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梦”灰飞烟灭，回顾3213号鱼雷艇85年叛逃事件始末

1985年3月28日凌晨，在南朝鲜西海岸的下旺登岛的渔港码头上，从一辆军车上走下了一队身着南朝鲜海岸警卫队厚实的冬季制服的士兵，他们正列队冒着凛冽的寒风，在路边晦暗不明的灯光下，向着渔港码头上的一艘鱼雷艇走去。等候在码头附近准备抢大新闻的各国记者已经冒着初春的寒冷，在这个平时外人很少涉足的小岛上守候多日，早已疲惫不堪。他们只是麻木地看着这队士兵从自己面前走过，这几天南朝鲜官兵们来来往往的镜头已经拍得够多了，谁也不想浪费自己宝贵的胶片再给这些人来一张。但他们如果能仔细察看这队士兵的话，就能发现有异常情况，队伍中有2名“士兵”似乎在拼命地扭动着身体挣扎，他们几乎是被周围的人“架”着在“前进”，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错过了一个大新闻——南朝鲜方面正在将2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叛徒押送上被劫持的3213号鱼雷艇，准备交还给中国方面！

时间回到一周前，1985年3月21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北海舰队鱼雷艇1支队61大队的5艘鱼雷艇（全部属于6625型水翼鱼雷快艇）按照训练大纲从青岛军港出发，到黄海进行实兵演习。在艇队出海后，作为指挥艇的3213号鱼雷艇上的2名士兵的就明显出现了不在状态的情况。这2个人分别是20岁的通讯员杜新立和19岁的导航员王中荣。他们都是1984年从3215艇调到3213艇上的，在调到新单位后，这2个家伙不但不想办法尽快与其他战友打成一片，融入集体，反而搞了个“小圈子”，经常私下嘀嘀咕咕。杜新立和王中荣都是农村出身，由于当年尚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农村的生活条件是比较艰苦的，他们参军后就被分配到海军北海舰队，在见识了青岛这个大城市后，开始对农村的情况不满。加上他们又受到了当时已经开始在社会上流行的“拜金潮”的影响，2人开始挖空心思地想着要留在大城市过好日子。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一旦复员只能回农村老家，除非能转为志愿兵才能留在部队里，可他们2人表现平平，此路根本不通。

在此期间，恰好在1983年5月5日发生了轰动一时的“5.5劫机案”，以卓长仁为首的6名歹徒劫持了中国民航的一架客机逃往当时尚未与中国建交的南朝鲜，在台湾当局的操纵下，这6名歹徒不但被轻判，而且仅在南朝鲜象征性地蹲了一年的监狱，就在1984年被“保释”，随后被台当局接去了台湾。在那里他们被台当局领导人封为所谓的“六义士”，拿到了大笔赏金，享尽了“荣华富贵”（“六义士”详情请看本厂长一对野鸳鸯的一枕黄粱梦，小记劫机犯卓长仁、高东萍逃台后的岁月一文）。

这个劫机案对杜王二人的心理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也就是从那时起，他们开始萌生了叛逃南朝鲜，然后转道去台湾当“义士”，于是他们从1985年1月开始密谋效法卓长仁等人，劫持鱼雷艇驶往南朝鲜去投奔“自由世界”。

在经过精心策划好准备后，杜王2人决定利用这次出海演习的机会劫船叛逃。61大队在当晚约19时20分许完成了预定演习科目开始相继返航后，3213艇作为指挥艇殿后。眼见海面上夜幕低垂、风浪也逐渐变大，艇上的官兵在演习结束后精神状态也开始放松，有的人甚至已经开始在私下讨论要利用即将到来的周末好好地休息或者出去玩。杜新立见时机成熟，便趁着其他人不备，偷偷打开了鱼雷艇上的枪柜，取出一支冲锋枪和一支手枪，他将手枪交给王中荣，自己则拿着冲锋枪登上甲板，进入操作室，他先是杀害了年仅28岁的代理艇长职务的副艇长张晓生，随后又连续射击，将同在操作室的1支队副政委孙世忠（牺牲时40岁）、1支队副支队长徐惠友（牺牲时40岁）、艇教导员刘云正（牺牲时30岁）、水手长王何龙（牺牲时28岁）和电讯长朱长军（牺牲时22岁）， 另外2名干部，副艇长张维功和轮机长曲振波则中弹受伤。

