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98回：张澍辑佚高与人齐，杨家骆著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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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98回：张澍辑佚高与人齐，杨家骆著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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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过金城关，白马激霤回。几度黄河水，临流此路穷。

拉面千丝香，惟独马家爷。美味难再期，回首故乡远。

日出念真经，暮落白塔空。焚香自叹息，只盼牛肉面。

入山非五泉，养心须净空。山静涛声急，瞑思入仙境。

随着一段段史料不断地被发现，历史前行的轨迹，有时候会慢慢地变得清晰起来，大足石刻的发现历程亦是如此。

南宋之后，昔日在大足之地大规模的石刻造像之声渐渐平息下来，

大足石刻，这座田野之中的艺术圣殿，明清时期也开始伴随世人的生活，悄然矗立在崖壁之上，少有外界学者关注。

大足石刻和吴哥窟一样，如果不是遇到有缘人，它们可能一直在荒野中被埋没。

二百多年前的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夏天，大足城内走来一位中年人，他叫张澍（1776至1874），字百瀹，号介侯。他是嘉庆四年（1799年）进士，选为庶吉士。他一生历任贵州玉屏、四川大足、江西芦溪等11州县知县，所到之处皆有晸声。他博览经史，为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经史学家、金石考古学家，其生平著述可“高与人齐”。

张澍来任大足知县之际，受知县赵时的委托更修县志，晸务之余，两次漫游宝顶，多次登临南、北二山，写有《前游宝顶山记》《后游宝顶山记》《游佛湾记》《书唐昌州刺史韦君靖碑后》《古文孝经碑考》《跋赵懿简公神道碑后》《书文殊问维摩诘病图后》等20余篇文章，多具学术价值。

张澍在任，更修县志未能完成。其后，多次易地为官，始终随带志稿，直至完成，惜未刊印，后经道光间知县王松增删印行。为编修好县志，张澍将大足境内北山、南山、宝顶山等石刻和寺院的铭文进行了搜集抄录，编辑成《大足金石录》一书，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该书的一些资料，迄今仍对大足石刻研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张澍是清代著名文献学家、学术大师，字百瀹，又字寿谷、时霖等，号介侯、鸠民、介白，凉州武威县（今武威市凉州区）人。

乾隆五十九年（1794）举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充实录馆纂修，未几引疾归。后起任贵州玉屏、四川屏山等知县。丁父忧，再起为江西永新知县，署临江通判，改江西泸溪县令，以缓漕免职。长于考证舆地，以及姓氏谱牒。其《五凉旧闻》，则专纪乡邦故实。补辑《汉皇德传》、《魏周生烈子》以下雍凉著述十余种。藏书处“二酉堂”、枣华书屋，所搜集地方文献为多。著有《养素堂文集》《养素堂诗集》《蜀典》《续黔书》《凉州府志备考》《秦音》《抵疑》《姓氏五书》等。辑有《二酉堂丛书》。

张澍年幼丧母，在秀才父亲的教导下读书，后来师从名师刘作垣，进步颇快。14岁中举人，19岁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两年后出任贵州省玉屏县知县。其后先后代理遵义县知县，代理广顺州(今贵州长顺县)知州，四川省屏山县知县，代理兴文、大足、铜梁、南溪知县，江西省永新县知县，代理临江府(今江西省清江县西临江镇)通判，泸溪县(今江西省资溪县)知县。

张澍性格刚直不阿，工作一丝不苟，在公文中与上级争辩是非，因而得罪了不少上级，在仕途中并不顺利。正如其好友潘挹奎所评论的，"以子之精心果力，著书当可传；以子之直气严情，筮仕实不合。"在小官任上，其治国、平天下的 远大抱负难以实现。1830年，张澍引疾辞职，结束了仕宦生涯，1832年回到西安，客居城内和乐巷，从此进一步从事学术研究，整理刊印自己的著作，成为在全国颇具影响力的学者。后来患眼疾，最终失明。《清史列传》《清史稿》有传。

