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之外的醒狮：远去的江湖与“新的传统”

文、视频/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实习生 陈晓楠图/受访者提供（除署名外）

2021年12月，动画电影《雄狮少年》上映。一个多月来，根植于南中国数百年的醒狮被置于聚光灯下。从央视到抖音，醒狮的热度上扬。

在广东人的日常生活中，醒狮无处不在。无论城乡，每逢节庆和开业，舞龙舞狮是必备仪式。过去三十年间，醒狮悄然发生着变化。来自历史深处的阵阵鼓点，回响着鲜为人知的故事。

骨子里的认同感、自豪感

看着《雄狮少年》里的主角纵身一跃，让“赵家狮”的第五代传人、广州工人醒狮协会会长赵伟斌想起自己九岁那年，他首次登台：上万名观众，从台下站到江边，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的身上。站在文化公园的中心台，他紧张兴奋地环顾四周。举起狮头，踏着鼓点，他成为了主角。

1月24日，赵伟斌和《雄狮少年》导演孙海鹏等在平安大戏院与观众分享电影背后的故事。分享会的观众大多是来自广州公交集团醒狮协会的工人。

电影照进现实，他们正是狮头和狮被下的主角。留影时刻，有两位醒狮青年甚至与电影中的角色有几分神似。“电影如此感人是因为来自真实。”赵伟斌对孙海鹏说道。

孙海鹏对醒狮“路人转粉”，乃至创作《雄狮少年》的契机也来自一次切身经历。孙海鹏出生在湖北，自2010年定居广州后，醒狮才进入他的日常生活。一次在泰国过年度假期间，孙海鹏在异国他乡的商场里，偶遇来自国内的醒狮队上台表演。

鼓点响起，孙海鹏的眼泪止不住落下。“这是一种特别复杂的情绪，有骨子里的认同感、自豪感。”孙海鹏告诉羊城晚报记者：“从那一刻起，我觉得自己有必要用电影去呈现这种复杂的情感。”

整部电影从构思创作到最终呈现，用了两年时间。其间，制作团队花了近半时间采风，与舞狮队教练队员交流，了解醒狮的舞法和培训。这些素材最后都融入电影中，尤其突出了醒狮与岭南祠堂、木棉花等意象。因为“它们都是广州的文化符号。”

事实上，做《雄狮少年》之前，孙海鹏的团队已经半年没发过工资。他说，电影贴合了他们当时带伤上阵的状态。团队最后硬着头皮做完片子，就像主角阿娟在比赛时不断往前走，走到尽头，看着高处、远处的“擎天柱”跳出去。

如今，这部无IP、无大咖的电影，在豆瓣上被打到8.3分，已经成为孙海鹏从业以来影响最大的作品。

近代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前，孙海鹏只知道舞狮是中国的文化符号，对它的认识比较模糊。因为电影制作，他开始研究舞狮，愈发体会到这项技艺的精湛。

孙海鹏说：“醒狮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太熟悉了，没有多少人花时间深入了解它。”而浙江师范大学副教授彭伟文已经在醒狮研究和写作上，断断续续花了二十年。

二十年前，彭伟文还是中山大学中文系学生。因为一次机缘，这位地道的广州人随导师叶春生前往广州番禺沙坑村看醒狮，由此进入醒狮的世界。

2021年8月，彭伟文的《关于广东醒狮传承的社会史考察》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书中揭示了醒狮中人与时代巨流之间的密切关系。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经济和社会发生巨变。在时代前沿的珠三角，农民离开了土地，脱离了宗族。面临陌生而不定的生活，新移民为习武傍身，也为相互照应，进入武馆，组织成新的群体。

此时，醒狮的技艺是武馆的门面。而醒狮的传人，则是乡土中国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新兴阶层组成部分。组织起工人和武馆的“西家行”应时而生，后来演变成工人组织，为工人争取权益。

在风云激荡的近代历史上，醒狮人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据彭伟文的爬梳，辛亥革命中带领弟兄攻陷佛山千总衙门的，是小作坊主李苏；广州起义时负责转运武器的，是在鸿胜武馆习武的理发工人梁桂华；从十余岁开始参加最早的黄飞鸿电影制作，凭自己的才智和执着成长为华人电影史上重要动作指导的刘家良，是黄飞鸿第四代传人。