在听到突如其来的密集射击声后，艇上其他几名艇员顿时出现了混乱，最终手无寸铁的的9人被杜和王2人用枪逼着进入底舱，随后被反锁在里面，这几人是枪炮长高志明（26岁）、轮机军士张福军（23岁）、轮机军士贾培珠（22岁）、雷达兵李光申（21岁）、水兵崔王龙（22岁）、韩文峰（22岁）、高建聚（21岁）、唐爱民（20岁）和崔久松（19岁），随后2名伤员也被杜、王2人丢进底舱，其余人用急救箱里的药品和绷带对他们的伤情做了紧急处理，暂时止住了出血，保住了他们的生命。

杜新立和王中荣随后便由一人操纵鱼雷快艇，另外一人看守底舱的人员，驾驶快艇向南朝鲜西海岸逃去。但这2个叛徒此时就暴露出了他们素质不高的弱点了，由于在海上掉头重新标定航向需要有较为扎实的导航和驾驶知识，但2个人的低劣素质使其很难在夜色沉沉的海上准确地定位和航行，只能按照罗盘给出的大致方位如盲人瞎马般地乱开一气。

在连续折腾了9个小时后，3213艇的发动机逐渐地沉默了下来，由于这2个叛徒为了尽快叛逃到南朝鲜境内，因此一路上长时间以最大速度狂飙，最终导致了发动机过热，出了故障，他们2人无法排除发动机故障，又不敢让其他人出来检修，就只能随着鱼雷艇在黑漆漆的海面上随波逐流，祈祷着“上天”保佑，能尽快抵达南朝鲜。

或许是他们的祈祷生效了吧，3213艇随着海浪逐渐地接近了南北朝鲜交界处靠近南朝鲜一侧海域的小黑山岛，2人遂对着岛上发射了一枚信号弹，希望有人能看见。但让2个叛徒失望的是，岛上啥反应也没有。

直到3月22日上午11时许，也就是大约在杜王2人发动叛变后的15个小时后，南朝鲜“渔威六号”渔船在返回港口时发现了正在海上漂流的鱼雷艇，但由于最初渔民见到是艇上飘扬的红旗，怀疑是北朝鲜或者是中国的舰艇，因此不敢上前，只是在鱼雷艇附近盘桓，同时使用无线电联络南朝鲜群山海岸警卫队，要求他们立即派人来处理这艘来路不明的的快艇。但因为渔船上的大功率无线电受风浪和低温的影响无法正常使用，只能通过一台小功率无线电和下旺嶝岛上的警察所联系，然后再由警察和海岸警卫队沟通，并且由警察所协助传递海岸警卫队的回复，但这一来一去，信息就被严重耽搁。

南朝鲜的海岸警卫队最初不太相信渔民的报告，在对方反复报告并且确认后，才磨磨蹭蹭地派出了巡逻艇到渔船所报告的位置去察看情况，随后他们果然在海上发现了正在随波逐流的3213艇，南朝鲜巡逻艇费了一番功夫才在2名叛徒的协助下将钢缆系在鱼雷艇上，因为海面风浪很大，并将该艇拖往靠近扶安郡外海的下旺嶝岛。受到八级以上大风的影响，拖带的速度异常缓慢。

此时海军北海舰队青岛基地在3213艇未能按时随同其他鱼雷艇一同返航后，先是使用无线电进行了长时间的呼叫，随后又派船摸黑出海沿着预定返航的线路进行搜索。从22日凌晨开始，又派出多批次飞机和舰艇对演习附近的海域展开了大面积的搜索，但一无所获。这时我方监听到南朝鲜西海岸的无线电通讯突然从22日中午起开始激增，因此判断有可能3213鱼雷艇因为某种原因到了南朝鲜，但对于是什么原因导致该艇偏航如此之远尚无定论，只能推测为是迷航或者故障。因为中国此时尚未与南朝鲜建交，因此我方在3月22日17时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与南朝鲜驻香港的总领事馆联系，要求对方提供救援协助。

