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保、陈满荣：夏竦考述（2011年）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南昌大学赣学研究院编《赣学》第3辑（2011年10月）

　　夏竦考述

　　王德保 陈满荣

　　[摘要]夏竦，北宋初期江西四重臣之一，一个在北宋历史上定格以“阴谋猜阻”的人物，一个在章表四六有着极高造诣的人物。天圣年间的入阁，便意昧着舆论的纷起，人逝千载，是非仍在。本文在厘清其生平的基础上，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夏竦，并进而挖掘夏竦“奸邪”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关键词]夏竦 生平 奸邪 成因

　　有宋一代，地域发展极不平衡，江西显得异军突起。有宋以前，江西足称大家的人物，仅陶渊明一人而已，但历史蔓延到了宋代，江西文学的发展出现了“井喷”的现象，大家迭起，名家辈出。这种狂飙突进所带来的文学成果及其原因，引起后人的好奇与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宋前期，也就是江西文化繁盛的前夜，江西却相继有几人人主台阁，如陈恕、陈彭年、王钦若、夏竦、晏殊、陈执中等，这不仅突破了宋太祖“南人不得坐政事堂”的规定，并且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文学才华影响感召一大批人，并且以南人尤其江西人氏为主。这种文学上的指导和唱和以及仕途上的提携，不仅有利于江西文人以及南方文士整体文化素养的提升以及文人团体的出现，而且仕的显赫也较易形成全国受性的影响，因此，对江西文化在宋代的崛起，功不可没。不过，在“尚气节而羞势利”的宋代，这样做的后果很容易给人落下朋党的口实，以致在历史上留下不好的名声，如陈彭年之“奸邪险伪”,夏竦之“阴谋猜阻”,见于《宋史》所载，然观其一生，实不至此也。

　　有鉴于此，笔者以夏竦为突破口，在厘清其生平的基础上，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夏竦，并进而挖掘夏竦“奸邪”背后的深层次原因，通过夏竦的遭遇，去感触北宋初期南方士人在仕途上的挣扎和无奈。

　　一、夏竦生平①

　　夏竦(985—1051),字子乔，北宋江州德安(今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人，夏承皓次子，少有才华，超迈不群，所为诗文，皆为可观。淳化四年(993年),游于太学，一时英俊，皆相与友善。至道二年(996年)，从学于姚铉，在其指导下，谙古今故事，通百家之书，并且显露出藻丽铺排的文风。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三载，一日，姚铉“使为水赋，限以万字。竦作三千字以示铉，铉怒不视，曰：‘汝何不于水之前后左右广言之，则多矣。’竦又益之，凡得六千字，以示铉，铉喜曰：‘可教矣。”此外，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五载：“夏文庄公竦幼负才藻，超迈不群，时年十二。有试公以《放宫人赋》者，公援笔立成，文不加点。其略曰……”@此事或就在此年发生，《放宫人赋》现在尚存，收录在《文庄集》卷二三，全文藉唐太宗放宫女一事歌颂其太平盛世的德政，以宫阙幽闭，晓然情惬为韵。但作者把主要笔触用以描摹宫人的情态，如幽闭深官的哀怨无绪，乍闻消息的悲喜如幻、辞别帝宫的徘徊心切，归途路上的意惬思纷，都写得极其细腻传神。文章句式整饬骈俪，衔接流动自然，实难相信出于一个12岁的孩童之手。

　　咸平四年(1001年),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载，其父夏承皓监通州狼山盐场，夏竦随父在通州狼山，作《渡口》诗：“渡口人稀黯翠烟，登临尤喜夕阳天。残云右倚维扬树，远水南回建业船。山引乱猿啼古寺，电驱甘雨过闲田。季鹰死后无归客，江上鲈鱼不直钱。”诗歌立意不俗，开篇登临远望，“尤喜夕阳天”一句语意惊人，振起高格，中间“山引”一联描绘暮霭沉沉，细雨菲菲的暮景尤为形象，以季鹰作结，既契合眼前场景，又含无限的感慨。王辟之评价此诗“后之题诗无出其右”@。这种语意有少年作诗故作惊人之嫌，但因为其才华横出，底蕴不浅，故能翻出新意，不落流俗，为人所喜。此外江休复《江邻几杂志》也载“夏英公少年作诗，语意惊人，有‘野花无主傍人行’之句”@,“江州琵琶亭诗板甚多，李卿孙惟留一篇夏英公诗：“流光过眼如车毂，薄宦拘人似马衔。若遇琵琶应大笑，何须拉泪湿青衫。”@

　　景德元年(1004年),时契丹内犯，其父夏承皓由间道发兵，夜与契丹遇，力战而死，朝廷恤难录其为无品级的“三班差使”,这是夏竦正式走上仕途的开端。不久，因献诗李沆改润州丹阳主簿。魏泰《东轩笔录》载此事，记叙甚详：“一日，携所业，伺宰相李文靖公沆退朝，拜于马首而献之。文靖读其句，有‘山势蜂腰断，溪流燕尾分’之句，深爱之，终卷皆佳句。翌日，袖诗呈真宗，及叙其死事之后，家贫，乞与换一文资，遂改润州金坛主簿。””景德二年(1005年),因王钦若提携，参修《历代君臣事迹》。