尤其在“觉醒年代”，武馆中人是中共工人运动的重要力量。早年创立理发工人会的梁桂华就是其中一位，他变卖云浮祖屋，安置告别妻女，成为走在前头的职业革命者。

广州起义时，梁桂华配合周文雍组织和改编工人赤卫队，担任工人赤卫队副总指挥。当起义因叛徒告密，及时将信息传递到指挥部的正是梁桂华。在后来的战斗中，梁桂华带领敢死队开路，在现广医一院门前牺牲，时年34岁。

醒狮发生了由里及外的变化

广州工人醒狮协会位于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的一角，并不宽敞的正门悬挂着关山月的亲笔题字。要不是最近在门前绘上巨大的醒狮壁画，这里恐怕不那么容易找得到。

2006年秋天，彭伟文来到这里，找到赵伟斌的父亲赵继红。就在这一年，广东醒狮毫无悬念地入选了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协会成立于1985年，是时代的产物。1949年后，作为社会团体的武馆和西家行被工会替代，醒狮作为劳动者的业余活动，以企事业单位业余狮队的形式存续下来，并开始了新的传承之路。

过去的醒狮重视师徒相授，以不同的武术流派为基础，因而步法纷繁。为完成官方的接待任务，赵继红从统一步法开始，规范了醒狮的流程和动作，“迎宾狮”由此诞生。协会成立的翌年，他制定了一套规则，让醒狮的每个动作都有对应标准。

醒狮的后脑往往写着流派和团体名称，但醒狮协会的狮头上既没有流派，也没有协会名称。“不搞地盘，不设围墙。”在与彭伟文的对谈中，赵继红说。他从一开始就告诉过全部会员，要是强调自己的流派，就不要加入协会。彭伟文认为，“迎宾狮”是醒狮的传承与自我改造的结果，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州醒狮走过的轨迹。

赵伟斌告诉记者，父亲连“赵家狮”都不提，因为“有派系就有争斗”，“舞狮是一种民间艺术，最多有南北之分，不该有以往武术常有的门派之争”。

到了赵伟斌一代人的手上，醒狮发生了由里及外的变化。如今在协会办公室悬挂数十个狮头大小不一。作为关键道具，狮头在近年减少了重量，以适应不同的人群，更有贴上LED灯或涂上荧光材料，用于晚上表演。

“别说一百年前，即便是三十年前的醒狮，也和今天大为不同。”赵伟斌说，今天最吸引人的跳高桩也不过三十年。最早，狮子在地上的八角碗上踩点舞动，这种方式与南拳中的梅花桩结合，令狮子跃上半空。“大家一看，太好看了！观赏性强，难度高，更符合现在的审美。”

这个变化拉近了和观众的距离，新近热播的醒狮短视频中，上桩最受欢迎，有的时长不足一分钟，播放量过百万。

老市长黎子流对他说：你可以做得更好

醒狮上一次令人记忆深刻地在影片中出现，还是上世纪90年代演绎黄飞鸿故事的《狮王争霸》。主角通过舞狮，改变了自己，甚至民族的命运。

时年20岁的赵伟斌参与了《狮王争霸》的演出。在此前，他在大学读了工商管理，毕业后进机关工作。可老市长黎子流对他说：“你的父辈文化水平不高，都能把醒狮传承得这么好，你是大学生，可以做得更好。”因为这句话，赵伟斌决意辞职，“弃政从狮”。

多年过去，醒狮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传承不息，而赵伟斌也从当年的电影替身，成长为富有影响力的醒狮文化推手。

“非遗是一个活态传承的过程。”在赵伟斌看来，醒狮的传承要有创造性的改变，如观赏性强的跳高桩已经被普及和固定下来。2002年《国际舞龙舞狮竞赛规则及裁判法》公布实施，形成了一套详细的评分体系。自此，醒狮成为一个难度与美感兼具的竞技项目，在桩上盘旋跳跃成为舞狮的最主要技巧。

