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海外的英拉，她还有机会重返泰国政坛吗？

在东方，以昂山素季、朴槿惠等女性领导人为代表的亚洲女性在政坛中的分量越来越重。更有一位女性，从风华登台到出逃海外，跌宕而传奇的从政生涯，不知是这道美丽倩影掀动着泰国政界的风云，还是风暴眼中央的漩涡吞噬着那骨纤弱的蝴蝶？

从“政坛新星”到海外逃囚

英拉出身泰国清迈望族西那瓦家族，家境优渥的她自小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毕业于泰国著名的清迈大学政治学专业，而后又在美国肯塔基洲大学获得政治学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在完成学业后，英拉并未选择首先步入政界，进入公共管理部门，而是选择参与家族企业管理，走上了经商的道路。

因此，尽管毕业于政治与管理学专业，但英拉早期并没有从政经历，是一个完全的政治素人，可身为泰国前任总理他信的胞妹，英拉注定不可能与政治脱钩。

无论是合作对象还是商业竞争对手，都对英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其“美丽、优秀、富有魅力”，同时并不愿意主动出击耍弄锋芒，是温雅似外交官的夫人。但她绝不是一个毫无野心的女人。

英拉

2011年泰国举行大选，拥护英拉——实际上是胞兄他信的为泰党赢得了议会下议院500个议席中的265席和一党组阁权，随后，泰国选举委员会正式承认为泰党英拉的议员身份，8月5日，英拉被议会下议院选举为总理。

此时，英拉44岁，她是西那瓦家族历史上继长兄他信、姐夫颂猜之后的第三位泰国总理，也是泰国史上首位女总理。

首先，英拉在竞选期间巧妙利用兄长他信在下层民众中的影响力吸引了一大批“他信派”的支持率；

其次，她以魅力十足、打扮时髦的成功女性形象在女性人口数量和受教育水平均高于男性的泰国大受欢迎；

再次，泰国华人华裔群体庞大，英拉·西那瓦是其家族第四代华裔，她对于华裔身份的不躲不避，赢得了华裔群体的认同。

众星捧月般的日子在“大米渎职案”后戛然而止，已经是前总理的英拉因稻米典押政策被弹劾，弹劾案通过，而英拉也将依照泰国法律规定，在未来五年内被禁止从政。

2017年，泰国官方宣布英拉出逃海外，而身为一个公众人物，被军政府监视的英拉出逃，是否系泰国军方的默许，或是政府内部人员的协助，抑或是泰国王室的操纵，三方势力之间微妙的和谐永远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团。

那么，如今流亡海外的英拉，还有机会重返泰国政坛吗？

困难重重：英拉能否重返泰国政坛？

英拉能否重返泰国政坛？英拉代表的是她兄长他信的势力，也是代表泰国广大下层民众和农民的立场，“英拉重返政坛”一说本就是一个象征说辞，其背后泰国中上阶层和下层民众之间的对立以及泰国分裂的民主政治。

倘若英拉回国并重新从政，意味着泰国广大下层民众再度拿起武器反抗中上阶层城市势力，而英拉若是不被允许回到国内从政，或者被勒令不能再行有损军方和王室利益的政策，那则说明泰国一手遮天的“民主政治”悲剧将继续维持，直到泰国本土出现再一个他信派。

诚然，就英拉本人而言，一个一手策划了稻米典押案——用高于市场价50%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收购大米，这时，一面，能够靠使农民获益而稳固自己的选民票仓，另一面，依靠泰国大米全球第一出口国的地位，抬高全球米价，垄断大米市场，并且计划还失败的“半桶水总理”。

英拉本人难以重返泰国政坛，首要原因是她并不代表泰国中下层民众的根本利益。英拉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机者，她的从政路线“利用他信影响力上台——模仿他信惠民政策——渎职贪腐——以商人视角哄抬稻米价格——致使泰国世界第一大大米出口国地位动摇”。

因此，她重返政坛一无手腕，二无立场，难以立足。即使是他信派势力再度席卷泰国，也不能再派英拉冲锋陷阵；若再想行投机之事，她的从政花期已经昭明，至多四年。

那么，泰国能否再有下一个“英拉”出现，“英拉”系人物诞生的阻力有哪些？泰国分裂的民主政治之下到底有哪些疑云？

政界风云：“反他信”阵营的威胁

若英拉想要重返泰国政坛，或者说再诞生一位“英拉”系的政界新星，首当其冲面临的就是“反他信”阵营的激烈反击。

“反他信”阵营之所以如此忌惮英拉回国，一是因为英拉背后的他信和其政治影响力，二是在英拉当选总理后形成的为泰党“一党优势”格局，与“反他信”所期待的“两党对峙”格局相去甚远。