张澍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其在学术上的成就得到了学者们的充分肯定，如清代著名学者张之洞《书目答问》将其列入经学家、史学家和金石学家。清代初年，顾亭林开一代考据学风，学术思想为之一变。然而西北学者多抱残守缺，不能顺应学术潮流。清代嘉庆、道光之际，西北学者只有张澍精通经史，于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文献中，网罗散失，考证寻研，从事辑佚考据工作，与全国著名学者如孙星衍、任大椿、俞正燮等并驾齐驱，为学术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道光元年（1821）刊刻《二酉堂丛书》，收书36种，其中21种集录唐代以前凉州地区（今甘肃、宁夏等地）文人著作，其中《三辅决录》、《三秦记》、《三辅旧事》、《三辅故事》、《凉州记》、《西河旧事》、《沙州记》、《张太常集》、《李尚书诗集》等是研究雍凉和河西的珍贵史料。著述宏富，有《续黔书》、《蜀典》自定。别有《诗小序翼》、《三古人苑》、《三辅故事》、《五凉旧闻》、《黔中纪闻》、《十三州志》、《秦音》，《养素堂诗集》、《养素堂文集》、《大足金石录》等数十种，未刊者多。

张澍一生著述甚丰，已刊印的有《姓氏寻源》、《姓氏辩误》、《西夏姓氏录》、《续黔书》、《蜀典》、《大足县志》、《养素堂文集》、《养素堂诗集》、《二酉堂丛书》、《诸葛忠武侯文集》、《凉州府志备考》等；未刊印的著作主要有《诗小序翼》、《元史姓氏录》、《帝王世纪》辑本、《续敦煌实录)、《鹑野诗徵》、《文字指归》、《韵学一得》、《小学识别》、《叠字谱》、《天文管窥》、《消夏录》等。张澍的辑佚工作，所辑一般是后世佚失的古代雍凉地区学者的有影响的著作。其《二酉堂丛书》，国内各大图书馆都有收藏，大半收录的是甘肃籍的作者。

其中所刻的《世本》、《三辅决录》、《三秦记》、《三辅旧事》、《三辅故事》、《五凉旧闻》等20余种，均是周、秦、汉、隋、唐等时期的著作，后世已经佚失，而经张澍辑录而成。张澍的这些工作，可以了解当初西北学者著述的盛况。张澍的辑佚工作，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对当时和后来产生过重大影响，鲁迅就是在辑佚方面深受张澍先生影响的学者之一。

道光十年获准辞官后，他于第二年到安徽、江苏、湖北进行游历，见到邓廷桢、俞正燮等人，同他们进行了交流，然后就回到了西安和乐巷家中。期间除了曾到武威扫墓一次外，其他时间都在整理刊印自己的著作。后来又患上了眼疾双目失明，于1847年去世，享年72岁。如今他的著作散落在北京、西安等地，其中有80本被法国人伯希和从西安弄走，现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

晚清著名经学家、史学家和金石学家张澍在19岁中举，24岁中进士，26岁即出任贵州省玉屏县知县。但由于他性格刚直，在官场上处处受人排挤，于是便将主要精力投注到研究学问上。

史料记载：1804年，张澍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养病。一天，他和一位朋友到清应寺游玩，两人一路谈笑，不觉已走到寺院深处，这时张澍突然看到眼前有一个四面被人用砖泥砌封得严严实实的亭子。

这个亭子为什么要砌封起来呢？

寺里的和尚告诉张澍，这是一个被诅咒的亭子，封在这里已有几百年了。当地流传着一种说法：凡是打开封砖的人，都会遭到可怕的天灾报应。所以几百年来，没人敢靠近这亭子一步，而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已没人知道了。

张澍天生胆大，对民间所谓的报应一说向来不以为然，他向和尚提出要找人来打开砌封看个究竟，还对天发誓说，开封后如有灾祸，全由他一人承担，绝不连累别人。在张澍的一再恳求下，和尚总算答应了。

随着封砖被一点点凿开，一块高大的黑色石碑显露出来。碑身呈半圆形，四周刻忍冬花纹，碑文的正面，密密麻麻地刻满了工整的楷体字。当张澍靠近石碑，看清楚上面的文字后，不由得大吃一惊：这些乍看上去好像全都认识的文字，仔细看却没有一个认得。

这究竟是文字还是什么特殊的符号呢？

张澍立刻叫人把亭子四周的封砖全部拆除，虽然这块被诅咒了几个世纪的石碑全部显现出来后，传说中的天灾报应并没有应验，但是接下来所发生的事，却给这位学者带来了更大的震撼。

石碑的另一面刻着汉字，碑文内容大致是修建护国寺感应塔及寺庙的情况，与同类石碑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再往下看，一行小字立即引起了张澍的极大兴趣，建碑的年款一行赫然写着：“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张澍不知道“天佑民安”是什么朝代的年号，他翻遍了所有的书籍，在一本书中找到了宋对西夏的介绍，方知“天佑民安”是西夏年号，碑上刻的奇怪字是西夏文字。