南朝鲜领事馆在收到我方的要求后，立即报告了韩国外交部，随后外交部又联系了海军将此事实通知了南朝鲜海军。应该说此时南朝鲜海军总部对此尚一无所知，因为此时海岸警备队的巡逻艇正拖着3213号鱼雷艇在风浪中艰难地返航。

1985年3月22日是星期五，当天晚上是周末，负责掌握全罗北道附近所有海域军事指挥权的南朝鲜海军第3舰队司令官郑锡植中将早在数周前就和一众关系较好的高级指挥官说好今晚要大醉一场，以庆祝他从汉城的龙山韩美联合司令部参谋长一职调任为第3舰队司令官。 郑锡植的这次调动是南朝鲜总统全斗焕亲自批准的，作为对这个亲信的“恩赏”。

郑锡植的这次酒会在一众同僚和下属的吹捧下过得非常愉快，直到晚上22时许，拖带着3213鱼雷艇的海岸警卫队巡逻艇终于抵达了下旺登岛，郑锡植的酒会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给搅了，已经喝得有点上头的众人满心不快地离开酒桌，回到了司令部处理这个棘手的事情。

群山的海岸警卫队的报告很快就来了，这是一艘中国海军的鱼雷艇，在甲板上可以看见有2名死者，还有另外2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现场的气氛十分紧张和血腥。由于现场的人不会中文，没法和艇上的2人沟通，因此要求上级马上给他们派去中文翻译。郑锡植有点不耐烦，虽然没有更多的信息，但他还是一眼就看出这明显是船上发生了叛乱。郑锡植的手下打电话到群山问了一圈也没找到翻译，随后不得不扩大询问的范围，最终在木浦找到了一家中餐厅的老板，他会中文和韩文，在军方的软硬兼施下，老板同意“自愿”和他们去群山，经过这一轮的折腾，这时已经是3月23日凌晨4时5分了。

随后让郑锡植更不爽的事情就来了，杜新立和王中荣2个叛徒想要直接与台湾当局驻南朝鲜外交机构联络，否则就拒绝放下武器，他们的精神处于极度亢奋状态，顽固地一再拒绝南朝鲜方面的要求，也拒绝任何人登船，坚持只有在见到台湾当局的人才放下武器。双方随后在刺骨的寒风在反复纠缠了6小时之久，南朝鲜方面派出的谈判小组说的是嘴干舌燥。一直守候在电话边的郑锡植一度几乎丧失耐心，差点命令部队发起突击，直接冲上去抓人，但最后在一众人的劝说下才作罢。就这样，双方一直耗到2名叛徒因为冻饿交加，交出了2支枪和120发子弹，向南朝鲜军方投降，同时要求南朝鲜方面为其提供食宿等。随后南朝鲜方面人员登上了鱼雷艇，将艇上所有的人员扣留，并且全部安置到群山的一所宾馆内，派出大批军警将宾馆全部包围，同时将2名伤员迅速运到了群山的医院进行救治。

在接下来的询问中，南朝鲜海军方面为了避免将此事过度政治化，很明智地避开了直接审问杜新立和王中荣2人，只是简单地问了他们的名字和职务便立即将他们重新软禁，南朝鲜人主要是通过询问3213艇幸存者中职务最高的枪炮长高志明来了解整个事情的经过的。

3月23日凌晨5时50分，在黎明的曦光中，北海舰队的多艘舰船组成的编队出现在旺登岛附近，作为旗舰的051型109“开封”号驱逐舰一马当先，带着1500吨的“海冰723”号破冰船、037型猎潜艇705“武功”号和1艘油轮，我方所有舰艇均在桅杆上悬挂着国际通用救生信号旗“ O”，明确表示自己是为了救助己方遇难船只，没有挑衅的意图。

面对着人民海军的舰艇编队，群山方向的南朝鲜海军顿时乱了手脚，顿时一个紧急电话又打到了刚刚入睡不久的郑锡植那里，请求他指示。郑锡植一下子睡意全无，他现在面临着另外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他先是命令所有南朝鲜方面的船只暂时不要出海，以免发生冲突。