　　景德四年(1007年)闰五月，夏竦参加制科考试，登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擢光禄寺丞，通判台州。宋代制科不常考，废置无常，本着“以待非常之士”的目的，《宋史·选举志》亦记载：“制举无常科，所以待天下之才杰，天子每亲策之。”@整个过程繁琐苛刻，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三载：“皆自投牒，献所著文论，差官考校。中者召诣阁下，试论六首;又中选，则于殿廷试策一道，五千字以上。”@选拔尤精，所以每次中选者不过一二人，然数年之后即为美官，多有至宰辅者。因而在士大夫当中，制举备受推崇，能够通过制科，更是经义时务才识非凡的体现。吴处厚在《青箱杂记》卷五载：“公举制科，庭对策罢，方出殿门，遇杨徽之，见其年少，遂邀与语曰：‘老夫他则不知，唯喜吟咏，愿丐贤良一篇以卜他日之志，不识可否？'公援笔欣然曰：殿上衮衣明日月，研中旌影动龙蛇。纵横礼乐三千字，独对丹墀日未斜。”杨公叹服数四，曰：‘真将相器也’。”@后来召回京师，升任秘书丞、直集贤院，同编修国史、判三司都磨勘司，右正言等职。其间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因参修的《历代君臣事迹》(后改名为《册府元龟》)完工受到朝廷赏赉。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正月，真宗车驾幸亳州，任命夏竦为东京留守推官。同年，真宗封皇子赵祯为庆国公，在朝廷内外物色饱学之士来督导皇子，令夏竦劝学资善堂。此年十一月，同修起居注，为玉清昭应宫判官，兼领景灵宫、会灵观事。这一切都是其才识不凡，言论慷慨、为宰臣王旦所赏识的结果。《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三载：“王旦之为景灵宫朝修使也，竦实掌其笺奏。竦尝卧病，旦亲为调药饮之，数称其才，因使教庆国公书。又同修起居注，及是为判官，皆且所荐也。”“不久，升任尚书礼部员外郎，知制诰。至此，夏竦年仅30岁，才华横溢，仕途得意，满腔热忱，希冀有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三载：“丁谓欲大治城西炮场，酬金水，作后土祠，以拟汾阴雁上。林特欲跨元武门为复道，以属玉清昭应宫。李溥欲致海上巨石于会灵池中，为三神山，起阁道，几遇神仙之属。群臣亦争言符瑞。竦独抗疏，皆以为不可，其事遂罢。”@能够在举朝纷纷言符瑞的情况下，抗言上书，认为神仙之事阔远，更见出胆识和魄力。然当其意气风发之时，难免生恃才傲物之意。《东轩笔录》卷二载：丁谓为玉清昭应宫使，夏竦以知制诰为判官，“一日，宴宫僚于斋厅。有杂手伎俗谓弄怨注者，献艺于庭。丁顾语夏曰：‘古无咏怨注诗，舍人可作一篇。’夏即席赋诗曰：‘舞拂挑珠复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无由见，却被傍人冷眼看。’丁览读变色。””本来这一宴会赋诗之事在宋代极其平常，也是文人诗酒之间的常事，但夏竦却认为在下属面前赋诗承欢，有轻视之意。也可从中看出其自以才器、未尝许人的个性。后来，国史修成，迁户部员外郎，景灵宫成，升任礼部郎中。

　　天禧元年(1017年)十二月，因家庭纠纷降为职方员外郎、出知黄州。此中因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叙甚详，其卷九十载：“竦娶杨氏，　　颇工笔札，有钩距。竦漫显，多内宠，与杨不睦。杨与弟倡疏竦阴事，窃出讼之。又竦母与杨氏母相诟骂，皆诣开封府，府以闻，下御史台置劾而责之，仍令与杨离异。””家庭不幸，贬官降职，是他人生仕途上的第一次波折，但出知州县，也为他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夏竦所至之处，一边礼贤下士，延聘人才，一边废除恶俗，拯孤扶弱，多有政声。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四载：“夏文庄公谪守黄州时，庞颖公为郡掾，文庄识之，异礼优待。而庞尝有疾，以为不起，遂属文庄后事。文庄亲临之，曰：‘异日当为贫宰相，亦有年寿，疾非其所忧。庞请之曰：‘已为宰相，岂得贫耶？”文庄曰：‘但于一等人中为贫耳。’故庞公晚夏竦考述年退老，作诗述其事曰：‘田园贫宰相，图史富书生。’为是故也。”@天禧三年(1019年),复任礼部郎中，改知邓州，不久又调任知襄州。次年，襄州发生饥荒，百姓流亡，盗贼蜂起，夏竦多方设法赈济灾民，“公既发公廪，又募富人出粟十余万斛以赈救之”,赖其保全者46万余口，巡抚使姜遵将其事上禀朝廷，朝廷赐书褒谕，“后民思其惠，以其所赐诏书作金石刻焉”?因所在有治绩，抚俗有方，莅事无滞，本年六月，获上褒奖。

　　天圣元年(1023年),仁宗即位，升任户部郎中，徙寿、安、洪三州。所在都能黾勉政事，革除陋俗，便利于事，有利于民。如知安州时，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四记载：“宋莒公兄弟尚皆布衣，文庄亦异待。命作落花诗，莒公一联曰：‘汉皋佩冷临江失，金谷楼危到地香。子京一联曰：“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是岁诏下，兄弟将应举。文庄曰：“咏落花而不言落，大宋君当状元及第。又风骨秀重，异日作宰相。小宋君非所及，然亦须登严近。后皆如其言。故文庄在河阳，莒公登庸，以别纸贺曰：‘所喜者，昔年安陆已识台光。’盖为是也。””又如知洪州时，王珪《夏文庄公竦神道碑铭》载：“洪之风俗，右鬼尚巫，所居设坛场、陈旗帜，依神以卜祸福。病者辄屏去亲爱，其医药饮食，如神日未可，即不敢以忤神。苟死于饥渴，则规罔寡孤，维其意所出。公索其部中，凡得千九百余家，妖符，怪箓、神衣、鬼帽、钟角，刀笏之类以万计，悉令燔毁之。乃言汉晋张角、孙恩之乱，不可不察。朝廷为下诏，更立重法，自江、浙以南，悉禁绝之。此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一亦载，《文庄集》卷—五也有《洪州请断妖巫奏》，所言尤详。

　　天圣三年(1025年),上书请修《真宗实录》，不允。不久母死丁忧，回籍守丧。时仁宗虽即位，但章献太后临朝，为收人望，以其为东宫旧臣，起复为知制诰，领景灵判官、判集贤院，同时，这一切也借助了宦官张怀德和王钦若之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载：“既而丁母忧，潜至京师，求起复，依内官张怀德为内助，而王钦若雅善竦，因左右之，故有是命。””八月与翰林侍读学士孙奭等人条定茶法。此年九月，朝廷以户部郎中知制造夏竦为契丹生辰使，出使契丹，夏竦因其父与契丹战没，又身丁母忧，表辞不行，其表有“父没王事，身丁母忧。义不戴天，难下穹庐之拜;礼当枕块，忍闻夷乐之声”等语，为时人所称，于其事，则谓“盖义得辞也””,于其文，则称“四六偶对，最为精绝”@。