这块石碑就是被称作“天下绝碑”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即“西夏碑”)，它的发现不仅拉开了西夏学研究的序幕，而且还让一个“被遗忘的王朝”———曾经辉煌一时的西夏，由此拂去历史的尘埃，渐渐在世人的面前清晰起来。

张澍是自西夏文消亡后第一个识别出它的学者，他把这一重要发现记在《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一文中，于l837年收入《养素堂文集》中刊出，他也因此成为乾嘉时期西北史地与西北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

这是上天馈赠给勇敢者的礼物，对于一个学者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更珍贵的礼物吗？

在姓氏学方面，张澍写了《姓氏五书》、《姓韵》、《辽金元三史姓氏录》、《姓氏寻源》、《姓氏考辩》及《西夏姓氏录》，《清史·文苑列传》中对《姓氏五书》评价非常高，认为《姓氏五书》是一门绝学。《姓韵》是一部有关姓氏的词典，收录了从远古黄帝到当时的所有姓氏，不分贵贱，不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全部予以收录，共收集达5129个。

张澍是最早开始研究大足石刻的学者，但毕竟他的精力有限，其后百余年间，大足石刻少有外界关注。

1935年3月1日发行的《东方杂志》（第32卷第5号），其内“东方画报”刊登“四川大足之古代石刻”，署名“刘蕴华摄”。《东方杂志》是近代我国出版历史最久的大型综合性刊物。清光绪三十年一月二十五日（1904年3月11日）在上海创刊，商务印书馆编辑发行，内容广泛，搜罗宏富，成为“杂志的杂志”。1948年12月终刊。

《东方杂志》“四川大足之古代石刻”为迄今所见大足石刻最早的历史照片，其中包括北山石刻4幅，分别为多宝塔和佛湾第1号韦君靖像、第180号观音变相、第281号药师经变龛。宝顶山4幅，分别为今大佛湾第2号护法神像龛、第5号华严三圣龛、第22号柳本尊行化道场、第30号牧牛图。

历史也往往留下一些疑惑，让人去探索，比如，刘蕴华的生平为何？他来大足石刻考察的具体情况？还有，当时还留下其它的照片没有？这些都有待于继续探索。

1940年1月，以梁思成、刘敦桢等为代表的营造学社在川康地区进行古建筑调查时，途经潼南，听闻大足有摩崖造像，于是决定绕道大足进行调查。营造学社在大足约5天时间，对今大足石刻中的北山、宝顶山、南山以及一些古建筑作了调查。我看过1940年梁思成游历大足石刻的老相片，当时真是感慨万千。

那个时候的石刻，真是凄风苦雨，菩萨的日子也不好过啊。

现场的调查使他们感到不虚此行。北山晚唐代表作之一的观无量寿佛经变相（第245号）“为省内此类题材之最巨者……全体构图，与敦煌壁画同一系统”；宋代代表作的转轮经藏窟（第136号），后来的研究曾长期认为是心神车窟，早在此时的调查就说到“此外又有一窟，……疑为转轮藏遗迹，乃石窟中别开生面之作品”，是目前所见资料中，最早将该窟中心柱识为转轮藏的调查史料。

与北山佛湾遥相对应的多宝塔，营造学社成员对其作了较为详细的调查，其后梁思成还在《历代佛塔型类演变图》中，将其作为佛塔演变的一个典型实例加以列举。营造学社对宝顶山大佛湾雕凿时代，认为系宋代、明代所为。其间称道的作品颇多，如释迦牟尼涅槃图（卧佛）“就崖石凿佛涅槃像一躯，真容伟巨，殆为国内首选”。

此次调查成果给学社成员极深的印象，1947年，梁思成赴美国讲学，在六十多位研究远东文化的专家学者面前，做了关于他在建筑上发现的演讲，还做了关于此前未见报道的四川大足石刻的另一场讲演。研讨会结束时，梁思成先生得到了极高的评价，普林斯顿大学还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此次调查，其后少有外界知晓，上个世纪大足石刻研究史上也基本未有叙述，一直迷雾重重。近年来因资料的不断披露，逐渐受到各界关注。

