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湘军围困天京日久,太平天国都城的境况已日趋艰难。
而此时远在西北的太平军陈得才部,获悉京师危在旦夕,心急如焚之下,忙于关中统兵二十万,分三路回师救援。
勤王兵马虽进军神速,但睽违万里又岂能朝发夕至,而且因起兵仓促,庞大的部队缺乏后援补给,遂决定暂留鄂省,待秋收之后筹齐粮秣,再行解救天京之围。
然而就在大军滞留湖北之际,天京城已于7月19日被湘军攻陷。噩耗传来,三军悲恸莫名,而一时之间更不知何去何从。
彷徨无依之际,扶王毅然决定继续东进,直扑天京,然而远征军人数虽众,但其中大半既乏训练又未经战阵,而此时大厦将倾,军中人心涣散,士气更是低迷。
此后,陈得才率部辗转鄂皖边境,与清军接战屡遭败绩,10月,太平军被困安徽霍山黑石渡。覆巢之下,所部将领人人自危,叛降、投敌之事络绎发生,或败或降之间,二十万人马转瞬便土崩瓦解。
有心杀敌却无力回天,扶王眼看大势已去,含恨于山谷偏僻之处仰药自尽。
唯有遵王赖文光悍勇绝伦,山穷水尽之时,仍领五千残部浴血杀出重围。
山河破碎,道阻且长,1864年11月,黑石渡残阳如血,深秋的寒风之中,数千残兵败将悲怆北走。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此后不久,一支更为强大且面貌焕然一新的太平军,将在赖文光的领导之下,再次掀起波澜壮阔的反清浪潮……
- 弃文从武,以纾国难
赖文光生于1827年,祖籍广东嘉应,乾隆年间,其高祖、曾祖因生活所迫,逃难迁居至广西贵港。
其父赖元章铁匠出身,走南闯北之际,便参加了拜上帝会的活动。
金田起义前夕,赖元章被吸纳至桂平紫荆山区负责打造兵器,赖文光及其同父异母的兄长,后来的匡王赖文鸿,也在这一时期,跟随父亲加入了太平军。
赖文光早年于家乡私塾以教书为生,在太平军一众目不识丁的矿工、贫苦农民之中,自然算得上是学识渊博,因此从一开始便被委以文职。
此后,随军转战南北,因并未直接参与战斗,在定都天京之前,史料对其的相关记载几乎是一片空白。
加之当时太平天国人才济济、悍将如云,即使像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这些后期大放异彩的将领,都难有表现的机会,何况赖文光一介书生,就更加籍籍无名了。
1856年秋,天京事变爆发,这场由洪、杨争权而引起的内讧,失控后演变为血腥的派系屠杀,最终导致数万两广出身的精锐太平军战士惨死于自己人的屠刀之下。
一时之间,太平天国元气大伤,朝中无臣,军中乏将,赖汉英虑及国家正值用人之际,毅然决定弃文从武,并受命出师江西,招兵以待后用。
1858年,随同英王转战皖、赣各省,赖汉英殚精竭虑,兢业自勉,因功晋封杰天义。
1861年,安庆失守,陈玉成拼死救援失败,无奈率军退守庐州,此时,赖汉英建议远离风口浪尖的庐州,“北连张、苗以因京左,次出奇兵进取荆、襄之地”。
但安庆大本营失陷后,陈玉成心烦意乱,意志消沉,而天王又降旨严责,并褫夺其职位,曾经睥睨天下的英王此时更是方寸大乱,竟不听赖文光忠谏,执意以新败之师固守庐州一隅。
不仅如此,还请旨加封陈得才(扶王)、赖文光(遵王)、梁成富(启王)、蓝成春(祜王)等四人为王,并命诸将率三万人远征西北,招兵买马以图东山再起。
- 重整旧河山
但安庆失守,庐州已是湘军志在必得之所,远征军离开不久,清军多隆阿便兵临城下,英王势弱不敌,败走寿州后中计被俘身亡。
英王罹难之后,陈得才、赖文光等人划归忠王李秀成麾下,此后远征太平军纵横关中,连战连捷,兵力也在此期间不断增加。
1864年,正当远征军在西北风生水起之时,天京却在湘军长达两年的围困之中,颓势渐露。惊闻都城危急,扶王陈得才立即督师二十万回援。
但关山万里,险阻重重,勤王部队7月到达湖北,天京已然告破。京师沦陷,三军彷徨无依,而扶王锐意东进,却不想兵败黑石渡,远征军全军覆没,所部只剩遵王赖文光率五千精锐冒死突围而出。
国破家亡,前途未卜,但遵王并未因此而意志消沉,北走两淮之地,联络到了当时活跃于此的张宗禹、任化邦等捻军残部。
早在天京城破之前的1863年,捻军位于安徽雉河集的大本营为清军所破,总盟主张乐行力战而亡,三万捻众具遭屠戮,只剩张宗禹、任化邦等人领兵在外而侥幸逃过一劫。
此时太平天国已名存实亡,而残存的捻军众人亦如风中柳絮、无根浮萍,不知何去何从。赖文光的出现,迅速将两股濒死的武装力量凝聚了起来。
此前捻军均以宗族为纽带组合而成,其内部派系众多,分支庞杂,临阵之时各部又互不统属,所以人数虽众,却往往被清军所乘而各个击破。