　　天圣四年(1026年),夏竦入翰林为学士，同勾当三班院，不久，兼任侍读学士、龙图阁学士。其间，九月参与重删定编敕，十二月夏竦等上《国朝译经音义》七十卷而获赏。在此任上，夏竦关注民生，力革时弊，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载：因江西、闽越之民采龟之法太过残忍，常将其“倒植墙中，生戕去肉取其甲，谓之龟筒”,所得甚微，而残物尤甚，夏竦上书请禁;又请于金山、大小孤山、飏澜、左里、马当、长芦口等水流湍急之处“别置游艇，募水工拯救危溺”@,上并从之。另外任侍读学士时，与宋绶一起创设规则，以垂后范。《石林燕语》卷二载：“读官初无定职，但从讲官人侍而已。宋宣献、夏文庄为侍读学士，始请日读唐书一传，仍参释义理，后遂为定制。”@

　　天圣五年(1027年),夏竦升任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兼翰林学士、侍读学士、龙图阁直学士，参修《真宗国史》。时北宋与契丹约和20余年，北方久不经战争，武事荒废，权责所切，夏竦常“谓人事荒忽不常，而边备不可驰，乃屡陈所以守御之策”;指陈时政，多有建树,当时“武臣赏罚无法，更得高下为奸，竦为集前比着为定例，事皆按比而行”@。次年，加给事中。

　　天圣七年(1029年),二月，夏竦擢为参知政事、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右谏议大夫，权知开封府。夏竦执政后，首要之途，广觅人才，于是“请复制举，广置科目，以收遗才”。上从之，复设制科，增损旧名，于是制科举人，更臻严密，史称“天圣九科”。并且，在夏竦建议下，复夏竦考述百官转对，置理检使@,下情上达，以疏民冤，以正得失;又从夏竦等人所请，罢辅臣所领诸宫观使名等。这些高蹈的做法以及南人出身的身份，自然引起了“专夺国权，胁制中外”@的吕夷简的猜忌与不满。八月，加夏竦为刑部侍郎，免参知政事，复为枢密副使。担任参知政事一职，前后不到一年即罢。天圣十年(1032年)十一月，夏竦迁尚书左丞，参与太庙藉田大礼，任桥道顿递使这一临时职务。

　　明道二年(1033年),章献太后崩，仁宗得以亲政，尽黜两府大臣，夏竦虽为东府旧臣，亦在其列。四月，夏竦以礼部尚书，知襄州;未行，寻改颍州。从此，夏竦多在外任，开始了其颠沛流离的仕途生涯，夏竦所在虽多有作为，但难脱谏臣非议。七月，徙知青州，兼京东灾伤州军体量安抚使。景祐元年(1034年),罢京东安抚使，因所部岁饥而赈济有劳，加夏竦为刑部尚书，仍知青州。不久，徙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

　　宝元元年(1038年),三月，夏竦以户部尚书召回领三司使。此年十二月，西夏元昊反，陕西用兵，因其在枢密副使任上，谋虑军事，甚为周详，朝廷对其颇为依望，拜夏竦为奉宁军节度使，出知永兴军，兼本路都部署，提举乾、耀等州军马，准其便宜行事。

　　宝元二年(1039年),夏竦知永兴军时，朝廷派陕西安抚使庞籍来向其询攻守之策。夏竦审时度势，谙悉戎情，认为西夏势大，攻则军人敌境，地理不熟，粮饷难继，一旦挫败则遗万世之羞;不如退守安保，兵屯要塞，谨烽候，严卒乘，招募土军，羁縻熟羌，以为藩篱，绝其赐予，断其边市，可坐待其毙。并向朝廷上《陈边事十策》，陈守御之策，谋略周详，考虑深远，深根有据，确实可行，当时颇采用之。然当时朝臣多议征讨，悍将骄躁不安，因此此奏一上，“议者咸以公言为不然”,“尤以为公怯于用兵”@。七月，夏竦改知泾州，兼泾原、秦凤路沿边经略安抚使、泾原路都部署。

　　康定元年(1040年),五月，夏竦改任忠武军节度使，知泾州。不久，调任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沿边招讨使，知永兴军。此时，韩琦、范仲淹在其幕下，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朝廷求战心切，派晁宗悫等人到永兴商议边事，夏竦等人认为兵将尚未习练，应当持重自保，未可轻举。等到刘承宗败后，朝廷又以手诏问师期，夏竦等人于是筹划攻守二策，遣副使韩琦，判官尹洙，驰驿至京师，请朝廷裁决，朝廷用其攻策。

　　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夏竦调任宣徽南院使。二月，宋与西夏爆发“好水川之战”,任福兵败，“将校士卒死者万三百人，关右震动”@,事后追究责任，韩琦首当其冲，正当谏官孙沔等议削韩琦官职时，“会夏竦奏琦尝以檄戒福贪利轻进，于福衣带间得其檄，上知福果违节度，取败罪不专在琦，手诏慰抚之”@,赖夏竦得以保全。对于此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评论说：“英公此事贤矣，而后来士大夫未必知也，予是以表出之。”@四月，朝廷任命资政殿学士，右谏议大夫陈执中为工部侍郎，同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缘边招讨等使，知永兴军。

　　此时，夏竦判永兴军如故。朝廷初衷是使两人互出巡边，各持其重，但两人议事多不合，因此只得令两人分屯异处，夏竦屯鄜州，陈执中屯泾州。夏竦因主守策，寡有和者，与陈执中议论多不合，又志在朝廷，因此多次上表乞解兵柄。十月，罢公节制，判河中府。次年，调知蔡州。