1945年，由大足当地学者陈习删主纂的《民囯重修大足县志》一书，送往当时西迁至重庆北碚的我国学典馆印刷，时为馆长的杨家骆极为重视其中的石刻史料记载。于是，当年4月，邀集马衡、顾颉刚、何遂、傅振伦等15位著名的专家学者，组建成“大足石刻考察团”实地来足考察。

此次考察历时7天，考察团对北山、宝顶山石刻“编制其窟号，测量其部位，摩绘其像饰，鉴定其时代，考论其价值，以为可继云冈、龙门鼎足而三”，可以说“实与发现敦煌相伯仲”。

北山石刻“其时代虽晚于云冈、龙门，然从历史之延续性上观之，其价值堪称无匹”，其中的韦君靖像和碑刻“足明唐末五代川东一带之局势，可补新旧唐书及新旧五代史之缺略”，观无量寿佛经变“精致绝伦”，石刻古文孝经碑有“寰宇间仅此一刻”的美誉，转轮经藏窟造像“妙丽庄严，除敦煌壁画外，实无其匹”。

宝顶山石刻“为南宋大足人赵智凤一手经营历数十年，其规模之宏大，系统之完整，在国内堪称第一”，牧牛图“雕牛及牧童各十，姿态各异，生动可爱……亦他处之所无也”，千手观音“鬼斧神工，叹观止矣”，地狱变相“奇谲幽怪，令人震悚”，圆觉洞造像“妙丽庄严，完整如新，极精巧”。

考察期间，考察团拍摄照片200余帧，摩绘200余幅，拓碑100余通，在县内部分学校演讲，“大足石刻”一名，首因考察团使用而延续至今。考察期间，当时《大公报》、《中央日报》等几十跟踪报道考察情况，杨家骆、马衡、傅振伦、朱锦江、吴显齐等都撰写文章，后大多收入《民囯重修大足县志》卷首。

此次考察之后，大足石刻逐渐为国人知晓。杨家骆考察团中几位风云人物，他们或是人生跌宕起伏，或是成就高山仰止。只有了解了他们，我们才会明白“乙酉考察团”分量之重，规格之高，才会明白考察团对大足石刻的影响之大。

杨家骆是少年天才，家世渊博，家境优渥。

据说原来平凉日报社的老编辑喜好收藏，家中存有于今我国历史上最厚的一部专著，这部专著的作者就是我国民囯时代国内最著名的书目大家杨家骆先生。当邴董事长把这部倾注了杨家骆先生毕生心血和汗水的专著拿到我们面前时，我们一下子被惊呆了！我们相信这是我平生看到的最厚的一部书，这部我国图书大辞典之百种中的第六十七种《图书年鉴》足有六寸厚，共十四卷一万余页，历时四年之久才编辑印刷完成。

据刘寒岛的书目提要介绍，杨家骆先生愿以毕生的精力从事于七大事业：这七大事业一是编著《我国图书大辞典》，二是编著《我国学术专题词语索引》，三是编著《我国学术丛书》，四是编著《我国百科全书》，五是举办实验图书馆，六是举办图书供应合作社，七是举办学术咨询处。因为皆非一朝一夕之暂，一手一足之列可成，又不欲以急就而苟且，仅以力所能及，先从事《我国图书大辞典》之编著。

其实，只这一件事业其工程的伟巨已足惊人，将来成书后，据本书第一编说，有30万条，12000万字，就字数论实四倍于3200余卷的二十四史，为谋得早供应社会的需要和怕不测的天灾与人祸的变迁，所以分为八组三十六步进行试读。本书第一编关于图书词典功用，分步用意，各部内容的叙述，他那深邃精密的计划何一片苦心跃于纸上。 　　

杨家骆是江苏南京人(1912至1991)。 幼从舅父张夔卿习经史， 治目录学。即是目录学家。不要以为目录学简单，仅仅把书籍分门别类而已，实际上如果没有囊括古今的渊博学识，很难做到条理分明。

16岁毕业于东南大学附中高中部， 后入国学专修馆肄业。 少年时代即随祖父杨星桥编纂 《国史通纂》，1926年祖父去世后，由他主持 《国史通纂》 的汇编。1928年进教育部图书馆工作，开始系统地研究目录学， 颇有造诣。1930年春，正式从事出版工作，并创办我国辞典馆和我国学术百科全书编辑馆任馆长。

