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为什么那么穷，一直陷于财政困境中无法自拔

大明王朝是怎么灭亡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穷。明朝穷成什么样子呢，我们来看看万历年间曾担任过内阁首辅的于慎行是怎么感慨的。

“汉武唐高征讨四夷，发兵动数十万，不知粮饷军装若为供需？今方隅有警，遣一大将将数千人往，犹以樵苏为虑。万历倭夷之警，东援朝鲜，至征天下兵不能四万，古今物力何以相悬若此？”

面对朝廷窘迫的财政，于大学士完全理解不了，汉唐是怎么出动几十万大军进行远征的。

不说萨尔浒的惨败也有缺钱的原因，重要的是明朝战败后竟无力组织兵马再战。这个时候的大明拥十亿田亩、两亿臣民。而三国时偏居于人丁稀薄西蜀的诸葛亮都能组织十万大军五伐曹魏。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的大军已逼近北京城，崇祯为了给守卫京畿的士兵发饷只得变卖宫中器具，抛弃九五至尊的颜面找大臣们借钱。历代亡国之君各有各的凄惨，但是穷到这个地步的唯独他一个。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当时的大明一点也不穷，甚至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明朝承接宋、元立国，宋元两朝虽然大不相同，但有个共同点海外贸易繁盛，对外贸易都是顺差。简单说就是大量的白银在不断地流入。

从宋代开始六七百年的持续输入，加之白银的不易损耗性，让当时的明朝积累了海量的白银。既然大明不穷，那就是朝廷赚钱的能力太差了。

朝廷怎么赚钱，一般有两个办法，一是收税、另一个是专营。明朝的专营是朝廷对一些特定的商品（盐、铁、茶等）从生产、流通到销售全程管控。但是最终朝廷却赚不到啥钱，为什么呢？我们以专营中的大头食盐为例，来简单说明一下。

明代使用“

纲盐制

”，全国按地区分为10个纲，每纲盐引为20万引，每引折盐300斤，或银六钱四厘，称为“窝本”，另税银三两，公使(运输)银三两。商人凭盐引到盐场买盐，运到指定销盐区卖盐。

食盐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生活必需品，相应而来的高利润，吸引了社会上大量的商业资金，“

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

”这么大个基准盘，朝廷应该是可以获利很多的。

商人怎么获取盐引呢？这就涉及明代盐政的核心“

开中法

”，简单说就是商人为朝廷资运军粮、军马、军械等，以换对应数量的盐引。这样朝廷、商人双赢，朝廷节省大笔军事支出还可以在销售端再收一次盐税，可谓是啥也不干躺着赚钱。

朝廷官员们很快就发现盐引实际就是“钱”，就各种办法奏讨盐引，更有权势的甚至直接开出盐引（等同于写空白支票，到了这一步不超发才是怪事）。导致盐业市场迅速混乱，开中法也被破坏。

出了问题朝廷自然就得改革解决问题，但内部的阻力让朝廷无法严格管控盐引的发出渠道，为保证朝廷收入反而将盐引标价直接卖于商人，开中法等同于荒废。这样钱多的商家可以直接购买大量盐引，也等同于控制了合法的食盐市场。小商户会任大商家宰割么？边上的私盐可是物美价廉。

官盐市场的崩坏，导致私盐开始大行其道，朝廷食盐专营的收益也大幅度锐减。更严重的是开中制的崩坏让朝廷卖盐引的钱，根本无法为军队提供所需的粮食、马匹、器械，还得大量贴钱。

再来说说明朝的税收，明朝的税赋主要为田赋和商税。其中田赋受限于王朝的疆域面积（也就是耕地面积）和生产力，除非大幅提高田赋比例，在明朝处于平稳后，田赋就不可能再有增长了。

洪武十八年，在核算朝廷每年的支出后，为了王朝的长期稳定，太祖下令全国各省、府将一年所收田赋刻于石板公示作为定额。洪武二十六年明朝田赋达到三千二百多万石，太祖宣布新垦田地永不起科。从此明朝田赋基本就稳定在了三千万石的水平。

永乐年间由于安南的并入曾经达到过三千四百万石，不过保持的时间不长，明朝放弃安南后又回落到三千万石。

宣德时期，由于江南地区抗议田赋太高，不断地故意拖欠赋税（江南地区税高是因为朱元璋报复当年江南民众过于支持张士诚），朝廷内众多官员也支持减免，宣德皇帝下令减免江南赋税三百万石，帝国的田赋的基准就降落到了二千七百万石，直至明朝覆灭。

这个税赋高么？明代时粮食平均亩产1.3石，太祖时有田8.5亿亩，万历时期为11亿亩，毛算一下明初田赋税率是3.16%，后期税率为1.97%。高么？反正不到汉代的十五税一的一半。