但在命令下达没多久后，他又立即后悔了，这个命令肯定会被陆军的那些“马鹿丘八”拿来大做文章，作为攻击海军“软弱”的借口，于是他立即下了第二道命令，要求第3舰队立即出动能与中国舰队相“抗衡”的舰只，“拦截”中国军舰，同时命令出动S-2反潜机和直升机监视中国军舰的行动，他还要求出动空军的战术飞机，敦促中国军舰立即撤离南朝鲜领海。

双方的军舰虽然多次擦身而过，但是由于都保持了高度的克制，因此没有发生冲突，期间“开封”号一度进逼到距离下旺登岛只有不到1000米的地方，在进行了抵近侦察后，中国舰艇编队在上午8时20分退出了韩国方面声称的“领海”。

这次历时约3小时的对峙事件在南朝鲜国内引发了轩然大波，全斗焕政府于当天上午11时许在青瓦台总统府召开了内阁会议讨论此事，与会的除了陆海空三军的高级将领外，还有外交、内政和文化教育部等部长，会议由总理卢信永主持。会上内部来自陆军的强硬派，包括联合参谋本部议长的李基百大将和陆军参谋总长郑镐溶陆军上将等纷纷出面指责海军“丧权辱国”，要求对中国海军的“入侵”行动进行调查和报复，云云。这些朝鲜战争结束后才参军的“少壮派”没吃过志愿军的亏，因此口无遮拦（李基百曾经在1979年出任驻防江原道中部地区的南朝鲜陆军第15师团“胜利部队”的师团长，李承晚曾经亲自吹嘘“15师团只要投入战斗就能胜利”，该部队主要在中部战线和朝鲜人民军对峙，没有和志愿军交战的记录；郑镐溶曾经出任过第50师团的师团长，该师团作为南朝鲜军的“乡土师团”，参加过多次所谓的“全国大灭共”行动，甚至在80年代军政府已经是风雨飘摇的末期，仍然一如既往地残酷迫害国内的左翼和民权运动人士，其手段之残忍，与旧日军相比，也是“青出于蓝”）。

海军司令崔相和上将则反唇相讥，含沙射影地指责陆军事不关己就只会说漂亮话，真出事了还得海军自己来扛。国防部长尹诚敏试图调解陆海军矛盾，但是根本没人理睬这个好好先生。会议上的气氛异常紧张，最终卢信永不得不在中午12时30分宣布会议休会。

其实，别看陆军的丘八们喊得响喊得凶，事实上却是只有雷声没有雨点，陆军没有急吼吼地要求自己“下场”，而是通篇要求海军强硬起来，而自己则完全没有动真格的意思；这也是面对陆军方面的气势汹汹，崔相和上将始终硬杠到底的原因所在。

会后南朝鲜方面派出了文化教育部长李元洪召开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说：“政府正在等待中方关于中国军舰进入南朝鲜领海的解释，并且将视中方的回应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同时李元洪也表示南朝鲜方面将根据人道主义原则和应对海上突发事件和灾害的一般做法，对中方的伤员提供救治并且给幸存者返回祖国提供一切便利。同时，还同意中方派出2名朝鲜族战士前往群山医院探望伤员。

随后南朝鲜政府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将其“抗议”照会转给中国政府，同时还南朝鲜政府外交部官员还召见了美国和日本大使，要求他们向中国政府转达自己的“抗议”。在做完这些表面文章后，3月23日下午，南朝鲜政府继续召开了相关内阁部长会议，会上各方争执不休，主要的难点就是如何处置那2个叛逃者和如何“挽回”23日上午中国军舰“入侵”领海失去的“面子”。

应该说南朝鲜海军方面对此事的低调处理不是没有原因的，早就蠢蠢欲动的台湾当局认为这是一次“天赐良机”，这次事情甚至比起1983年“六义士”夺机“起义”更劲爆。2名“义士”心向“自由”，格毙多名“共军”干部，寻求“中华民国”的庇护，这该是多么大的新闻啊！

在日本共同社报道杜新立和王中荣2人希望去台湾投奔“自由”后，台湾伪“外交部长朱抚松立即紧急约见了当时南朝鲜驻台所谓“大使”金钟坤，表示愿意按照当年“六义士”的程序接收这2个叛徒，但是由于南朝鲜方面严密地封锁了消息，甚至其驻外使节对此中细节也不得而知，在请示了政府后，金钟坤否认这2人要“奔台”，表示只是一次部队中的斗殴事件引发的流血冲突，其中没有政治动机。