因南京馆舍及资料不足， 又在上海、 北平设立我国辞典馆分馆。 抗日战争期间迁移重庆北碚继续编辑工作。1940年把我国辞典馆和我国百科全书编辑馆已经出版的25种著作和48种定稿本以及有目录学的57种稿本先改编为 《世界学典》 史文版各分册。1941年冬，除战前编辑出版的书籍约4000万字外， 又积稿达8000万字。

1945年秋，我国辞典馆易名为世界学院我国学典馆， 迁往上海。 因业务关系， 继续保留了重庆北碚馆舍，取名北泉分馆。1948年去台湾， 先后在世界书局和鼎文书局任职。主编出版有《四库大辞典》《世界学典》《古今图书集成学典》《四库全书学典》《续四库全书学典》《先秦著述学典》《汉代著作学典》《魏晋南北朝著述学典》《清代著述学典》《民囯著述学典》《民囯以来出版新书提要》《中华大辞典》《我国文学百科全书》《丛书大辞典》《群经大辞典》《历代经籍志》等大型工具书。

杨家骆对《总目》的研究别开生面，他放弃了传统考据学的研究路数，首次以“新的哲学、新的知识论、新的方法论施之于古老的《四库全书》”，并将《总目》改造成《四库大辞典》与《四库全书学典》。在我国书目文献学方面贡献突出，影响巨大。”

时光回溯到70 年前的民囯晸府陪都重庆。那时，民囯晸府由南京迁都重庆，抗战烽火燃遍华夏大地，学贤荟萃巴蜀。

1945 年暮春，时值抗战胜利前夕，一个由全国一流专家组成的考察团，登上停泊在江边的轮船，准备前往一个神秘之地。

一周后，专家们满载而归。从此，大足石刻引起了世人瞩目。这个神秘之旅的领军人物正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主持“我国学典馆”（原名“我国辞典馆”）的杨家骆先生。

杨家骆为什么是乙酉考察团团长呢？

大足县人陈习删编撰民囯版《大足县志》，去重庆印刷，在杨家骆的印刷厂与杨巧遇。杨在1990年写给大足石刻博物馆的信函中回忆说，“早岁骆读《蜀中广记》等书，因有探索四川尤其贵县石刻之愿。”可见杨早前就有一探究竟的夙愿。杨兴冲冲与陈习删详谈，大足石刻规模之大远超预想。

杨多方努力，这才有了乙酉考察团大足之行。

杨先生力邀当代学贤马衡、何遂、顾颉刚等15 人组成“大足石刻考察团”（史称“乙酉考”），对北山、宝顶山石窟考论其价值，“以为可继云冈、龙门鼎足而三”而正告国人，从而为大足石刻登上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奠基铺路。

“大足石刻”也因考察团之名而得名。

北山石刻134号有一个碑刻，通常不被大家注意，即便游客看到，也不清楚碑记事件始末，更不知道它曾经改变了大足石刻的命运。如果不是它，大足石刻就是另一个安岳石刻，少有人知，不会有现今的如日中天。

碑刻内容如下：“中华民囯卅有四年四月，江宁杨家骆，应大足县郭县长鸿厚，县参议会陈议长习删之邀，组织大足石刻考察团，参观北山、宝顶山等处唐宋造像。参加者：鄞马衡、侯官何遂、吴顾颉刚、铜山张静秋、江宁朱锦江、庐江冯四知、北平庄尚严、新河傅振伦、台山梅健鹰、临川雷震、侯官何康、民权苏鸿恩、江津程椿蔚、潮安吴显齐，以是月廿七日至县，凡历七日，遍游诸山，识韦刺史之勋猷，见赵本尊之坚毅，妙相庄严，人天具足，为之欢喜赞叹。爰于归日，题名刊石，以志胜游。”

民囯卅有四年，即1945年，大足石刻考察团一行人对大足石刻进行了考察。因1945年为乙酉年，故现在大足人专门命名“乙酉考察团”，以为纪念。

古文旧例，人名前加籍贯地：江宁，南京市江宁区；鄞，浙江宁波市鄞州区；侯官，福建福州辖区古地名；吴，江苏苏州...以此类推。

考察团成员总计15人，如下：

考察团团长，杨家骆，我国学典馆馆长，时年33岁。吴显齐，我国学典馆员工，时年25岁。

何遂，时年57岁，任民囯晸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系同盟会元老，清末反清斗士，民囯高官，一生跌宕起伏，多姿多彩，堪称传奇人物。其挚友吴石是《潜伏》男主角余则成的原型。幼子何康与副官苏鸿恩随行。何康，时年22岁，于九十年代担任我国农业部长。

