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隐逸文化”的必然性——由魏晋南北朝两教思想融合来探究

儒、释、道三教是流传至今的三种主流思想，儒家的思想作为首要的主流一直影响着整个中华民族。

儒家文化虽然是在社会环境非常混乱的春秋战国时期提出来的，但是其在稳定的、大一统的社会环境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佛教作为外来思想，因其对人类心灵的拯救而被人所信仰，流传下来，道教作为我国的本土宗教，一直被统治者所推崇。

纵观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史，魏晋南北朝是社会环境最混乱的时期，而这一时期却出现了最隐逸的思想——玄学，这个混乱时代的隐逸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呢？

一、“隐逸文化”的必然性

1、社会环境

“英雄造时势”的观点一直被人们用来勉励自己努力生活，为整个社会创造出自己的最大的价值，个人的发展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反之的观点是：时势造英雄。

社会环境的发展也会对个人的发展造成巨大影响。当人们身处于一种非常混乱的环境下，总是将生的希望寄托给一位能够挺身而出，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中的人。

处于乱世的人们看不到生活希望的时候，人们往往将自己的全部注意力转移到精神层面，过于信仰某种宗教或者某种主流思想。

我国古代的发展史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环境可以说是非常混乱。

魏、蜀、吴形成的三国鼎立、东晋和西晋、南朝和北朝，百姓生活在战火频发的时代，无法预知自己的明天。

致力于儒学的士人，看到如此纷乱的时局，毅然决然放弃了对传统儒学的信仰，决定避世弃儒，沉迷于山水田园风光的隐逸生活。

这些士人的所推崇的隐逸生活，在当时蔚然成风，发展成为后来人们所说的“隐逸文化”。

如东晋时期的诗人陶渊明，他是我国隐逸诗人中最有代表性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闲适、安逸的社会环境是历代人们所向往的。

用来支撑这一隐逸文化发展的思想支柱则是佛教、道教，其二者的融合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玄学”。

通过士人的宣传，佛教和道教进入了百姓的视野，由于佛教能够促使人心理压力的释放和追求来世的思想，以及道教老子和庄子所追求的自然和以无为本的思想，被当时的人们所信仰。

这也就促使了隐逸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2、历史原因

出仕与隐逸是中国士人面对混乱官场时的一种态度，魏晋南北朝时期，明显、复杂的等级制度，必然会使得出身低微或不善言辞的有识之士在官场上被排挤，被歧视。

官员之间结党营私，其内部的党派林立、党派纷争，促使某些正义而有为，但并未得到统治者的充分信任的官员受到重大的打击。

几经升迁、被贬，厌倦了官场的斗争，也不愿再为“不识千里马”的统治者服务，选择逃离复杂的官场，到山水田园之间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闲适、静谧。

不愿将自己置身于满眼都是“势利”的肮脏、污浊的官场，用自己有限的生命去感受生活的美好，发现乱世中的美。

这种隐逸思想在官员之间出现、传播，必然促进了隐逸文化的产生和出现。

3、佛、道思想的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混乱的社会环境，让士人们放弃了自己一直推崇的儒家学说，他们认为那样一个封建伦理道德沦丧的时代，已经不再适合将儒家的伦理道德，佛教和道教崇尚的“无为”。

接近自然的主张开始受到文人学者和官员的重视，而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竹林七贤”。

他们正是因为感受了佛教和道教的重视自然、无为无不为的主张在思想上的释放和解脱，选择归隐山林，过着闲适、潇洒、随性地生活。

山水田园间的酣畅、吟诗总好过乱世的钩心斗角，这种思想受到众人的追捧和崇拜，这也就促使了隐逸文化的出现。

二、佛教之于“隐逸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是汉朝时的传入的印度佛教，经过迦叶摩腾和竺法兰的翻译，以及梵僧来到中原讲解印度佛教，使得印度佛教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思想文化特色，符合时人的价值和思想观念的中国佛教。