一旦英拉回国意图从政，从力量对比和政治斗争方式的变化来看，“反他信”阵营像推翻他信一般采用军事手段打压英拉的可能性不大，但法律和舆论手段依旧对为曾经被扣上贪腐渎职、哄抬米价、炒作选票等等污点的英拉造成不小的杀伤力。

法律是最为公正的武器，但在玩弄权术之人手中，便成了无孔不入的暗器。

若是从政，“反他信”阵营极大可能在列入合格议员这一步就能以“涉嫌贿选”等罪名将其打压，甚至再吃一次牢狱之苦。这在英拉初次竞选总理时就发生过，“反他信”阵营对其的政治警告无处不在。

网络信息技术在今天，因传播速度、媒介、方式的快速便捷，有心人利用得当甚至可助力竞选总统、发动网络攻击、窃取高安全级别机密，而引导舆论毁掉一个人显得如此轻薄。

在泰国，城市中产阶层占极少数人口，农村地区贫困民众占大多数人口，但城市中产阶层却掌握着大块权力，而农民底层民众虽不满政治却只能在贫困线上挣扎。

无论是英拉还是他信，其通过惠民政策提升农民生活水平的草根政策是建立在大幅减缓甚至是缩减城市原有福利的基础上的——尤其是英拉，这令泰国城市中产阶层怨声载道，对其颇为不满。

因此，需要缴纳更多税款以维持政府扶贫政策的中产阶层生活条件和收益减少，他们强烈反感他信和英拉政府，一旦英拉回国消息放出，这些有权无权的城市中产阶层将成为反英拉从政的主要力量。

至于武器，没有什么比在网络上发表言论门槛和成本更低的造谣、造势手段。

总结而言，英拉回国从政首先要面临的是“反他信”阵营和曾经被触犯利益的城市中产阶层的反对，两者之中后者尤为顽固。

同时，可得出他信和英拉政府先后被推翻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合并政党、整合政治资源的过程中瓦解了泰国传统官僚集团的政治影响力，牢牢把控了政府、国会、选民。

这使得传统精英阶层难以再改变和影响国家政治结构，不甘如此的传统精英阶层走向了联合，部分甚至成为了“反他信”集团的骨干力量，两派势力之间的对抗几乎将整个泰国社会卷入国家政治。

再设难关：泰国军方的强烈反对

除了传统的政界争斗外，泰国军方的反对也是一道极为困难的关卡。事实上，英拉的出逃就有泰国军方的操纵。在英拉出逃事件中，泰国军方和政府力量两股势力在“试图出逃”和“成功出逃”之间存在博弈。

英拉的出逃对于政府内支持者来说，打击了其政治形象，她被视为没有担当的胆小鬼，对于政府内反对者而言，她恰好坐实了反对者为她扣上的“畏罪潜逃”的罪名。

而对于泰国军方而言，英拉“被选择”在泰国大选的前一年出逃，显然是军政府为了除去一个主要的政治竞争对手，以便于为后一年的大选进行政治铺排，防止英拉和他信的政治影响力继续在泰国延续。

泰国军方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不受政府干涉，资金收支、人员安排和物资调配都可以自行决定，他信政府为了进一步削弱军方在政坛的影响力，实施了军队国家化政策，意图在于想把军队收归国家管理，将其在政治上边缘化，消除军方的独立性。

泰国军方无论是对上他信还是而后包括英拉在内的三位他信集团的总理都表现出了不满，而他信集团的总理也因为各种原因下台。

事实上，军队无法忍受他信集团对泰国军方既得利益集团实施军队职业化，削减军费、限制军队财源等政策，可以说，他信和英拉最终因政变而逃亡海外，军方在其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因此，英拉回国面临的最为强大的势力便是军方。一方面，泰国军方听命于国王的性质和极强的政治独立性使得其对任何一个拥有高影响力的政府都没有好感，作为执政期间人气颇高的女总理，英拉回国自然是不被军方所期待的。

另一方面，他信集团总理在位期间，一直未曾放弃干预军方人事，在军队中安插自己的势力，这引起了泰国军方的强烈仇视和危机感。这直接导致泰国军方在英拉出逃后疯狂在泰国政府内部反向安插政要人员，这显然对于意图重返政坛的英拉极为不利。

