建设中，而其原因、过程、效应又是怎样的呢

总之，无论结论如何，举凡与康营有关的明清以来的商人，都必然地以以上的古村落和古庙宇的背景为基础性生活平台。

二、现存碑刻中有关高平商号的记载情况

康营村现存碑刻有六十多通，然而，主要以有清一代为主，以及最近三十年来的庙宇修葺和记事情况。其中有如下几通碑刻却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康营村的商贸活动及其与晋商“遍天下”的一个细微的侧面∶在碑刻中，不仅有该村的商号，还有在相关地区募化的商号捐款记载。当然，在该村庄开设的商号则并不显著，几乎是零星。

（1）康熙二十九年·创修关夫子庙碑记

（2）嘉庆十七年·重修文昌帝君、五谷神、财神碑记

（3）道光十七年·重修（关帝庙）碑记

（4）大清道光二十一年·重凿南池功德碑

（5）同治五年·（关帝庙）重修舞楼碑记暨捐资题名碑

（6）同治八年·创修龙王庙碑记

（7）大清光绪八年·改修（南山庙观音庙）壁墙碑记

（8）大清光绪十一年·补修（南山观音庙）眼光殿碑记

（9）民国十二年·补修成汤庙碑记·捐资名碑

（10）民国十四年·东关圣帝君庙补修碑记（11）民国十七年·佛祖庙创修碑记（12）民国二十四年·五龙宫增修舞楼碑记概括地说，康营村属于地处太行山的万山丛中的一个自然村庄，历史悠久，庙宇林立。现存的碑刻中，所能给出的与整体晋商相关的历史记载，及其广泛的信息并很多。按照时间来看，基本以清代为多，不过，有鉴于它的特殊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细微的、特殊性问题。抑或，围绕该村商业活动的时间阶段，也得到了凸显。

第一，可以清楚地看到∶泽潞地区庙宇碑刻中，普遍性地、明确地出现商号的捐资情况，基本是从乾嘉时期开始的，康营村也不列外，尽管康熙年间已经清晰地反映出了康营作为商业交通的一个重要“地理节点”，但是，其记载情况，也还是遵从“商人不入志”的原则，即便捐款布施，也是以一般村民的身份出现在碑刻中。

第二，可以将以上碑刻划分为四个阶段，满人问鼎中原开始，到乾隆朝，作为一个阶段；嘉庆到咸丰朝作为第二阶段；同治之后，一直到清亡作为第三阶段；理所当然，民国期间既可以作为晚晴的延续，也可以看做新时期的开启。

第三，不无遗憾的是∶有关康营村与商贸关系最为重要的“四大王庙”基本没有任何遗存，因此，也只能比照而论。然而，单凭这一点，就有足够的理由说∶曾几何时，康营村是西去东来的平阳商人群体的必经之路，甚至说，康营村曾经在一段时间内，十分兴盛和繁忙。

第四，与此同时，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说，尽管康营村曾经是商人往来的通道，但是，却由于种种原因，或者是村风民俗的方面，或者是地理空间的原因，或者自然气候、土地物产等原因，或者，不排除军事和战乱的原因，总之，康营村并未因此而“受益匪浅”————顺其自然，历史地成为商业重镇，抑或，也没有成为区域性的、局域性的市场中心。甚至说，曾经有过的商业辉煌，也成为了明日黄花，而时过境迁、昙花一现。个中原委，的确需要仔细考究。

三、康营村古村落中庙宇、商号的逻辑延伸性推论

这里，所谓的逻辑延伸性推论主要是指∶遵从经济学基本原理的逻辑延伸，而不是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演绎。比如，作为商业的商路，商人们行进时，不可能不考虑安全性、便利性等等，也即，商人的活动始终是“获得利润，以及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最高原则。抑或，当时条件下的交通运输工具，基本决定着商品运输量，同时，也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成本和利润率；抑或，哪些商人群体，哪些商品是必然地、不可绕行地经过该商路等等。也就是说，即便是古代的商人，也必然地存在着“当代经济学”的一些基本要素，因此，纵然过去的前贤和学术传统并不很关注这些问题，也不等于，这些问题不是明清时期晋商群体的基本问题，特别是处于太行山西侧的平阳、泽潞商人所面临的首要问题。针对康营村历史文化遗存的实际，依据以上碑刻，我们将关注重点集中在经济、商业、商贸活动和商业字号方面，予以进一步的分析，不乏多视角、多角度、多侧面、多领域的考察和解析，乃至比照、旁证、延伸性的逻辑推论。