初期的佛教分为两个系统：一为安世高小乘禅数阿毗昙系，二为支娄迦谶大乘方等般若系。

大乘佛教是能够普度众生的一种范围更加宽广的一派，主张修得正果，将“成佛”作为最高的修行目标。

而其所主张的是“我发皆空”的一种即否认了所谓的“灵魂不灭”论，也否认了客观世界存在的真实性。

小乘佛教则主张阿修罗汉果，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修行以此来求得自我从世俗生活中得到自我解脱的一种讲求“空”“寂灭”的一种悟道的观点。

其在主张上与大乘佛教则截然相反，主张“我空法有”，否认“灵魂永恒不变”论，承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小乘佛教也是三乘佛法中的缘绝乘和声闻乘的一种融合。

佛教的众多思想中最为人们所信仰的就是“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论，小乘佛教认为只有出家乞讨才是实践了自己的修行，才能足以表现自己的诚心，毕竟“心诚则灵”。

而大乘佛教则认为信徒可以以居士的方式存在，正所谓“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平时多行善事，多救济弱者，也是一种修行的方式，这种方式也可以超脱生死轮回。

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得当时的人们非常推崇佛教思想，将其作为一种寄托的对象。

当时的佛教徒所宣传的正是一种“出世”思想，其正是儒家所宣扬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出仕、入仕的思想观点。

混乱的时代，这种追求逃离世俗，保持清净六根，以此来参透佛法的观点正是贤能的官员和百姓所渴望得到的。

这也就催生了追求山水田园风光、归隐山林的隐逸思想和隐逸文化。

三、道教之于“隐逸文化”

说起道教，道家一词就会脱口而出，人们总认为道教和道家指的是同一种哲学思想流派，其实不然，西汉的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指出道家的本质。

他认为道家是指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中的一种，以老子和庄子的思想作为主流思想的学派，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汉时期被统治者所推崇“黄老之学”。

道教和道家是有一定的联系的，道教其名源自于《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道教的“道”正是《老子》中的“道”，而其在道教则是指一种说教和教化，可见道教其名的含义正是关于“道”的说教，其所信奉的正是“道”。

道教以宗教的方式存在，而其修炼方式正是通过对人的身体和精神的修炼，以此来得“道”，最后羽化成仙。

道教既源自于道家，其和道家有着共同的主张，从其名字就可看出，它们将“道”作为最高的思想标准，主张道法自然，将“无为”和清静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怪力乱神之间的一种准则。

道教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作为一种宗教，有着属于自己特殊的信仰、特殊的宗教仪式以及贯穿道教发展史的教义、特殊的活动场所和宗教戒律。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所推崇的正是阮籍、嵇康在《释私论》中提出的一个哲学命题：“越名教而任自然”。

此时的嵇康喜好老庄，厌弃世俗，追求一种隐归山林的处世态度，近似狂、猬，其写给山涛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载：“非汤武而薄周孔”。

阮籍则对这一名教的思想有所保留，他认为去除名教，专讲自然是一种有悖于自然人性的名教，是不符合人的发展的，其在《大人先生传》载：“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者，何也？”

也就是说只顾提倡自然、本性，而忽视了“名教”——社会中的伦理道德，无视评价，心中没有是非标准，这是非常怪诞的。

因此，他们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

这一思想正是当时士人归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种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将人和自然放在重要的位置，不能忽视其中的任何一个，这也就促使了士人归隐山水田园的思想的形成。

让人们到山水田园中去感受自然的美好，远离世俗的喧嚣，达到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

不得不说，随着士人的推崇，人民也开始尝试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和状态，让人们的心灵得到前所未有的舒适感，放空自己的一切世俗烦恼，其促进了“隐逸文化”的形成和传播。

三、小结

佛教和道教所追求的是内心的释放，通过自己的修行、修炼，参悟人生的真谛，从而能够更加从容、乐观地面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不合理的事情。

一思想特点最适合于魏晋南北朝的混乱局面中如何自处，如何他处问题的解决。佛教和道教催生的隐逸文化，成为我国文化、思想发展史上一朵亮眼的奇葩。

参考文献：

1、《论六家要旨》

2、贾学义《魏晋隐逸风尚及其政治成因》

3、高智《陶渊明“隐逸诗人之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