　　庆历三年(1043年),宋出兵攻打西夏，宋军轻敌失利，仁宗悔不用夏竦之言，加上韩琦从陕西回来，“尝言公所以制边之状”@,于是仁宗决定召夏竦回京任户部尚书，充枢密使。但这一举措遭到朝中御史，谏官反对，“前后言者合十八疏”,激烈处，“(王)拱辰引上裾毕其说”,当时夏竦已至国门，仁宗不得已，毋令人见，封章疏示之，令归本镇，“罢竦而用(杜)衍代之”。七月，夏竦以吏部尚书知亳州，面对“言者犹不已”的情形，“上书自辩，几万余言”@。次年，加夏竦为资政殿大学士。

　　庆历五年(1045年),八月，朝廷任命夏竦为宣徽南院使、河阳三城节度使、河东都部署经略安抚使、判并州，并于九月准其便宜行事。此年十一月，石介死，夏竦因有前怨，刚好徐州孔直温谋叛，搜到两人交往书信，因此上书说石介没有死，是富弼使其人契丹图谋发兵，弼作内应，致使石介几有斫棺之虞。庆历六年(1046年),正月，朝廷从夏竦之请，准其亲领兵巡边，经置西北事宜。二月，加夏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任河北安抚使、判大名府，七月复知并州。

　　庆历七年(1047年),三月，仁宗召竦人为宰相，制下外廷矣，而谏官，御史藉“竦与陈执中论议素不合，不可使共事”之由，认为“大臣和则政事起”,诋之不已。仁宗不得已，贴麻改命，遂依前官充枢密使，“故事，文臣自使相除枢相，必纳节还旧官，独竦不然”?。并且仁宗亲作飞白“文行忠信”字及“乘险”字以勉之，且言“为时谤伤者甚众，而朕独知卿也”?。又本年十二月，夏竦进封英国公，“是岁南郊，中外将相唯竦满万户”@,其恩遇如此。

　　庆历八年(1048年),闰正月，发生崇政殿亲从官颜秀、郭逵、王胜、孙利等四人谋变一事，杀军校，劫兵仗，人禁中，伤宫人。参知政事丁度认为宿卫有变，事关社稷，“固请付外台穷治党与”;夏竦认为“不可滋蔓，使反侧者不安”,致生叵测，只要在禁中鞠其事就可以了，两人争执不休，卒从竦议@。贼发之夜，杨怀敏正当内宿，坐于失察，因此遭罚，但谏官认为其处罚过轻，有夏竦包庇之故，因此借机交章弹劾，纷言夏竦奸邪，宜早出之。“言者既数论竦奸邪，会京师同日无云而震者五”,以致仁宗有“夏竦奸邪，以致天变如此”之说@,于是五月夏竦罢枢密使，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出判河南府。夏竦上书乞以殿学士职名留京，不许。次年七月，夏竦改判河中府，加兼侍中。这次罢枢密使，对自视甚高的夏竦打击很大，心意消沉，再加上年事已高，遂多有采薪之忧，居京调养，但议者尤以为其徘徊观望，冀上眷恋，希图大用,夏竦只得上书表明心态说：“已离本任，就长假于东京，寻求医药，救疗残生，直至致仕已来，除寻求医药外，更不敢有纤毫希望干预朝廷。”@

　　皇祐二年(1050年),十月，夏竦为武宁节度使，进封郑国公。皇祐三年(1051年)九月，秋雨不已，河水大溢，夏竦亲行堤上，已而得疾，卒于任上，享年六十七岁，朝廷赠太师中书令，赐谥文庄，仁宗亲往祭奠，辍视朝三日。

　　观其一生，出入荣华四十余年，其间不乏恩宠，以仕宦而言，际遇如此，亦已足矣。宋敏求在《文庄集序》中亦慨言：“然烜赫隆盛弥四十年，以文致身，稽古之力，其极矣哉！”@然其自视甚高，以“千仞翱翔览德辉”的凤凰自喻，渴望在升平之际做一番事业，这种心志在《上章圣皇帝乞应制举书》中表现得更为彻底：“若陛下令臣待诏公车，条问急政，对扬紫宸，指陈时事，犹可与汉唐诸儒方辔并驱而较其先后矣。”“与汉唐诸儒方辔并驱而较其先后”云云，并非为了耸皇上耳目所作的惊人之句。夏竦才干不凡，所任有治绩，因此后人虽不屑其为人，但对其才干却极为期许，高晦叟目之以“豪俊之流也，然操行多疵，清论寡与”?;李日华许之以“虽险狭，然亦干济能品也”@。笔者观夏竦论时政所上的章奏，如主张“远烽候，明约束，谨关梁，慎间谍”的《谨边防奏》，深悉敌我优劣情势而上的《计北寇策》，直指北宋军事指挥弊端的《信用将帅奏》，笔无虚致、言之凿凿的《陈边事十策》，识象教真风“招藏游惰，蛊耗衣食，诞诳吾民”之弊而上的《抑仙释奏》等，皆谋虑周详，深中流弊，可知其非无大略之人。“方辔并驱”的夙愿也并非是痴人说梦的呓语，惜其岁月空人老，有志不获骋，王珪有“数离谗些，卒不从容庙堂，与图太平之功”之惜，田况“有王佐之蕴而不及施”@之叹，徒虚语哉，良有以矣。

北宋前期四重臣与江西文化的兴盛
作者：王德保, 张丽著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10-01

　　二、“奸邪”及其成因

　　(一)夏竦“奸邪”

　　夏竦一生仕途，屡经风霜，所在勤勉政事，多有创举。调知襄州，赈济灾民，所赖全者，46万余口;徙知洪州，禁绝巫砚，焚毁符箓，得千九百余家;兼侍读学士时，日讲唐书一传，着为定例;任枢密副使时，着定赏罚条例，事皆按比而行：经略陕西时，“治军尤严，敢诛杀;即疾病死丧，抚循甚至”《续资治通鉴长编》一度称赞“其为郡有治绩”“至盗贼不敢发”@。因此在民间，夏竦声名非谓不佳者，如夏竦通判台州时，黄远《台州通判厅题名记》说：“惟夏郑公在大中祥符间以著作佐郎来倬是郡，今郡人犹能道之。”又知襄州时，赈济灾民，“后民思其惠，以其所赐诏书作金石刻焉”。无疑这种在民间的声名是其遇事干练，造福于民的结果，然在宋朝主流意识形态之中，夏竦声名却并不准。