二千七百万石粮食是个什么概念？明朝时米价大致是一两银子兑二石米，换算下来就是一千三百万两白银的样子。不要觉得少，因为正常情况下还收不到这么多。

明朝时受限于科技、农业水平，绝大部分年头都不是丰年。各种灾害、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很大，甚至可以说绝大部分年景是歉收。

粮食歉收处于最底层的农户出于生计要拖欠，地方官员们出于官声也会向朝廷争取减免（这不是可以往自己腰包里放的杂税）。朝廷出于赈济、安稳民心以及实际的收税阻力（灾害严重的地方确实没法收），多多少少都得同意一些减免要求，拖欠太久的也只能一笔勾销。

其次由于土地兼并，造成的账面土地流失（张三把地卖给了李四，张三没地了拿啥去缴粮税？李四又不会老实地要求修改鱼鳞册上他的田数）；农户破产弃地成为流民；大户们各种黑箱操作的逃税、避税。所以大多数时间朝廷的实收田税达不到账面数值。（明代地方官员能完税八成就是绩优）

田赋收入实际占了明朝财政收入总数的一大半，而通过上文的说明我们知道明朝的田赋收入在不断地下降。而朝廷的支出呢？朝廷的支出主要是供养皇族和官僚团体；军事、公共建设（主要抗灾和农业基建）和灾害赈济。

对于一个稳定的王朝来说，军事、公共建设和灾害赈济的支出大体也是稳定的。但是皇族和官僚团队都会膨胀，加之集权无法根治的贪腐，所以一个稳定的王朝其支出是在不断扩大的。

对于明朝来说也是一样，那么收入减少、支出扩大，必然会入不敷出，怎么办呢？对于皇族和官僚组成的朝廷来说，自然是消减军事、公共建设、灾害赈济的支出了，尤其是军事支出（军队永远都是吞金兽）。所以明军......所以明朝的流民......

我们再来说说商税，明朝的商税收得更低。洪武时规定“

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

”（后期成了抗税的挡箭牌，不是不愿意多缴税，祖制不可违啊）。而且明朝征收商税的能力非常低下，田税有黄册（户口本）、鱼鳞册（土地证）来登记、核算税额，商税呢？啥也没有。

所以商品货值的核定就有非常大的暗箱操作空间，很多地方列出的数额让人瞠目结舌，黄仁宇在他的《十六世纪明代财政税收》里举过例子“山西汾阳县，1609年商税6066两白银。1578年浙江金华县商税不足7两白银……”（不要说现在，在明代金华也是富得流油的地方）。就算是不懂经济学的，光凭数字也能判定这税不正常。

难道大明这么不爱钱？非也，不是不爱，是想收收不到。为什么会这样，得科举来背锅了。科举制给明朝带来的好处这里就不再赘述，参加科举的前提是需要大量时间学习，而且老师、书籍、笔墨纸砚都是要花钱的。所以工商阶层的子弟比平民有更大几率通过科举进入官场。

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完善，到了明朝商人们也开始对学子进行投资。他们会主动资助或者借钱给家境贫寒的优秀学子，帮助他们最终鱼跃龙门进入官场。而合作的成功会让双方在以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再加上商品经济的繁盛，官僚集团在积累财富的方式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过去的比较单一的囤积土地，向投资商业扩展。到这时可以说明朝的大部分文官已经成了工商阶层的代表，怎么让官僚集团去同意对自己加税？

所以别说增加商业税率、税种，连按额实收都不可能。有明一代工商漏税、抗税屡见不鲜，而在处理上官员都是偏向工商阶层。就算是收税大多官员也是随便商家糊弄，甚至于让商家自行申报。

每当朝廷财政困难需要开源时，他们都高喊

祖制不可违、不可夺民之财、不可与小民争利

。更把征收商税跟“仁孝”挂上了钩，熹宗时高攀龙有个《上罢商税揭》，具体内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检索看看，大意就是如果增加商税，熹宗就具备不仁不孝的亡国品质了。

明朝的商税少到什么程度，万历早期商税收入是340万两（其中盐250万、茶10万、市舶税4万、通关税60万、营业税20万）。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北宋初期盐、酒两项税收是500万贯，南宋绍兴年间盐、酒两项收到了4300万贯（一贯相当于一两白银）。

四千三百万两是个啥概念？大明王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中没有一年全部收入超过这个数的，包括后期加征三饷后的收入。这还只是两个商品的税收，南宋还只是一个偏安的小朝廷，疆域、人口都没法和明朝相比。

现在明白为啥大明官员笔下的军人一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形同乞丐；而宋朝的文官则大多咒骂宋军个个吃得肥头大耳了。钱都到哪里去了，当然是留在工商阶层的口袋里了。

而最讽刺的是宋朝这种搜刮还被视为经济富裕的典范，基本收不到民财的明朝反而成了横征暴敛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