1.商业古道上的古村落

自古以来，康营村就以占据交通要道而闻名，春秋战国时期的“长平之战”之“光狼城”，从军事要地的角度予以了说明。一般来说，在古代的中"一回，普牢香‘。烟皇不慰，哄。禀道隼吉，国的，特别在北方地区，所谓的“市镇”，多半就是“军事与商业”的结合体。

尽管康营村处于太行和太岳山脉的万山丛中，然而，举凡由西面的沁水、翼城、曲沃、襄汾、平阳之晋商，乃至陕西渭河谷地的陕西商人，东出太行进入河北，过黄河而抵山东、河南，南下江淮到达苏杭、福建，则少不了由康营村经过。因此，康营村也与该商路上的村庄一样，在康营村的村口，由往来商人们自我组织集资，兴建供奉“金龙四大王”的庙宇，也即，习惯上被称之为“大王庙”的庙宇，以保佑商人们过黄河、淮河，以及运河时候的平安。所谓的“四大王”，是明朝时才出现的水神，明清以来，被人们奉为行船走水的保护神，其实就是民间认为的“河神”回。

更为主要的是，在金元时期就已经开始显露出来、到了明清时期遍布全中国的“大阳钢针”，其产地泽州名镇大阳镇，恰好就在康营村的正南二十里路程的方向上——北上潞州、太原，出山西，到华北、京师、草原等地，则必然要经过康营。

也就是说，明清时期，康营村至少在一个局域性的地理空间占据着重要的交通地位————处于南来北往的商业活动的“小十字路口”。可以肯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一先天的地理位置必然给康营村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相关影响。

2.晚明前清时期的康营

虽然，金元时期，泽潞商人就已经显露出来，并在晚明前清时期达到鼎盛，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几乎没有文献具体地记载商人及其商号的具体情况。然而，到了康熙后期和乾隆朝，情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商号捐款布施庙宇的兴建情况，开始出现在庙宇的碑刻中。如此情况的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可以肯定是中国商业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直到现在，尚不曾见有关探讨。到底是因为国家政治而促使商人的地位开始上升，还是世俗化的进程而开始彰显商人的力量呢?目前很难界说。然而，有一点则值得注意∶晋商在全国各地兴建会馆的情况，几乎与这一时期的泽潞、平阳地区的庙宇兴建是同步的。

具体到康营村，我们在《康熙二十九年·创修关夫子庙碑记》中，依稀地发现∶浙江杭州、江苏苏州、京师、阳城、泽州、潞州、大阳、良户、唐安、沁水等地的捐款布施情形，有近百人。尽管尚以“个人”的姓名参与布施，然而，基本可以断定，他们就是往来康营的商人，或者是康营村在外地经商的人们。其中，还有几十人是以“黄旗和红旗”的名义布施的。或者说，康营村创修关帝庙的时候，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其一是康营村经商的人们，或者往来康营的商人；其二是当时在康营驻扎的“八旗军士”；其三是当时康营村的村民。

尽管以姓名记载，然而，这三者的布施情况，非常鲜明，当地村民的布施更多的是“米、麦、豆”以及“脊兽”、“管饭”、“出工”等等；结合几乎相同时期的成汤庙的碑刻，也可以从姓氏上，明确地分辨出来，很大一部分人，并不是康营村的村民——也即，成汤庙的姓氏与关帝庙的姓氏，并不吻合。

再结合稍后时期的碑刻，我们可以肯定地讲∶当时，康营村与经销丝绸、钢针的商人们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抑或，该村庄当时有一大批人在从事潞绸和钢针的商业营销活动。

3.嘉道年间的商业特征

到了嘉道时期，我们非常坚信，该村庄在商业方面，非同一般。非常遗憾的是最为关键的“大王庙”的碑记目前不存，难以窥见全貌。即便如此，也可以从关帝庙和财神阁的兴建修葺工程中复原历史真相∶现存有两块较为清楚的碑记，反映了康营村的商业实际。不厌其烦，原文转录如下∶

嘉庆十七年·重修文昌帝君、五谷神、财神碑记

窃思神光普照，往往历久而愈灵，善缘无尽，尤赖继事之有人。遐瞻远瞩，良非虚也。于稽此，比古有文昌帝君、五谷财神阁，未知创始自何代，而倾圮多年，不将久而就湮乎。幸有张氏之子兄弟四人，与助缘者数人，皆村中善士也。心存事之志，力任募修之缘，竟获成功焉。爱求其故，一则张氏雁行募缘有力，再则襄事数人助缘尽心，遂不日之间瓦口修盖，钉头鳞鳞，金楼玉阁，辉煌耀日，俨然建一胜古之神宇也。倘所谓历久愈灵，善缘无尽者非欤但功虽在一时，而缘宜垂万世也。而勒石志名，永垂不朽云。