　　庆历三年仁宗任命其为户部尚书，充枢密使时，谏官言臣纷纷反对，前后言者合十八疏，他们的反对意见中很重要的一条便是说其“奸邪”,且言“竦挟诈任数，奸邪倾险，与吕夷简不协，夷简畏其为人，不肯引为同列，既退而后荐之，以释宿憾。方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怀诈不尽忠之臣，何以求治？”其中御史沈邈其言尤切：“竦阴交内侍刘从愿，内济险谲，竦外专机务，奸党得计，人主之权去矣。”@

　　甚至在宋人的诗文笔记之中，对夏竦也颇有微词。罗大经《鹤林玉露》载真德秀告诫杨长孺之语，因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晋公、王岐公、吕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辈，亦非无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则云其“而不自爱重，甘心奸邪。声伎之盛，冠于承平。夫妇反目，阴愿彰播。皆可为世戒也”。@

　　可见，谓夏竦“奸邪”,非徒一二人尔，乃时论如此。“奸邪”二字表达了当时相当一部分宋人对夏竦的观感，在这些反复陈说之中，历史正在这里定格。《宋史》将其与王钦若、林特、丁谓列为一传，以类相从，在论赞中说：“王钦若，丁谓，夏竦，世皆指为奸邪。……竦阴谋猜阻，钩致成事，一居政府，排斥相踵，何其患得患失也！”@

　　(二)夏竦“奸邪”成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竦才术过人，然急于进取，喜交结，任术数，倾侧反覆，世目为奸邪。”@《宋史》卷二百八十三：“竦材术过人，急于进取，喜交结，任数术，倾侧反复，世以为奸邪。”“然性贪，数商贩部中。在并州，使其仆贸易，为所侵盗，至杖杀之。积家财累钜万，自奉尤侈，畜声伎甚众。所在阴间僚属，使相猜阻，以钩致其事，遇家人亦然。”@

　　在这些指陈夏竦奸邪的原因中，笔者分析有以下几条：聚敛货殖、生活奢侈、急于进取，善玩权术、比周权俸。在这些原因中，有些是站不住脚的，如聚敛货殖、生活奢侈这两条。夏竦聚敛货殖，财累钜万，是自己经商所得，笔者搜寻正史和笔记记载，也没有发现夏竦贪污受贿的证据。另外宋代官员普遍生活条件优裕，蓄养声伎也是当时官场风气，夏竦坐拥巨资百万，生活有些奢侈，也在情理之中。那么，在今天看来无可厚非的事情又何以会遭人非议，以致成为奸邪的原因呢？一则，从商兴利，有与民争利之嫌，为士大夫不耻，如《宋史》卷三百四：“元瑜性贪，至窃贩禁物，亲与小人争权，时论鄙之。”@二则，声伎之盛，冠于承平，但无与士大夫同乐之心，清论寡与。寇准与夏竦同样性尚华侈，而物议不同，高晦叟《珍席放谈》卷上曾载夏竦问门客原因何在，客即对以其待客有别而寇准则否，高晦叟评论说：“夫虚心下士，弗论高卑疏昵者，无贤不肖悉皆推尚;曲意轻重，欲收人情者，誉未必至，而毁亦莫可逃也。”?可谓道出其个中缘由。

　　倒是急于进取，善玩权术、比周权幸三点，指斥不谓无因，其事也见于史书笔记所载，但史家著述，只惟事实所尚，少有推导其中之因，尤少关涉人物内心情态，更缺乏直透历史帷幕而寻根究底之精神。当然，逝者已矣，沟壑其中，夏竦“奸邪”之名流之千载，在此笔者无意为其辩解，也不想纠缠于这种道德评论的是非判断。笔者所要提醒的是，这种诉诸于道德式的非此即彼的判断本身就刻意回避了人性和历。史语境的复杂性。这种非奸即忠的伦理标签固然有助于激浊扬清、惩戒世人，却使得许多范本失去了探讨的意义。而夏竦本身的是是非非却难以脱离当时的历史情境，尤其是当时的南北文化冲突。透过夏竦“奸邪”的成因，我们可以感触到当时南方士人宦途奋起的辛酸和无奈。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探寻夏竦“奸邪”的历史语境自有其时代标本的意义。以下笔者即以其为人处事与其所处时代情境来析之。

　　1.“奸邪”与其为人处事

　　无论《长编》还是《宋史》都提到一点，那就是其“才术过人”。正因其自以材器，未尝许人，所以虽有识人之明，少有容人之量，一有衅隙，睚眦必报。如前面所提到的赋诗讥嘲丁谓一事，此非个案，这样的例子不乏见于宋人的笔记之中，如文莹《湘山野录》卷上载：夏竦知襄州时，“胡秘监旦丧明居襄，性多狷躁，讥毁郡政。英公昔尝师焉，至贵达，尚以青衿待之，而不免时一造焉。一日谓公曰：‘读书乎？’曰：‘郡事鲜暇，但时得意，则为绝句。胡曰：‘试诵之。’公曰：‘近有《燕雀诗》，云：燕雀纷纷出乱麻，汉江西畔使君家。空堂自恨无金弹，任尔啾啾到日斜。’胡颇觉，因少戢。”@夏竦师道甚尊，这里以诗讥胡旦，皆源于不能容其“狷躁”之性。

　　同时，少有容人之量也常常使得同僚关系剑拔弩张，孔平仲《孔氏谈苑》卷二载：“宝元中，夏英公以陈恭公不由儒科骤跻大用，心不平之，恭公亦倾英公。英公除集贤，有台章，恭公启换为枢密使，英公知之，意愈怏怏。是时西北有警，英公能结内官，又得上心，乃撰一策题，如策试制科者，教仁宗以试两府大臣，欲以穷恭公之不学也。”@一言以蔽之，诚如王珪所言：“公自以材器高，未尝过许人，故士大夫遥生惮疑而少己附者。公居亦防畏，不敢以贵执自安也。”@