近年来，赵伟斌做了更多尝试。比如，把醒狮喜庆的元素提炼出来，做成胸针、首饰、儿童积木等文创产品；针对醒狮进校园，赵伟斌推出了醒狮操，以课间操的形式，走进孩子的日常生活；在海外介绍醒狮时，他说这是“独角兽”，让外国人“秒懂”，应声鼓掌。他在意大利收了60多名弟子，当这些外国人在唐人街舞起狮，他们自豪地说：醒狮来自中国，来自广州。

道具和技艺的发展表明，醒狮是传统的，也是开放的。看完《雄狮少年》，彭伟文问师妹徐嘉莉：“你听说过舞狮有擎天柱吗？”徐嘉莉回复：“我只知道变形金刚有擎天柱。”面对变化，一些醒狮传人对此表现出开放的心态：说不定电影里为剧情而作的设定，也会被当下或是未来的醒狮人吸纳，从而成为“新的传统”。

醒狮不能改变人生，但能改变人

“擎天柱”就是电影中为剧情而作的艺术设定，现实中并不存在。那是一根无法越过的高桩，寄喻山外有山。而无论在电影剧情里，还是现实中，最难越过的是生活。

“当他摘下了狮头那一刻，又是一个普通人。”赵伟斌说的，是前辈、同行、学生，也是他自己。如今，赵伟斌需要面临不少事务性工作：从校园推广、商演行程，到宣传策略、文创开发等等。尤其在岁末年初，每天在结束三四场活动后，赵伟斌都要回到办公室加班加点写材料、写总结到深夜是他的日常。

徐嘉莉长期在广州和周边地区做非遗记录、推广工作。“除非像赵会长那样，有固定的机构专门做醒狮传承。否则醒狮难以成为主业。”徐嘉莉说，当下不少非遗热衷于走进校园，尤其在“双减”背景下，醒狮也不例外。但没有前（钱）途，是不少人对醒狮的印象。这也成为醒狮进校园，甚至传承的尴尬之处。

醒狮成为网红，和三代传承醒狮的陈耀雄没有什么关系。当下最让他发愁的是，他所在的白云区长湴村，很可能因为经费不足，连新年的醒狮迎春活动都组织不起来。过去，陈耀雄有多个师兄弟，随着年龄渐长，同门都去了打工，只有他坚持组织狮队。因为他的稳定收入来自收租。

陈耀雄长年在村小学当醒狮教练，要将不少时间精力花在说服家长上。很多家长顾虑重重，担心玩醒狮会耽误孩子学习，也有家长认为，调皮的孩子才会去玩醒狮。在赵伟斌尝试带着醒狮进校园的初期，他首选重点中小学，甚至到大学推广醒狮，试图借此打破偏见。

陈耀雄时常省思，年轻人对醒狮坚持不下去，可能是因为醒狮吸引力不够。年轻人说学业忙工作忙，也许都是借口。在他看来，醒狮在大部分年轻人身上的传续只是有无问题，只需要哪怕一个月里抽出一个小时玩玩就够。但有这点闲暇，年轻人可能更愿意玩手机。

但陈耀雄也看到，对于学习成绩不理想的学生，通过参加醒狮比赛，和同龄人同心合力取得成绩，能给他们带来一份来自学业之外的成就感和自尊心。而赵伟斌相信，除了强健体魄，醒狮更能提振个人的精气神。

孙海鹏所接触到的“雄狮少年”是些十六七岁的孩子。他们没有太多想法，即便去参加比赛获取名次，都不以此为生，遑论改变命运。

“大部分孩子在狮队待上几年后，还是会在社会谋一份差事，就像电影中的咸鱼强一样，过年过节才出来一展身手。”这些年轻人努力生活，踏实从容地走自己的路，构成了电影角色的精神面貌。孙海鹏说：“醒狮不能改变人生，但能改变人。”

“醒狮是他们通往外部世界的门票。”彭伟文的研究表明，醒狮曾经让沙坑村的村民走出农村的土地，从而发现另一种精神乃至人生的可能。正如革命时代里那些平凡而伟大的前贤们，举起狮头，踏着鼓点，向人生中看不见的“擎天柱”奋身一跃。