我们通过目前可考的、遍布全国各地的600 多处（所）山西会馆的现存碑记中，非常清楚地知道∶乾嘉时期，一直到道光朝，是泽潞商人最为辉煌的历史阶段∶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的会馆，涉及河北、河南、山东、东北、安徽北部、湖北北部、江苏中北部、京师等地的主要市镇，基本都与该地区的商人有关系。

进而，我们也就不难针对以上碑记情况，展开进一步的分析，大体可以从如下方面深化和延伸∶

第一，至少存在一种可能情形，在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一百多年里，康营村的商贸活动与当时的泽潞、平阳商人的兴盛保持同步，甚至，康营村也是商业活动非常突出的一个村庄，外出经商者不少，至少用某种方式，与众多的商号保持着密切关系。否则，他们的募化不会如此简单和顺利。

第二，事实上，从碑刻的情况来看，布施捐款的商号所从事的行当和行业，也基本在潞绸（丝绸、丝涤、佩饰品）、染织（丝绸染色原料、加工）、铁冶（钢针、带刀、剪刀）、药材（主要是潞参、东北人参、药局）、酿造（药酒、补品）、饮食服务（楼堂）等方面，也与康营村，及其周边区域的商业生产的历史传统情况相吻合。然而，需要注意∶大多表现出来的是“行商”特点，而不是“亦工亦商”的模式。这一点，很重要，直接地涉及到他们衰落的时间节点和原因。

第三，由碑记可知，他们活动的区域也具有明显的历史传承和顺延性，主要在晚明时期的城市中，诸如京师、南京、苏州、潞州府、平阳府，以及河南的周口、叶县、颍州地区，抑或，还有一些与康营在交通方面相关的附近村庄。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康营村的丝绸和人参经营活动，直接地与朝鲜国发生关系，而且是在几十年（至少三十年）的时间里存续。在历史博物馆，存有山西商人在乾隆三十四年、四十二年的两次“走私玉石案”的刑部档案，其中是否与高平商人有关，有待进一步核实。有关山西票号与东北，以及朝鲜国的关系，较早的记载有咸丰时期的账册留存，其中有安东分号的情况，在东北活动的基本系祁县和太谷的票号。到了晚清时期，合盛元曾经将票号开设到朝鲜平壤、釜山，以及日本的东京、京都、大阪等地。康营村与朝鲜国关系这一情况，在晋商的整体历史上，是非常突出的，然而，非常遗憾，因是第一次发现，故而缺乏必要的认识和梳理。或者说，正是这一情况，进一步促进后来的晋中商人将山西票号开出国门，到达朝鲜。也就是说，明清时期与朝鲜国的关系，乃至丝绸和人参与东北的关系问题，是晋商辉煌的一个重要板块，非常有必要进一步深化。甚至我们按照一贯的“对外贸易”规制，不排除康营村经营潞绸的商号，长期以来就与“朝鲜国”皇家的需求有直接关系的一种可能性。

第四，结合前清时期的情况，我们发现∶从康熙时期开始，康营村与八旗，以及东北的关系非常密切，进而，还延伸出专业化的丝绸、刀局、参局、佩饰等商号，甚至在京师和朝鲜有众多的相关字号等等，是否与该地曾经的“驻军”有关联，是一个非常有必要深化的专题。

第五，将《嘉庆十七年财神阁碑记》与《道光十七年关帝庙碑记》稍作比较，不难发现，与康营村直接相关的商号，也在发生变化。而变化本身，既有行业和产业的情况，也有字号的消失和诞生，当然，一些商号的延续性也清晰地得到反映（参见下表，康营村表—2）。系列性碑刻对于最为具体的晋商兴衰的学术意义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朝鲜国的情况中，尽管是姓名，但几乎没有一位是相同的，或许仅仅“李”姓有关联性；