但此时各国媒体的记者已经如同长了飞毛腿一般地从四面八方涌到南朝鲜群山地区，这些记者使用了各种方法，终于将点点滴滴的信息汇总起来，将实际情况拼凑了一个八九不离十。3月25日，感觉自己被南朝鲜方面耍了一把的朱抚松再度紧急约见韩国“大使”，重申“中华民国”对这次“义士”夺艇投奔“自由”事件极度关切。另外台湾当局还指使其驻韩“大使”薛毓麒（此人在卓长仁劫机案中竭力为“六义士”开脱罪名，最终将6人接到台湾）出面，向媒体表示南朝鲜政府应让杜新立和王中荣公开露面，自由表达意愿，使外界确信政府的说辞，云云。

3月26日，薛毓麒约见南朝鲜外交部长李源京，要求南朝鲜方面安排自己与2名“义士”见面，同时他还想要和其他艇员会谈，以“了（煽）解（动）真（叛）相（变）”。对于他的小算盘，南朝鲜方面很清楚，因此含含糊糊地没有答应，把这事给压下来了。

此时东北亚各方为了这艘小小的鱼雷艇以及艇上人员的去留问题都直接或者间接下场了。作为南朝鲜的后台老板，美国的态度可谓是决定性的，但当时由于苏联尚在，中美之间的关系也还处于“蜜月期”，政客议员们背后的财团金主们当时正欢天喜地的在刚开放的中国市场大肆收割着一茬又一茬的韭菜，就连美国各大军工财团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地想把自己的军用产品打入中国防务市场，怎么可能为了区区一条鱼雷艇和中国翻脸？

因此，美国对此事的态度是超然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莱恩·卡尔森早在3月24日就宣布，南朝鲜方面可以与中国在香港进行直接接触，美国对此事不设任何立场。同时卡尔森也承认在事件发生的初期，美国应南朝鲜政府的要求向中方传达了南朝鲜的信息。

在美方已经定调的情况下，日本方面作为“头号小弟”也自然是亦步亦趋，日本政府表示希望看到此事能够得到和平解决，希望中国和南朝鲜双方能通过谈判解决此事，日本同样不抱预设立场，云云。但日本舆论出于“搅屎棍”和“看热闹不嫌出殡大”的心态，对于南朝鲜宣称此次事件不涉政治因素均持怀疑态度。

为了尽早将杜新立和王中荣这2个叛徒绳之以法，并将其余人接运回国内，我方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方面我北海舰队舰只继续在南朝鲜群山沿海地区活动，另外一方面，则通过香港这个渠道和南朝鲜驻港总领馆保持联系，在南朝鲜方面就我方舰艇进入其领海提出“抗议”后，我外交部授权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副社长以个人的名义以中文和英文（居然没有韩文版）分别出具了2份《备忘录》，对我方舰艇进入南朝鲜“领海”一事表示“遗憾”，同时对南朝鲜方面对伤员的治疗和照顾表示感谢，同时对南朝鲜打算交还鱼雷艇和全部人员做出高度评价和赞赏。当然为了拔高自己的形象，南朝鲜政府为了糊弄其国内顽固的“反共”势力和舆论，将中国的声明做了某些“曲解”，将中国方面的“遗憾”解读为“道歉”和“谢罪”。

在经过数轮激烈的辩论和争吵后，南朝鲜军政府最终由全斗焕拍板，决心将快艇及其艇上全部人员交给中方。这一方面主要是因为快艇和人员现在都由海军控制，而海军的态度是不想惹事，只想尽快解决问题，另外政府内的文官也提醒全斗焕，汉城亚运会和奥运会即将到来，如果这次事件处理影响到与中国的关系，那么这2次运动会很可能会受到中方的抵制，同时也不利于与中国方面缓和关系。在权衡利弊之后，全斗焕最终以“尊重下属的意见”为由，批准海军方面的意见。