　　其次，夏竦有与“汉唐诸儒方辔并驱”之志，“雅意在朝廷”,这种抱负，常常使夏竦纠缠于致仕与居宦的矛盾之中，《到任后作》一诗成为解读作者当时心态的一个标本：“功兼文武帝师臣，久厌崇高乐退身。任是东山无限好，谢公争忍负生民。”在诗中，有对自己才志功业的自豪，有因位高权重遭人非议而萌生的退意，但更多的是以谢公自许，希望厉期有为的信念，从而表露了作者想做事而不得，想退隐而不舍的心声，其苦其闷，常人难言。这种矛盾纠葛，授清流以柄，致有固位恋栈之讥。

　　同时，虽其治事有法，才干过人，但为求政有声闻，行事之余有繁苛之嫌。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指出“其为郡有治绩，喜作条教，于阎里立保伍之法，至盗贼不敢发”的同时，也指出其政“人苦烦扰”这一弊端?。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九载：“夏英公为南京留守，杖人好潜加其数。提点刑狱马洵美，武人也，劾奏之曰：‘夏竦大臣，朝廷寄任非轻，罪有难恕者，明施重刑可也，何必欺罔小人、潜加杖数乎？'诏取戒励。当时文臣皆为英公耻之。”@这种严苛甚至还出现在其家庭生活之中，文莹《玉壶清话》卷三载：“(杨覃)弟蜕之女妻夏英公，间(笔者按：误，当为阃)范严酷，闻于掖庭，因率命妇朝后宫，章献后苛责之，方少戢。”@

　　再次，既有大志，意在朝廷，身居要职，难免患得患失，内结宦官而上邀恩宠，行事“多希合上旨”,少有抗言慷慨之举，有固位投机之嫌，这也就是《长编》和《宋史》所言的“喜交结”“倾侧反覆”,尤为时议所弃。如大中祥符七年，夏竦未为玉清昭应宫判官时，群臣争言符瑞，竦独抗疏以为不可，遂罢其事;及为判官，居月余，乃迎合帝旨，附会神怪，进奏宝符阁奉神果一案。天圣三年，更藉王钦若和宦官张怀德之力，起复为知制诰。庆历八年，发生宿卫谋变之事，惊扰圣寝，美人张氏有扈跸之功，且受皇上恩宠，夏竦即倡言尊异之礼。

　　此外，夏竦守成持重，主持陕西军事时，采用的是远烽候、明约束、谨关梁，慎间谍的策略，正如其在《宣徽使乞换文资表》中所言：“申严守备，耻较力于干戈；禁止交关，谋困贼于岁月。”向朝廷所上的《陈边十疏》，也以守御为主，相机而变，因衅而发，当时也颇采用之，但朝廷重臣、骄将悍卒多主攻势，出兵舆论甚嚣尘上，轻谩之气弥漫朝廷，因此此奏一上，夏竦难免落人褒贬，有“怯战”之讥，清论寡与，成为以后被政敌利用打击的把柄。如庆历三年，仁宗召夏竦回京任枢密使时，御史、谏官反对的理由之一便是其在陕西时“畏懦苟且，不肯尽力”,“今而用之，则边将之志息矣”@。殊不知夏竦坐运筹策，治军诛杀是其所长，帅领偏禅、亲当矢石是其所短。《续资治通鉴长编》赞其“治军尤严，敢诛杀;即疾病死丧，抚循甚至”,载其治军之迹：“尝有龙骑卒戍边，群剽州郡莫能止，或密以告辣。竦时在关中，俟其至，召诘之，诛斩殆尽，军中大震。其威略多类此。”@叶清臣在给仁宗的上书中也说：“至若威御绥宁，则竦，戳尤其所长，”@今议者以其短而非之，诋稳妥为怯兵，不亦诬乎？

　　最后，夏竦身为显官，难以禁止家人为非之事，而这一切虽非其亲为，抑或还蒙在鼓里，但都要落实到其头上，自古皆然。如陈襄《殿中御史陈君墓志铭》载：“夏英公有大胥，倚势为威福，僚佐无敢指议者，(陈洙)独发其奸赃，以法黥窜，州人安之。”。

　　2.“奸邪”与南北文化冲突

　　人居其域，风习不一。南北地域的差别，固然孕育了不同的风俗习气，也丰富了文学发展的风格流派，但在国家分裂时，却为南北对峙提供了某种可能。同时这种地域、政治、军事的对峙所形成的文化认同感往往使得新成立的统一王朝要经历一个南北融合的阵痛期，有时又因为统治者的地域偏见而使矛盾更趋激烈，从而融合的阵痛变得漫长而又痛苦。夏竦就处在北宋初期这样一个南北政治文化碰撞融合的时期。

　　北宋初期，朝廷用人重北轻南，其所由来是统治者对南人的偏见，甚至有宋太祖刻石“不用南人为相”一说。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十亦载：“太祖御笔：‘用南人为相、杀谏官，非吾子孙。’石刻在东京内中。

　　虽人才之出无定处，然‘山东出相，山西出将’,古亦有此语。”@虽然“不用南人为相”一说见诸笔记野史，于正史无考，但在太祖、太宗两朝，同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使等要职几乎全由北人包揽，最高决策圈基本与南人无涉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帝王偏见如此，又何遑群臣。在南方士大夫面前，北人往往呈现一种高蹈之势。如文莹《玉壶清话》卷八载：“寇莱公给事中，知吏部选，时张洎亦为给事中，掌考功。官序虽齐，视洎乃为属曹。”@