孙海鹏（《雄狮少年》导演）：加入类似黄飞鸿电影的打斗场面

羊城晚报：醒狮一直在发展中传承。在电影里，如何表现醒狮的当下和历史？您如何看待一些批评声音？

孙海鹏：电影里的醒狮比赛桥段经过一定的艺术处理。早期我们研究过怎样去表现高桩醒狮，也看了不少比赛。但如果忠实还原，电影的观赏性会比较弱。最后我们把比赛做得复杂一些，加入类似于黄飞鸿电影的打斗场面，去调动观众的情绪，把最经典的高桩醒狮放到最后，构成影片的高潮。

网上有一些不理性或者偏激看法，肯定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压根也不认可。那是强加的，我们完全没有那个意思。对于专业性的看法，我们非常重视，一直在搜集。前期也阅读了不少传承和研究的书，不少专家都提了意见。但客观上很难在一个半小时的电影时间里把所有东西都讲清楚。

有些醒狮的传统，我们在影片里表现得不充分，但也保留了一些元素，希望能给观众留下印象，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自己去了解更多。

羊城晚报：《雄狮少年》上映后，最大的成就感和遗憾是什么？

孙海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遗憾，一开始我们都对影片的票房很有期待，但现在可能还没能达到。最让我开心的是，越来越多人关注醒狮，关注传统文化。电影上映后，我发现现实和网络上关注醒狮的声音多了，拍摄上传和播放醒狮生活的视频多了，谈论传统文化如何传承的声音也多了。

这是最有成就感的，超过对票房的担忧，也超过一些“莫须有”罪名带来的压力。

赵伟斌（“赵家狮”第五代传人、广州工人醒狮协会会长）:手机就是他们的师傅

羊城晚报：如何看待醒狮走向竞技化？

赵伟斌：以前狮子头很重，现在的小朋友如果要用这种狮头是很累的。为什么不能改进它？很多非遗项目就是在不断地进步，适应不同年代的发展，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

当年我们可以看到舞狮在开业和节日庆典中出现，很多都是在地面上进行的，热热闹闹，但竞技感不强。后来我们往高空发展，踩高桩爬高杆，观赏性也更强了。

竞技化之后，最大的改变就是醒狮更注重科学训练了。我们根据学生的个人特点来分配学习的重点，比如有人适合狮头，有人适合狮尾，有人适合打鼓。科学的训练方法，就可以一日千里。如果还像以前只懂苦练，可能三四十岁就落下一身伤病。我们出了教材，针对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训练方法。这样有助于更好地传承醒狮。

羊城晚报：技术的发展为醒狮带来了什么？

赵伟斌：现在的孩子，手机就是他们的师傅，看到别人舞狮好看，他们就下载下来，学习人家是怎么舞的。以前可能不知道世界这么大，还有那么多高人。现在可以通过科技的手段收集到，加以学习和借鉴，不断地改进提升。但是，如果基本功没练好，很容易受伤，也要及时教给他们合适的方法。

彭伟文（浙江师范大学副教授）：通过电影重新认识醒狮

羊城晚报：怎么看待醒狮的变化？

彭伟文：南派武术看重下盘的功夫，所以醒狮的跳跃动作本来并不多。现在的醒狮更像一门运动，降低了以往武术的门槛。在以前的武馆和西家行，有自己一套江湖规矩，形成了礼仪和传承方式，产生一种社会结构。但随着社会的变化，这种社会结构的功能消失了。

徐克的电影，可以说是对醒狮的解放。到了这个节点，醒狮成为了一种所有人都可以去“加工”的对象。如果没有徐克的解放，可能醒狮就会随着它原来的社会基础的变化，而慢慢消亡了。徐克之后，很多人知道醒狮的存在，甚至通过电影去重新认识醒狮。

羊城晚报：过去研究，对醒狮的当下有何启发？

彭伟文：过去的武者，会对自己的流派有一些执着。但是一般来讲，要能够谋生，继续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可能需要变通。赵继红会长当时把北狮杂技的技巧引入醒狮，使它看起来更活泼。可以说是一种变通的尝试。到了90年代后期，醒狮开始在竞技上用高桩。当时赵继红不太喜欢，但必要的时候还是会用。

他们可以说是开放、包容、灵活的，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种对旧事物的执着。《雄狮少年》里的擎天柱，在现实不存在。但我发现有的师傅看了也不反感，还说将来也可能出现擎天柱呢？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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