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石新探 |《南石窟寺碑》《瘗鹤铭》《刁遵墓志》众家谈

编者按：11月1日至6日，“源于图像背景的社会和艺术·刻石书法研究与创作系列展之二——三国两晋南北朝刻石三十品新探”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展出。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结合传统“品”的话语评论方式，力图重新发现和挖掘古代刻石书法的艺术美，策划了“缘于图像背景的社会和艺术·刻石书法研究与创作系列展”，继 2020 年的系列展之一“汉隶十二品新探”之后，推出系列展之二“三国两晋南北朝刻石三十品新探”，是对古代石刻书法艺术遗产的又一次专题性的集中研究和展示。本次展览再次引发观展热潮，为了让更多观众有机会走进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刻石世界，本次展览将延期至11月10日。《中国美术报》为此推出三国两晋南北朝刻石系列赏析，与读者共赏。

《南石窟寺碑》

刊刻于北魏永平三年（510年)。碑额阳刻篆书 “南石窟寺之碑”六字，额上阴刻横列楷书“石窟寺主僧斌”六字。属于楷书作品。民国初年于甘肃泾川县王家沟出土。《南石窟寺碑》通高225厘米，宽105厘米。楷书23行,每行38字。碑文记载了奚康生创建南石窟寺的功德。碑阴有五十六人题名。此碑结字略呈扇形，许多字下部笔画和布局都比上部略重，故有较强的稳定感，然而由于纵向过于压缩，稍显局促。少数笔画，如“六”“靡”二字的横画，保留了隶书的“蚕头燕尾”。在行笔方面，迟重含蓄，似乎可以伸缩，同挺拔刚健者不同。

《南石窟寺碑》简谈

李晓军

《南石窟寺碑》，楷书，时有隶意，转折处方正坚实，笔画以方折为主，时而伴有圆转笔致，虽用笔楷隶相兼，然终不坏整体篇章。该碑刻工虽力图忠实于书丹，然刻工工艺生涩。加之多年自然侵蚀，害笔处较为多见，细微处尤为突出。然而这也正是碑学体系的特点。在碑版体系中，刀痕及自然的侵蚀阐发了我们无限的遐想，透过刀锋看笔锋的这个“透过”过程，也是焕发书者认知潜能的重要环节。因此，在碑版体系的书法学习之中，由一体出千貌的现象亦是书者见仁见智充满个性色彩的重要特征。魏碑书法体系的广阔与博大，给予了学习者在临习书写过程中更为广泛的选择。这种选择，为学习者提供了至少两种可能，一方面是可以满足视觉上的偏爱进而取之，另一方面则是，为学习者在临习的过程中，寻找与自己心智相同的内在心理需求提供了广泛的审美实践的可能。

《南石窟寺碑》

《瘗鹤铭》

《瘗鹤铭》刊刻于南梁天监十三年（514年)，原刻于镇江市焦山西麓崖壁上，摩崖刻石，署名为“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正书”。后因山崩，石堕入江中，现存残石五块，存88字，属于楷书作品。现陈列于江苏省镇江焦山碑林中。《瘗鹤铭》石高8尺，宽7.4尺，书文从左至右，原文12行，每行23字或25字不等。内容是一位隐士为其死去的鹤所作的纪念文字。此铭字体浑穆高古，用笔奇峭飞逸。虽是楷书，却还略带隶书和行书意趣。铭文刻字大小悬殊，结字错落疏宕，笔画雄健飞舞，且方圆并用，无论笔画或结字，章法都富于变化，形成萧疏淡远、沉毅华美之韵致。

《瘗鹤铭》是一个谜

——兼及对古代刻石书法的临习

王东声

所有的学习，都是一个不断化用的过程。

假如不能化用，书还是书，碑帖还是碑帖，原料还是原料，无法生成新的质料。

对于书法的研读，不临池，不了解碑帖知识，注定不行。但是，艺术不是八股，更不是对一块碑或一堆碑帖的介绍能否倒背如流，也不是只要每日临池、必须日课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认知，敏感，有效率、有方法的临习，不可或缺。所以，董玄宰谓：“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学得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说的就是这一点。所以，当某一天读到梁任公“没有见识的努力，都是瞎忙”这句话，实在惊心动魄。