有鉴于此,赖文光依据太平天国的成熟经验,对捻军松散的组织结构和落后的军事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1865年,黑石渡冒死突围的数千太平军,外加在鲁南、淮北流离失所的捻军残部,于患难之中结成生死同盟,并共推遵王为领袖。
在遵王赖文光的改组整编之下,“旧捻军”得以脱胎换骨,太平军自此焕然重生,一支全新的反清武装——新捻军,横空出世。
- 扬威高楼寨
成军之后,赖文光根据北方平原广阔的特点,结合自身缺乏根据地的实际情况,极为远见地提出“易步为骑”的机动战术。
在这种因地制宜的理念指导之下,新捻军纵横驰骋于豫、鲁、苏之间,声势复振。逐渐变为一支约十万余人的骑兵部队。
而剿灭太平天国之后,满清统治者以为心腹大患已除,从此海清河晏、天下太平,便急不可待地对湘、淮二军进行大幅裁撤。
岂料须臾之间,赖文光的部队便以迅猛之势发展壮大,而此时湘淮二军已不复当年之勇,绿营兵弁又难堪大任,清廷只得祭出最后的底牌——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和他的满蒙骑兵。
僧格林沁上任伊始便立功心切,尾随新捻军穷追不舍,却不料先后在湖北襄阳、河南邓州两次为赖文光设计所败。
出师未捷还损兵折将,心高气傲的蒙古王爷气急败坏,在愤怒的情绪驱使之下,僧格林沁督兵追赶更急,誓要报仇雪恨。
此后,新捻军闪躲腾挪于湖北、河南、山东各地,时远时近又若即若离,而僧格林沁则不顾一切衔尾直追。
行军期间,僧格林沁一直人不离鞍,衣不解甲,实在疲惫至极,便在路边草草小憩,随后猛灌两口烧酒解乏。
如此数月,搞得部队人困马乏,麾下骑兵均是精疲力竭、痛苦不堪,而他自己更是形销骨立,到最后甚至要以布条将双手捆绑固定于缰绳之上,方能继续骑乘。
1865年5月,新捻军进入山东曹县,此处河堰纵横,柳林密布,赖文光便决定在此设伏,全歼追击之敌,以绝后患。
5月17日,僧格林沁率军追至高楼寨,捻军小股部队且战且退,示弱诱敌,成功将清军引入预设埋伏圈内。
当日中午,僧格林沁兵分三路,正欲一战克敌,谁知突然杀声震天,周遭伏兵四起,清军猝不及防,只得仓促应战,但一方是疲弊之师,一方是以逸待劳,鏖战时许,清军力尽不支,纷纷仓皇溃退。
僧格林沁眼见败局已定,遂收集马步残兵,退入高楼寨南的郝胡同,负隅顽抗,赖文光又指挥捻军于四周广布长壕,将其重重围困。
僧格林沁不甘束手就擒,趁夜率部外冲,最后虽突围成功,却也身负重伤,慌乱坠马后藏匿于麦田之中,被搜寻而来的捻军小将张皮绠斩杀。
高楼寨之战,曾血洗雉河集、围困黑石渡的八旗第一悍将,爱新觉罗统治者倚为“北方长城”的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殒命阵中,其麾下七千精锐满蒙铁骑亦伤亡殆尽。
兵败消息传来,京师朝野震动,清廷哀鸿遍野,慈禧太后痛定思痛,也终于明白,要对付捻军,最终还是不得不依靠曾国藩、李鸿章这些汉族武装的力量
- 兵败尹隆河
1865年,清廷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节制山东、河南、直隶三省军务,专事督剿捻军。
考虑到新捻军以骑兵为主,机动性较强,而湘、淮两军多为步兵,以步追骑,势必难以奏效,因此曾国藩采取“重点设防、以静制动”的策略,在捻军惯常出没的区域派以重兵驻守。
但因为兵力有限,曾国藩只能将布防重点放在四省十三州府,难免有所疏漏,同时其直系湘军大半遭裁撤,而此时参与剿捻的部队内部,湘、淮、地方军又有不同程度的矛盾,导致互相之间不能密切协同配合。
这样一来,虽然重点区域都有清军驻防,,但新捻军仍能在敌人分隔包围的空隙之内,穿插迂回,并伺机消灭地方团练和伏击往援清军。
督剿捻军一年多以来,耗饷甚巨却收效甚微,清廷不断严责催促,御史参劾又纷至沓来,曾国藩心灰意冷,只得无奈请辞。
1866年10月,李鸿章接任曾国藩钦差之职,继续镇压军务。
与此同时,赖文光考虑到部队人数众多而补给困难,长期流动作战也需要休整,遂于1866年10月,在河南中牟将部队一分为二,一部由张宗禹率领,西入陕甘,联系当地回教,是为西捻军,一部则由赖文光、任化邦,继续在中原地区活进行反清动,史称东捻。东西捻军互为犄角之势。
1867年2月,东捻军在山东准备渡过运河到达东部富庶地区,以补充兵员粮草,渡河失败之后,遂转头由山东经河南,意欲由湖北入川,建立根据地。
在京山多次抢渡汉水失败,东捻军只能在尹隆河附近驻军休整,再进行下一步行动,而此时湘、淮两军的王牌部队,刘铭传铭字营以及鲍超霆字营分由东、北两个方向包围而至,并约定次日共同发起进攻。
强敌当前,赖文光先是射书入刘铭传大营,直言刘铭传实力不如鲍超,因此“好意规劝”其切勿擅自行动,不然无异于送死。
鲍妖勇略,非汝所及,汝何不与鲍妖合,至明日辰刻同来战,顾以孤军驻下洋港,宁非送死?!