（2）苏州的情况，则是面目全非的

（3）南京，家族连锁的情况格外明显，而到了道光时期，则基本不存在

（4）唯有京师，至少有50%的字号，明显地看到其延续性∶依然维持丝绸、佩饰、参局、刀针等行业行当

（5）安徽颖州、河南地区的周口、叶县，在道光年间，则显示出重点性的集中特征。

总之，透过这些变迁和变化，我们看到的是∶高平地区的潞绸商品严重萎缩和衰退，甚至开始消失，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原来从事丝绸行业的商人和字号，则还在努力和维持，而营销的“商品”则基本以“颖州以及叶县”地区的丝绸、丝麻为主，供应北京市场。抑或，苏州、南京等地的商号已经不再从事该行当的业务。清中叶中国丝绸业的整体性变化，尽在其中。

有关安徽颗州、河南叶县地区的高平商人的情况，恰好在该地区的山西会馆的碑记中，以及地方史的记载中被保留下来。

第六，有关周口地区的情况，有必要稍加突出强调∶合盛通号、交泰东、永泰世、李德义、天育正记、吴宝元、元隆泰记、夏文英、潘廷枢、宋奠邦、宋德兴、潘廷楷、松盛号、吕德成、三义祥、公成栈，这些商业字号就在周口《道光十八年重修关帝庙岁积厘金记》的三百六十八家字号中出现，并且，从捐款的情况看，基本处于中上等位置。摘要如下∶天育正银九十三两一钱一分、三义祥（香）八十六两八钱七分、永泰世银八十六两八钱七分享。如此示范的意图在于∶通过对照和比照异地碑刻，可以较为准确地解读碑刻中出现的“商号”情况，诸如它们的籍贯、大本营、行业、规模等等。

第七，就两次相差二十多年的庙宇修建情况来看，不妨按照捐款布施的数量，稍加观察商号与庙宇兴建的另外一层关系————商人们在村庄庙宇修葺过程中的予以“资金辅助”方面的作用，抑或比例关系。

总之，嘉道年间康营村所反映的情况，碑刻中所反映出的内容，相当丰富，可以从不同的视角予以考量和认识。特别在时间的延续性上，具有可追溯的商业史意义，对于丰富晋商历史来说，特别是行业史和区域分布来说，格外突出。

4.晚清时期的情况

所谓晚清，广义上是指咸丰朝之后，对应到康营村的情况，因为咸丰年间不曾有相关庙宇的兴建和修缮，而在同治和光绪年间，则分别有东关帝庙、龙王庙、南山庙等的兴建和修缮，而几乎每一次的工程都与“四方募化”有关，分别为∶①同治五年·关帝庙重修舞楼碑记暨捐资题名碑；②同治八年·创修龙王庙碑记；③大清光绪八年·改修（南山庙观音庙）壁墙碑记；④大清光绪十一年补修（南山观音庙）眼光殿碑记。因此，出现在碑刻中的商号情况也较多，为了直观，编制表6。

由上表可知，事实上，康营村本地的商号并不很多，也仅仅出现两三家而已，或许仅仅是一般的杂货铺而已，进而也就说明∶康营村的商人多半是在外地活动，主要在县城和京师。抑或说，康营村在京师从商的情况依然保留着传统。

与此同时，特别需要注意到∶晚清时期与嘉道时期的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原来的苏州、南京、安徽颖州、周口、叶县等地的情况，基本不存在。

另外，广州的“晋阳堂”，实际上是晚清时期山西商人在广州城的“山西会馆”，也采用轮班经理制，只不过，该财产不完全是“共有”，而是几家商号共同出资的。当时，百川通在广州非常有势力，几十年作为广州的票号老大，它在广东还开设有汕头、潮汕、香港等分号，由这一点说明∶晚清时期在广州有康营村的商人活动。

5.民国时期的情况

民国时期的康营村，在新建庙宇方面照例是乐此不疲的，除了正常的修缮之外，依然在创修和增修庙宇，有四次“四方募捐”的碑刻留存，分别是∶①民国十二年·补修成汤庙碑记·捐资名碑；②民国十四年·东关圣帝君庙补修碑记；③民国十七年·佛祖庙创修碑记。④民国二十四年·五龙宫增修舞楼碑记。既为了直观，既利于比较，综合简化为表7∶

由表7可以清晰地看到，到了民国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二十多年里，康营村的商业状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最主要的特征是在湖北的活动较为突出，老河口一带是集中点。然而，非常遗憾，目前尚不清楚它们的主要行当。在河南也较为集中在新乡、开封、周口、清化等地，另外与周边相邻县、镇、村庄的关系也紧密了，也即，与晋城、高平、大阳等地的关系开始凸显出来。