雷震，时年48岁，国民参晸会副秘书长。

马衡，时年64岁，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故宫博物院院长、北大考古学研究室主任，金石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

顾颉刚，古史辨学派创始人，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历任厦门大学、北大、兰州大学等高校教授。鲁迅骂过的人当中，他是被骂得最惨的一个。夫人张静秋随行，教育工作者。

朱锦江，复旦大学教授。冯四知，著名电影摄影师，时年34岁。新我国后，拍摄了家喻户晓的电影《铁道游击队》、《宝莲灯》。

庄尚严，书法家，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傅振伦，著名历史学家，方志学大师，时年39岁。

梅健鹰，擅绘画和陶瓷艺术，时年29岁。程椿蔚。。。这些名字现代人看起来陌生，不清楚何许人也，但是在他们那个年代，其中许多人都大名鼎鼎，属于“大拿”级别的风云人物。

考察团分工：马衡、何遂、杨家骆鉴定时代，命名龛窟；顾颉刚、庄尚严、朱锦江搜集碑记、文字资料；

冯四知拍摄影像、照片；朱锦江、梅健鹰、雷震，摩绘像饰；傅振伦、苏鸿恩，打制拓片；何康、吴显齐，编定窟号、丈量尺寸，登记碑像；程椿蔚为总干事，吴显齐为编辑，张静秋为文书。

考察时间是4月28日至5月7日。 考察成果如下：

一，编定窟号，丈量尺寸，登记造册，立案建档；二，拓碑片、绘佛像、拍照片500多幅；三，摄制影片《大足石刻》。根据吴显齐的《考察团日记》，还原考察团踪迹如下：1945年4月25日午后两点，考察团从重庆出发。他们坐上民悦轮号，先到合川，住宿一晚，再坐滑竿，经铜梁前往大足，直到27日傍晚才到达。

28日一早，考察团举行了座谈会，对随后几天的科考工作进行了部署：

对北山、宝顶山石刻鉴定、命名、记述、摄影、编号等，编刊《大足石刻图征》，摄制《大足石刻》影片，在《文史杂志》上刊出《大足石刻考察专号》，在重庆各地举行大足石刻展览会，在北碚北泉图书馆附设大足石刻陈列室。

会后，考察团立即前往龙岗山。初入佛湾，其形如月牙。沿山凿路，龛窟相连，阳光下灿然如蜂房。巧丽的雕饰，完整如新的佛龛……被尘封的大足石刻在此刻拨云见日，专家们欣喜不已。

石刻多隐于岩下，甚至有屋瓦遮盖。为了使拍摄效果更好，陈习删命人小心翼翼揭开瓦片、拆掉窗上木板。光线透进来，石刻瞬时“活”了。

位于多宝寺前的北塔是龙岗山的标志。沿着砖筑的阶梯，考察团成员盘旋而上。绍兴、成化、万历、光绪历次的修塔记和造像记，精美的浮雕佛像，以及绍兴二十四年伏小八的造像镌记，都在他们的拂拭下，绽放新的光彩。

4月29日，《大足石刻考察专号》《大足石刻》影片以及考察团的活动纪录等相关工作也逐一展开。

4月30日，微雨，考察进入第三天。成员们带着被子，乘坐滑竿前往宝顶。陈习删和救济院院长雷在齐等一同前往。下午一点半，考察团迈进历经战乱和重修的圣寿寺。韦驮殿、大雄殿、燃灯殿渐次排开，斑驳的朱漆、翘角的飞檐、残存的石塔……这座宏伟却已黯旧的古刹让成员们感觉到了历史的风云变幻。出寺门，入佛湾，一幅宏大的佛家道场景象展现在他们面前：牧牛图、十力菩萨、转轮王、三世佛群像……成员们不禁感叹：“如果龙岗山富有历史意义，那么，宝顶山则充满故事意味。”

拨开时间的尘土，考察团揭开了宝顶石刻之谜：断定赵智凤先后在圣寿寺里建大宝楼阁，后又开凿了大佛湾南岩群像和北岩的广大宝楼阁。然而不久，元兵入川，四川大乱，石刻兴建戛然而止，大足石刻止步于此。