　　赵宋王朝挟胜利之威君临天下这一现实和帝王大臣的地域偏见，注定了入仕中原的南人要带着屈辱的印迹登上北宋的历史舞台。他们不仅要忍受字里行间类似“归明人”,“伪官”这类字眼的侮辱，而且为避猜忌，更要时时在各种场合借机表白对新朝的拥护和忠心。进退维谷，动辄得咎的处境使他们噤若寒蝉，处事低调，个性压抑，整体性流露出了一种自卑的神色。《宋史·张洎传》记载：“煜子仲鸿雅好蒲博饮宴，(张)洎因切谏之，仲鹏谢过。后数月，人有言仲鹞蒲博如故，洎遂与之绝。及仲潞死郢州，葬京师，洎亦不赴吊。””仲溺亡国余绪，行事张扬，张洎与之绝交，情由可原，但死而不吊，谨慎未免太过。类似张洎处事的人在人宋降臣中大有人在，然而纵然谨慎之于张洎等，也不能避免来自君上的猜忌和同僚的诋毁。王铨《默记》卷上载：“徐铉归朝，为左散骑常侍，迁给事中。太宗一日问：‘曾见李煜否？’铉对以：‘臣安敢私见之！’上曰：‘卿第往，但言朕令卿往相见可也。”张洎与寇准一起秉政，“奉准愈谨，政事一决于准，无所参预。专修时政记，甘言善柔而已”,纵然如此，后来也因奏事异同，遭到寇准的猜忌”。备受猜忌，心怀畏惧，这种心灵的煎熬常常使他们心神憔悴，未老先衰。如魏羽，歙州婺源人，南唐降臣，“强力有吏干，尤小心谨事”，“历剧职十年，始逾四十，须鬓尽白，亦可怜也”@。

　　人仕环境的不容乐观使得他们忧谗畏讥，在议论朝政中少有昂扬之态、慷慨之辞，有的只是诗文自娱、居位备员而已。张洎在太宗朝出任参知政事，与寇准同列，政事无所参预，一决于准，为冯拯所参，面对皇上的责让，张泊等人“皆顿首曰：准在中书，臣等备员而已。*“备员”一词很贴切地说出了当时南方降臣在北宋初期政治格局中的尴尬地位。当时太宗一朝，绝大多数的降臣被安置于馆阁之中，靠著书消遣着被冷落的寂寞，北宋的四大类书便是他们皓首穷经的结果，纵然有的因缘巧合，身列要员，也是作为“备员”的点缀而已。

　　因此仕宦的艰难，命途的多舛使得南方人仕人员具有了一个群体性的特征，那就是揣摩上意，邀恩希宠。如刘昌言，泉州南安人，“捷给诙诡，能揣人主意，无不称旨”@。张洎，南唐降臣，博涉经史，熟知典故，“每上有著述，或赐近臣诗什，消必上表，援引经传，以将顺其意”。王钦若，新喻人，“智数过人，每朝廷有所兴造，委曲迁就，以中帝意”@。丁谓，王钦若、陈彭年等人甚至为迎合真宗心理，大搞祥瑞封禅活动，“真宗朝营造宫观，奏祥异之事，多(丁)谓与王钦若发之吧。附会圣意，趋承权势，在今天看来，谓之“奸邪”固然可以，但把他放在当时的时局下来看，也多为不得已尔。又今所存北宋初期宋文，其赋颂之作多为南方人士所作，辞瞻华丽，既体现了对新朝气象的自觉赞美，也是时下一种以文学干进的无奈之举。其因何在？皆于封建帝制时代，权力唯皇帝一人左右之。当时南方人士仕途环境恶劣，为了实现仕途的崛起，从而与北人取得权力的均衡，势必要借助皇帝这一有力的强援。正是通过这种手段，王钦若得以拜相，突破了“不用南人为相”的祖训，因而他们的仕宦更带有一种实质意义，表明北宋朝廷开始以一种更加宽容的姿势去接纳天下的豪杰，同时也表明南人逐步建立起了一种恢弘的自信，从此在南北融合之中，开创了有宋一代新的风貌。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三载：“景休曰：夏竦字子乔，父故钱氏臣，归朝为侍禁。”@夏竦为降臣之后，但他出生在钱俶纳土归朝之后，对于南人入仕的那种忧谗畏讥难以有切肤之感，然而在其人仕的过程中，对南北政治文化的冲突却有较深刻的体会。当时朝廷以寇准为首的北方文人与王钦若、丁谓为首的南方文人之间的对峙倾轧，势同水火，其激烈程度一点也不逊色于后来的“元祐党争”。

　　在仕途上，南方人士不仅要应付来自制度上的重重障碍，而且在进入仕途的科举上还要接受不公平的待遇。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四载，大中祥符八年，真宗在崇政殿覆试进士，“时新喻人萧贯与(蔡)齐并见，齐仪状秀伟，举止端重，上意已属之。知枢密院寇准又言：“南方下国人不宜冠多士。’齐遂居第一。上喜谓准曰：‘得人矣！’特召金吾给七驺，出两节传呼，因以为例。准性自矜，尤恶南人轻巧，晏殊七岁能属文，“景德初，张知白安抚江南，以神童荐之。帝召殊与既出，谓同列曰：“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又《宋史·晏殊传》记载，进士干余人并试廷中，殊神气不慑，援笔立成。帝嘉赏，赐同进士出身。宰相寇准曰：‘江外人。’帝顾曰：“张九龄非江外人邪？’”@一句方文臣自居中原正统轻视南方的傲慢，他们的争执也多源于这种心“南方下国人不宜冠多士”,从潜意识里流露出了以寇准为首的一些北理，这注定南北之间要走过一个漫长而痛苦的磨合期。

　　这种科举上的歧视并非个案，而是带有某种普遍色彩，在进入任途中，夏竦本人也深罹其害。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三载：“(夏竦)举进士，开封府解者以百数，竦为第六，贡院奏名第四。……贡院奏：‘竦所试诗赋优于省元陈尧佐，以其幼，故抑之。来举请免省试。’诏许之。”8此事发生在咸平三年，夏竦参加科举，诗赋均优于陈尧咨，排名第四，但结果却因为一个拙劣的理由，“以其年幼，故抑之”,其时夏竦已16岁，困于场屋，只能以待来年。然而咸平五年，陈恕知贡举，“自以洪人避嫌，凡江南贡士悉被黜退”@,此事也引起了南方士子极大的愤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一载：“江南，恕乡里，所斥尤多。人用怨仇，竞为谣诵讥刺。或刻木像其首，涂血掷于庭。又缚韦为人，题恕姓名，列置衢路，过辄鞭之。”@为国选才，本应公正公平，但陈恕却为了避个人之嫌，弃江南之士于不顾，个人品格缺失，有取媚之嫌，《宋史·陈恕传》也评论说：“陈典贡举，务黜南士，以避嫌疑，皆非君子所为也。”但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当时南方士人入仕的辛酸和无奈。