3月26日下午，南朝鲜教育部长李元洪宣布南朝鲜方面接受中方的“道歉”（因为当时两国尚未建交，外交部不敢出面，因此把教育部顶出来挨枪，但李元洪不过是传声筒，背后操纵的依然是外交部），并且宣布了将于3月27日下午在双方领海之间的中间地点将快艇、死者的遗体和幸存者全部交还给中方。随后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李肇星在声明中说：“中国政府对南朝鲜政府同意早日遣返鱼雷艇和船员表示赞赏。”

3月27日零时，正在熟睡的杜新立与王中荣突然被南朝鲜方面的安保人员叫醒，他们带来了2套海岸警卫队的冬季制服，强硬地让2人穿上。杜与王对此毫无防备，面对突发情况惊惶失措，他们反复询问“这是要带我们去哪里？”

但皮笑肉不笑的南朝鲜警卫并不回答。2人随后被架上了一辆汽车，随后汽车向港口方向疾驰而去。两人最终意识到这是要被遣返后，如五雷轰顶，他们拼命挣扎，想要下跪，哀求饶他们一命。但这票南朝鲜警卫都是“行家里手”，他们熟练地将2人的胳膊弄脱臼了，再将他们的下巴也扭脱臼，随后就是本文开头的一幕，他们被南朝鲜警卫人员架着，一路到了3213艇上，被丢进了底舱，由6名全副武装的警卫看押。

但是，27日当天由于海况恶劣，因此双方不得不将交接推迟到第二天，也就是3月28日进行。3月27日晚，南朝鲜方面先后将2名伤员、9名艇员和装着遇难者遗体的6具棺材运到群山的港口，并且装船。20时50分许，南朝鲜海军258号警备艇缓缓将鱼雷艇拖出群山港，开始向预定交接海域驶去。

在经过12小时的海上航行后，3月28日上午8时40分，南朝鲜方面抵达会合点。此时北海舰队已经有6艘舰艇在现场等候。随后搭乘704号猎潜艇的我方3名谈判代表登上了258号警备艇，与3213艇的艇员会面，同时确认了几名烈士的身份。整个交接仪式在一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由于海上的风浪还是很大，因此整个交接过程从上午10时开始，历时一个半小时才完成。

随后我方舰艇拖着3213号鱼雷艇向青岛方向航行，南朝鲜舰艇也返航回港。这事得到和平解决后，最不开心的自然是台湾当局和南朝鲜国内的极端反共势力。3月28日当天，当南朝鲜遣返“义士”的消息传到台湾后，岛内舆论一片“激愤”。从28日至30日，有多批学生打着“严重抗议南韩处理匪艇事件！”的横幅，从学校步行到到南朝鲜“使馆”前，递交抗议书。更有甚者，台当局还唆使一名“荣军”（退伍军人）何钦，在“使馆”前玩了一出自焚的大戏，早已“严阵以待”的台湾军警迅速将火扑灭，何钦本人只是受了点烧伤，没有生命危险。此外还有大批“愤青”民众在台湾当局的唆使和挑拨下，在“使馆”外高呼：“韩国人不要脸！”、“高丽人无耻！”、“韩国人滚回去！”等口号。（此时台湾当局尚未解除其“戒严”状态，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街头活动，不用脑子也能想得出是怎么回事）

在南朝鲜方面，3月28日下午，满心不快的南朝鲜陆军高级将领再次挑起事端，要求海军解释为什么在中国舰艇“侵入”南朝鲜领海时，没有及时采取强硬的行动将其“驱赶”出去，并且要求对此进行调查，海军方面则以“大统领已经做出裁断，海军不需要对陆军做出解释”为由，驳回了陆军的要求。最后这事在全斗焕出面调解下不了了之（郑锡植海军中将因为在处理此事中表现出了克制的态度，避免了一场武装冲突的发生，他的这种行为引起了南朝鲜军队和政府中反共势力的不满，甚至在事件得到妥善解决后，南朝鲜军队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发起了一场针对他个人的调查活动，当然这和本文无关了），但为了平息陆军的“怨气”，李基百和郑镐溶在此事后先后被全斗焕提为国防部长，算是给他们做了一点“补偿”。

杜新立与王中荣被遣送回国后，经军事法庭审理以军人叛逃罪、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这件事和1966年1月9日发生在福建沿海的铲除“三吴”叛徒战斗一样诠释了一个事实，任何敢用战友的鲜血染红自己前程的叛徒绝没有好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