然而，历时性比较嘉道时期和晚清时期的情况，与北京的关系也几乎消失。虽然不能武断地揣测，但个中原委，其中少不了传统行当的衰退和萎缩作为主要的原因。进而，康营村的整体情况，开始回到了“一般化的村庄”的境地————失去了特色性。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将本阶段四次修缮的资金来源的构成比例予以量化，即可发现，这一时期的“四方募化”，除了维修关帝庙的情况稍微好一些，其它的募化仅仅是一般性的募化————我们可以称之为“友情募化”，而缺乏更多的“本邑商号”和“本邑商人”的特征，进而可以说∶纵然在民国时期的康营村，依然有商业字号和商人在外运营和活动，然而，较之过去，要逊色得多。有关这一情况的统计和比例状况，这里简略。

我们依照康营村现存的与商号有关的碑刻，顺着时间逐一考察，非常清晰地发现∶康营村的庙宇兴建和修缮，从康熙年间依稀地表现出在外经商的本邑商人的参与；到了嘉道时期则突出地反映了他们给予村庄庙宇兴建和修缮的极大帮助，而这些商人与晚明前清时期的高平地区，或者说泽潞地区的商人有渊源的传统关系，主要从事潞绸、药材（人参）、铁器、佩饰等，而这些商号和商家主要在当时的繁华城市中，诸如京师、苏州、南京，乃至朝鲜国，甚至不排除与“八旗皇族”有某些关联性；到了晚晴时期，传统行当明显处在衰退和消失的进程中；进入民国之后，康营村的商人基本没有了明确的行当，或者说，没有了明显的特色。纵然也在“四方募化”，然而，也更多地局限在“友情募化”的范畴。与此同时，该村作为商业要道的特色性也伴随着交通和社会变革而淡出了历史的视线，沦落为了一个“非常普通”的村庄。

四、结语

拖沓的考证，未免有啰嗦之嫌，但作为对高平市古村落、庙宇和碑刻的调查，作为一个“个案”，其详细的做法，也是非常必要的，如此一来，不难看到明清时期，乃至民国时期，泽潞地区的社会生活变革的共性和个性，也即，普遍性和特殊性。稍加总结，给出简单结论如下∶

第一，康营村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古村落，自古以来，就在军事交通方面具有重要地位，作为著名的“长平之战”的唯一载入史册的遗迹，而有其重大的历史文化价值。除此之外，最迟从宋金开始，也作为了古商道显露出独特的特征————晚明前清时期作为平阳商人东出太行、南下江淮的必经之路，该村的关帝庙和大王庙的兴建，就与往来商人有关系，进而对该村的历史发展轨迹影响较大。

第二，康营村所处的地理位置————四面环山，也决定了该村天然地在“水资源”方面严重短缺，因此，该村的寺庙基本与村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以祈求平安、风调雨顺、消难减灾、庇护康健为主要的愿望。有独立的汤王庙一处、龙王庙两处，供奉龙王的配殿不下三处，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古村落。在寺庙的兴建方面表现出了更多的热望，曾经修建庙宇不下二十多处（所）。

第三，有清一代，康营村外出经商的人不少，一直到道光朝，该村的商人与传统的泽潞商人有极大的相似性和一致性，多以潞绸、药材、铁器为营销商品，活动区域也以“天下四聚”及其商业重镇为中心，苏州、京师、南京、广东、汉口、开封，乃至朝鲜国，这些商人对村中的庙宇兴建有突出的贡献，一些庙宇的兴建和维修，有赖他们的支持和帮助。然而，到了晚清、民国年间，随着传统行当的衰退和消失，最后一代商人们的迁徙也随之完成，进而对于村庄庙宇的修缮，则有所减弱。无论如何，康营村的十几所较具规模的寺庙，至少有一半，都曾经有商人和商号的明确捐款。总之，商人与村庄寺庙的关系相对要密切得多，不失为探讨商业活动与村庄寺庙问题的一个“个案”，而具备学术性。

第四，目前，该村尚遗留几座较为壮观的“商人大院”以及旧的街道和阁门，可供寻觅，非常遗憾的是，这些家族很早就因为康营村曾经发生过一些迄今为止难以“解析”的断代时期——出现过混乱时期以及人口迁徙，甚至修建水库时的整体性移民，因此，有关不同历史时期该村商业和商人的相关情况，现在的村民们并不知晓，也不曾有文献记载留存，进一步的深化，尚需有新资料的发现。

总之，本文仅仅从康营村寺庙出发，依照寺庙留存碑记，给出了康营村商业的初步线索。作为一个学术个案，还有更多的方面，可以探讨。

（责任编辑∶沈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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