《瘗鹤铭》跋文

对于古代碑帖的临习，的确需要触及到对范本的选取、研读方式与标准、笔性与心性等诸多问题。其实，碑与帖，刀与笔，墨笔与石刻，可以看作是一种正形与负形的转换。创作者处于这个“转换”之外，也处于二者之间。如何拿捏其中的分寸，全在于作者的个人经验与书写意志。

历经千数百年，最初凿刻严整的刻石，经过自然与时间的双重磨砺，变得斑驳、残损，一派苍茫，遮蔽了我们今天对它们真面目的观察。然而，恰恰如此，那经由人力与天工合力下的笔线样貌，往往令我们流连忘返。于是，刻石书法的传统，经历了一个以笔书写、以刀仿刻，最终在我们书写者面前，又要“透过刀锋看笔锋”转化成墨笔痕迹，整个流程完成了“墨迹-刻石-墨迹”的接力棒一般的时空转换。

结合个人偏好，喜欢简素、朴拙，也喜欢辽阔、萧疏、苍茫，更向往清奇、淡远、超逸，喜欢有真实感、亲近感，喜欢有血有肉的东西，实在不感冒那种貌似冠冕堂皇，其实不过假大空的装腔作势。故，在浩如烟海的碑刻范本中，对《大开通》《莱子侯》《广武将军》《姚伯多》《好大王》《瘗鹤铭》《杨淮表》《三公山》《爨宝子》《张迁》《石门颂》《嵩高灵庙》《石门铭》之类，以及一些虽不知名但生趣别出的穷乡儿女造像题记、古砖残石更多感触。

《瘗鹤铭》

《瘗鹤铭》是一个谜。

在中国刻石书法史上，《瘗鹤铭》不仅有“大字之祖”之誉，且与汉中《石门铭》并称“碑中之王”。欧阳修《集古录》有著录“世以其难得，尤以为奇。”黄庭坚也称“大字无过《瘗鹤铭》”，其行书笔法和结体明显得益于《瘗鹤铭》，以其《松风阁》一览无疑。此外，董其昌亦有“山谷老人得笔于瘗鹤铭其欹侧之势，正欲破俗书之媚”之说。据称，日僧良宽也对《瘗鹤铭》心摹手追，且在日本书道界大力推广，影响广泛。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称誉极高的碑刻，却有着扑朔迷离的身世。据碑文记载，仅知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位隐士为追念一只故去的家鹤所撰的墓志文字，其他线索如焦山外的江水一般烟波浩渺。

其一，何人所书？也就是隐士者是谁，或者撰文者、书写者是谁？碑上只留下“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书”这样一个难以辨别的款识。千百年来，不断有人去考察，去推测，有人说是南朝道教首领陶弘景，也有说是书圣王羲之，还有人说是唐代王瓒、顾况所作等等，然均无法确证。

其二，何时刊刻？北宋时代的欧阳修就曾记之：“碑无年月，不知何时。”没有确切的纪年信息，其他就很难查询。即使有约刊刻于“南朝梁天监年间”的说法，也仍是一种推测。

其三，书写顺序一反常规。与传统书法的惯常顺序不同，《瘗鹤铭》撰文书写自左至右。

其四，命运多舛。最初刻于江苏镇江焦山西侧一处临江的崖壁上，大约在唐末遭雷击而崩裂江中。北宋熙宁年间，其中一块断石被运河疏浚工人从江中捞出。明洪武年间残碑再度消失。直到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在镇江赋闲的苏州太守陈鹏年花巨资打捞出残石五块。及至当代，1997年和2008年也先后有两次打捞，却收效无多。如今，得见仅存88字。《重立瘗鹤铭碑记》曰：“盖兹铭在焦山著称，殆千有余年，没于江者又七百年。”记述了《瘗鹤铭》的沉浮遭际。