终极关卡：泰国王室与他信集团的对立

在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泰国，国王是国家元首、武装部队总司令和宗教的最高护卫者。

直到他信、颂猜、英拉上位后，大力推行对下层民众的利好政策，赢得了占全国大多数人口的下层民众的支持。这一份支持蔓延至了西那瓦家族乃至整个他信政治集团。政府和王室之间的关系一度恶化。

因此，英拉回国从政面临的终极难题就是来自王室的反对。王室将对于自己权势过分集中猖獗的他信集团政府首脑视为最大的政治威胁，英拉代表他信，而他信则象征着一家独大主导国家政局，不利于国王分散各派政治势力影响。

再进一步分析，王室甚至认为，英拉和他信企图改变泰国的君主立宪制，扭转局势，担任国家总统。

在英拉意图回国的情况下，国王和王室会充分利用政治手段确保军队继续效忠王室，同时，大力打击英拉和其他他信集团，以保障君主立宪制的安全，即通过法律手段确保国王和王室继续享有特权。

英拉能否回国从政，这个答案是否。其根本内涵是泰国新资本集团的兴起，所推行的改革措施和政策威胁国王的地位和利益，王室在未来泰国的政治结构中将难以维持现有水平。

同时，他信集团的野心太重，与哇集拉隆功王储之间不正常的过密交往甚至涉及王室内部权力分配和王位继承，这已经引起了王室内部成员的强烈不满。

泰国民主政治的悲哀和出路

泰国的民主道路已经走了89年，但至今未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泰国知识分子在建立西式的自由民主政治的路上，遭受的失败和挫折皆出于泰国权力结构、政治文化、政治腐败、社会分裂等领域。

一是军队参与政治过深。因为历史因素，泰国军队直接服务于泰王，能够自由调配财务和人员，维持着封闭而独立的组织结构。不能服从政府和国会的调遣和节制，未形成文人治军的合理结构，因此泰国政坛呈现出政党和政府软弱的局面。

而泰国军队为了避免政府对军队进行职业化改革，常常打着平衡政治、拯救人民的旗号，一边参与国家政治，一边为自身利益平衡干预国家政治。

二是君主立宪运转失灵。在泰国不仅是作为象征国家和民族的元首，更在泰王一直以来的亲民形象和国家、国王、佛教合而为一观念的影响下，泰王这一身份早已经凌驾于宪法之上，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国家君主立宪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三是法治程度不高。泰国的选举制度一直以来都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甚至多次出现选举制度被政治既得利益集团根据自身需要进行修改的状况，泰国国内也屡次发生抵制大选或拒不承认选举结果的闹剧，因此上街游行示威流于形式，导致整个现行政治制度深陷难解的死循环。

而一种制度是否优越，不在于制度多么自由、民主、人权充分，而在于制度是否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稳定和公平、和谐，人民的精神和物质文化水平是否得到大幅度提高，泰国的民主制度显然没能实现以上目标。

泰国的政治史表明，泰国既往的两条道路在泰国行不通，一条是走军人独裁的专制统治道路，这与时代潮流和社会潮流相悖；一条是生搬硬套西方民主政治模式，但事实证明这与泰国社会“水土不服”。泰国社会只能根据本国国情，闯出一条独属于自己的民主制度。

在大变革时期，需要一个强势的权威政府。强势政府需要一个绝对强人，一方面能够抵御军方和反对派的政治警告，以强硬的作风和坚定的信念刚毅执行改革，另一方面，又要拥有较高的政治权威，独特的个人魅力和军方背景——这个人显然不会是英拉。

人至察则无徒，强人政治之下应当配套权威主义民主。即拥有民主制度，但民主机制受到一定的约束，人民可以享受选举，政党能够自由竞争，但政府对游行、示威和言论自由掌握一定的控制权，法律法规对民主机制的正常运作加以保障。

最为重要的是，泰国新政府需要确定明确的国家现代化发展导向。

权威主义民主制度符合现今泰国的基本国情，有权威的政府能够尽快稳定泰国社会秩序混乱、暴力活动频发的局面，同时确立在现有阶段一切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导向，优先生存权和发展权，主张先经济，后政治。

绝对权威主义的等级观念仍然深植于泰国文化土壤之中，人们早已经习惯了听命和服从，而不是探寻有益于人民、符合基本国情的政治制度。

因此，在这种背景下，若想栽培出西方民主的大树显然是痴人说梦，而权威主义也必然比以自由民主为名的夺权斗争更有效、更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