　　乡土是他们幼年生活的土壤，也是他们从学交友的开端。仕途的艰辛，科考的歧视，在命运挣扎中身处两难的南方士人更容易形成某种默契，他们喜交结，以乡土为基点，以诗文酬唱为媒介，以结亲交友为纽带，如郑文宝，陈彭年师事徐铉，晏殊师事陈彭年，钱惟演与丁谓联姻，张洎与王钦若联姻，王钦若提携夏竦等皆是此例，这固然有助于在提高文化素养的同时形成了比较宽泛的南方文人团体，但难免使北宋初期的党争沾染上了地域的色彩。

　　当初夏竦科考受挫，又丁父忧，担任一个无品级的“三班差使”,处于人生的失落期，这时王钦若予以援手，让年仅21岁的他参编了《历代君臣事迹》，通过这个机会，也使他结识了当时的一些名流。此后夏竦仕途顺畅，景德四年通过了制举考试，短短7年时间里，屡获超迁，一直做到礼部郎中、玉清昭应宫判官、知制诰，其时年仅30岁，这一切都离不开王钦若的关爱。天圣三年，夏竦母死丁忧，更是藉借王钦若之力，起复为知制诰。夏竦对他的感激之情化作《王公行状》和《王公墓志铭》中的溢美之辞。

　　(三)重新审视“中伤富弼”一案

　　正是在这一党争的背景下，有必要重新审视“中伤富弼”一案。可以说，夏竦仕宦一生，细考究去，其最大值得非议之处莫过于此，王夫之在《宋论》中说：“竦之恶莫大于重诬石介。”@“重诬石介”指的就是飞语中伤富弼一事，有人甚至认为这事直接导致“庆历新政”的流产。此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记载颇详：“先是，石介奏记于弼，责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倾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久之习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飞语上闻。帝虽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未许。适有边奏，仲淹固请行，乃使宣抚陕西、河东。”@

　　范仲淹、富弼避嫌而去，“庆历新政”亦随之谢幕，夏竦虽有倾构之事，但此事的起因正如《长编》所言是“夏竦怨介斥己”,始作俑者是石介的《庆历圣德诗》。石介在文中斥夏竦等人为“妖魃”、“大奸”,夏竦等人自然不堪其辱，愤而衔之，连当时的主政者韩琦，范仲淹也不满石介所为。袁聚《枫窗小牍》上卷载：“时韩魏公与范文正公，适自陕来朝。竦之密姻，有令于闽者，手录此颂进于二公，且口道竦非，为诸君子庆。二公去闽，范咐股谓韩曰：‘为此怪鬼辈坏之也。”韩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坏。孙复闻之，亦曰：‘石守道祸始于此矣。’”@《四库全书总目》在《徂徕集》提要因此对石介颇有微词：“至于贤奸黜陟，权在朝廷，非儒官所应议。且其人见在，非盖棺论定之时，迹涉嫌疑，尤不当播诸简牍，以分恩怨。厥后欧阳修、司马光朋党之祸屡兴，苏轼、黄庭坚文字之狱迭起，实介有以先导其波。”@

　　可以说，党争加剧，实缘此诗，《宋史全文》记载北宋党争之事，也有“党论之再作，石介‘一夔一契’之诗激之也”@的断语。《庆历圣德诗》扯去了政见纷争之间的脉脉温情，使双方的关系更趋恶化，并无回旋的余地，同时夏竦也步入了他人生声誉的低谷。从此，双方互相排斥，诋毁构怨，谁是谁非，难以公断。张兴武在《<庆历圣德诗>与北宋中期政治文化的转型》一文中指出：“它(按：指《庆历圣德诗》标志着北宋党争的基本形态已经实现了从权利之争到意气之争的过渡和转型。”@诚如斯言，在北宋初期党争演变中，慢慢褪去了地域和权力之争的色彩，过渡到了主义和意气之争的时期。可以说，后来的石介阻夏竦人阁一事，飞语中伤富弼一案，石介剖棺发冢之险，夏竦去面幕之辱，皆带有主义和意气之争的影子。

　　总而言之，夏竦虽操行多疵，立身行事有苟合之处，少有刚正不阿之气、直言说论之节，但观其为文，诚一片赤诚之心;考之行事，则政有多闻，亦不失为“豪杰之流”。时论目之以“奸邪”,议者以之为“大奸”,似乎有过苛之处。乾隆年间《德安县志·夏竦传》按语云：“迹其生平，纯疵互见，当时以奸邪目之，似乎过苛。”@当为确论。《四库全书总目》也将其与丁谓等人有别：“则竦虽巧伎，较之丁谓、王钦若辈，尚稍稍有间，故正人尚肯假手欤，抑或为所笼络，当时尚未遽悟其奸也。”@从某种程度上说，南北冲突的尖锐现实、幼年科考的痛苦记忆、朝中仕宦的两难处境，王钦若的种种提携，宜乎夏竦之人钦若一觉。在“尚气节而羞势利”的宋代，这种委身干进、结盟以求的做法素来落人褒贬，致人口实，再加上夏竦本身心胸狭窄，做事急于进取，行政未免过苛，所以清论寡与，以致归人“奸邪”一类，从而使这一道德评价沾上了当时觉争的色彩。

　　(作者:王德保;南昌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满荣;南昌大学中文系2008级研究生)

注：版面有限注释删除，注释原文查看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南昌大学赣学研究院编《赣学》第3辑（2011年10月）;部分格式和字错误，以刊发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