激将法果然奏效,刘铭传接信后勃然大怒,不顾事前与鲍超约定好的作战计划,提前一个时辰,单独出兵渡河向东捻军发起攻击。
而赖文光又趁淮军渡河未半,偷袭其后方辎重部队,迫使刘铭传分兵回援,随即东捻军三路齐发,以雷霆万钧之势,直扑铭字营,刘铭传亦统兵三路还击。
交战不久,刘铭传左右两翼均被任化邦统帅的骑兵击溃,而其亲自坐镇的中军,也陷入捻军重重包围,眼看突围无望,刘铭传和数百亲兵纷纷席地而坐,准备束手就擒。
就在关键时刻,鲍超霆军按照约定时间赶到战场,并从侧翼向捻军发起突袭,而赖文光也是百密一疏,此前为了集中力量,尽快消灭刘铭传部,竟然没有预留阻援和外围保护的兵力。
事起仓促,捻军又刚刚经历苦战,鲍超部队的突然出现,瞬间改变了战场的态势,虽然遵王一直高呼“今日斩刘捉鲍,长驱西上”,不断激励士兵奋战,但最终还是无力回天,战至黄昏,捻军大败。
- 唯一死以报国家,以全臣节
尹隆河先胜后败,东捻军损失惨重,并且西进入川的战略计划宣告失败。
此后,赖文光本准备北上入陕,与西捻军汇合,但部队中新募的山东籍士兵,建议东进入鲁,理由是该省年年丰收,可以为大军提供充足的粮食。
赖文光也考虑到西北战乱频仍,粮食匮乏,加之山路崎岖,不利大军远征,遂于1867年6月,绕道京山,北上襄阳,然后经河南折向山东。
但从后来的一系列结果来看,正是取道山东的战略决定,给遵王的部队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
山东虽然富足,但其本身三面临海,一旦东捻军深入其中,淮军在其后路利用河道阻截,将会形成瓮中捉鳖的局面。
6月底,东捻军突破清军胶莱河防线,进入胶东半岛,兵锋直抵烟台,但随后发现淮军以重兵设于胶莱河断其后路,随即掉头攻击河道守军,渡河后再次进入山东内陆区域。
但此时,李鸿章掌握东捻军踪迹之后,已提前布置重兵,将山东境内所有河道完全控制。
赖文光率军回撤之后,南北方向,分别为黄河与六塘河隔断,而东西两面则被运河及胶莱河所阻,此时的东捻军,实际上已经受困于四条河道所构成的,方圆仅六七百里的狭小区域之中。
李鸿章更派出刘铭传、董凤高等数支部队,在包围圈内实施追剿,情况愈发对东捻军不利。
而因为地域狭窄,捻军所擅长的长途奔袭无从发挥,部队灵活性、机动性大大降低,在清军的追击之下,疲于奔命却又无计可施。
逃亡途中,又多次受挫,损兵折将,士气更受到极大影响,1867年11月,辗转来至江苏赣榆地区,准备休整,不料遭刘铭传部突袭。
赣榆之战,东捻军的重要将领,地位仅次于赖文光的鲁王任化邦,在冲锋过程中遭叛徒从身后以黑枪射杀,队伍顿时大乱,随即溃不成军,只剩赖文光带领残部突围。
而此时东捻军已成强弩之末,刘铭传、潘鼎新等淮军悍将又一路衔尾直追。
在山东境内四处碰壁之后,1868年1月,赖文光率领最后的东捻军,抢渡六塘河南下,最终在扬州瓦窑铺为清军所败,遵王亦受伤被俘。
遵王被执后,已抱必死之心,断然拒绝清军劝降,并留下千余字的《自述》表明心迹,文中尝言“国败家亡,君辱臣死,大义昭然。予惟一死以报邦家,以全臣节焉”。
1868年1月10日,年仅42岁的遵王赖文光于扬州郊外从容赴死,轰轰烈烈的东捻军至此落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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