《瘗鹤铭》跋文

于是，便被谜一样的《瘗鹤铭》所吸引，被它虚无缥缈的身世所吸引，被中国石刻史上绝无仅有的为一个宠物树碑立传的《瘗鹤铭》所吸引。

于是，不禁联想起孤高自适的林和靖来，雪野，梅林，有鹤翩然起舞。

当然，《瘗鹤铭》浑穆、雄健，且不乏疏宕与浪漫气质的书风，更引人注目。对《瘗鹤铭》原碑的观察，缘于2016年带学生赴江南艺术考察，镇江焦山碑林自然是一站，印象深刻。本次“三国两晋南北朝刻石书法三十品新探”的展览，是对诸如《瘗鹤铭》之类的诸多刻石珍拓的一次很好的研读机会，自然要定下心神，要摩挲斟酌，要让笔抓住纸，要阔笔写去。

《刁遵墓志》

《刁遵墓志》刊刻于北魏熙平二年(517年)，全称《雒州刺史刁惠公墓志铭》。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乐陵刘克纶从友人处访得，并以木板补残缺处，刻跋于其上，不久又毁，再以石补。后经盐山叶氏、南皮高氏及张之洞等人收藏。现藏山东省博物馆。《刁遵墓志》高约80厘米，宽70厘米，厚15厘米。阳面志文28行，满行32字。阴面题名2列，上列14行，下列19行。刁氏为渤海世族，此志记述刁遵家世政绩，是北魏碑志中著名书迹之一。其书法浑穆舒扬，提按使转雍容自得，用笔方圆结合，遒劲有力，起笔收笔以及转折回环之处变化多端，每字各不相同，字形端正，结体茂密，圆腴厚劲，具有端庄古雅之美。与北魏时期众多碑刻不同的是，它不以劲利险峭见长，而是以凝练秀美取胜。

对《刁遵墓志》的认识心得

程兴林

学习书法，对结体形质的认识，碑帖是绕不开的话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刻石书法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下面结合北魏《刁遵墓志》这一品目的学习，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第一，历史的纵向研究维度。对刻石书法的研究要站在历史发展的维度上，即每一品刻石都是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之下的产物，因此，对该品刻石的解读也必须放置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考究。也就是说宏观的研究视角才有利于我们准确把握北魏刻石书法的文化内涵，而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文化语境也是因时而变的，但是刻石书法一旦成型，则是以静态的形式展现在大众面前，如果我们把众多刻石书法联系起来考察，就会发现艺术流变的线索，而对每一品刻石的认识也就会鲜活起来。

《刁遵墓志》

第二，由外而内的的研究路径。书法的临习与书法的研究是不同的思路，书法的临习从微观的点画入手，从点画、结构、章法到气息韵味，我们关注的是字形、字体。常规学习方法是在临习之前通读一遍文辞，了解一下碑文大意。而经典书法作品的研究则是从宏观入手，如上所述，它需要历史的研究视角，因此，从刻石书法的外在形制到文体、字体、书体，这是一个由外而内的认识路径，而且刻石书法的研究尤为重视作品的历史文化背景解读。

《刁遵墓志》

第三，对《刁遵墓志》的认识。综合以上两点，结合《刁遵墓志》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可知该墓志书法呈现出凝重而秀美的风格，这表明北魏书法由早期的方硬险峭逐渐转向秀美端庄。和早期的墓志相比，它没有方峻的笔画，也没有险峻的结体，和后期甚至隋唐初期的书法相比，它尚处在变化之中，尚没有完全方正平稳。它点画粗细对比分明，有的笔画凝重，结体略微宽博，是趋向平稳的表现，这反映了北魏民族及其政权逐渐汉化，其文化也逐渐趋于温文尔雅，逐渐脱离了原来的粗犷气息。由于处在字体变化的过程中，该墓志个性特征仍十分突出，在当下追求个性的书法语境中，它也适合放大书写，因此，受到大家的青睐。

《刁遵墓志》跋文

总之，刻石书法的临习和研究虽然是不同的认识路径，但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是相互促进的，对书法的深入学习，二者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