当晚，考察团在香山乡公所开同乐会，给这个幽静的佛教圣地增添了许多生气。“可惜没有月亮，不然可以在那神奇的幽岩和古殿里夜游。”考察团成员吴显齐在日记中写道。

5月1日清晨，层云散开，天气渐有好转。摩拓、登记、摄影……大家分工协作。负责摄影的冯四知利用难得的阳光，抓紧拍摄，只可惜有些深藏岩洞和建筑物里的造像，无法尽取其妙。

经过一天的忙碌，考察团确认，宝顶石刻确是赵智凤一手经营，历数十年而成。同时，他们还将宝顶石刻分为两大区，编定为75号，记有碑17种、经文5种、藏经目录1种、图记10通，图颂10首，造像已毁盈万，现存有佛像约1551身，完整率79.2%。

之后的三天，大家各司其职，继续对北山、南山石刻进行考察。而此时，《大公报》《中央日报》《新民报》《评论文化晚报》等全国主流媒体均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考察团的行踪和工作，大足石刻顿时名声大噪。

5月4日，天空一碧如洗，阳光灿烂，这是考察团在大足期间天气最好的一天。县长郭鸿厚跟随考察团一起前往龙岗山。阳光刺眼，空气灼热，成员们往来龛窟间，没有片刻休息。

午间，郭县长在佛湾观无量寿经变窟的瓦殿里设宴款待考察团。美酒佳肴，一列摆开。众人纷坐窟前，宾主相酬，把酒言欢。

多年战争导致地方晸府财力不济，经费奇缺。但为了更好配合考察团开展科考工作，大足县晸府甚至将几年的积谷、尾欠预支给了临参会。大足各界也倾尽全力，提前新制了蚊帐，租来被子、柴油发电机，安装好了电灯，为这群贵客提供了当时最高规格的接待，让这些从陪都重庆赶来的专家学者感受到大足的浓情厚意。

美术工作者梅健鹰就提到，考察团每次用餐，大足人皆用“绿豆大曲”表达对客人的敬意，这也使得“我第一次醉酒就在海棠香国”。

5月5日，天下着蒙蒙细雨，考察团在众人的不舍中乘滑竿离去。

在大足的8天，考察团共拍摄影片1部、照片200帧、部位图2种、摩绘200幅、拓片100通、石刻目录2种。

继1945年重庆展览、报刊报道的高潮后，1947年2月，杨家骆又在上海向世界公布史失其载的大足石刻，并在《环球画报》刊布石刻图片，使大足石刻进一步走向世界。

杨家骆先生笃爱大足石刻，矻矻终生，后来虽身悬孤岛，历经半个世纪仍执着弘扬大足石刻艺术而不舍！在“乙酉考”20 周年之际，先生连续刊发“杨家骆发见大足唐宋崖雕二十周年纪念之一、之二、之三”，刊载于台北《观光月刊》的《宝顶梦游》，即是其“纪念文字之三”。

1968 年，先生又著《大足唐宋石刻之发见》，往返于马来西亚及东南亚各地演讲。1970 年，先生指导高足陈清香博士撰著《大足唐宋佛教崖雕之研究》，洋洋十万余言。尤令人感佩的是，先生年届八旬高龄，还立论撰写《我国石刻史上大足崖雕之地位及其文献》巨著，拟再度组团“重返大足求征”，真可谓是“一经倾心，终生不变”！

正因为事前已对大足石刻有了充分的摸底，所以前期筹备有的放矢，全面细致，考察团成员既有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又有金石学家、书画家、专业录像摄影师...各专业人员一应俱全，全是精兵强将，不啻于一支全明星国家队的考古队伍。而杨能聚拢这些大师学者官员，足见其人脉和影响。

这次考察之后，杨陆陆续续写了多篇介绍大足石刻的文章，篇幅为所有考察团成员之最，后来曾积极组织再次考察，未能如愿。即便去了台湾多年后也没放弃，只是阴差阳错，再也没能成行，成为一大憾事。

后续：考察团回到重庆后，相继在重庆各地轮流展出拓片、绘画、照片，放映《大足石刻》电影；中华全国展览学会在北泉图书馆开辟了《大足石刻图片陈列室》，长期陈列；编印《大足石刻图征》一集，主要内容有：“大足石刻部位图”、“大足石刻照片选辑”、“大足石刻摩绘选辑”、“大足石刻服饰器具谱”和“大足石刻目录”、“大足石刻碑记选”、“大足石刻待访录”等；

顾颉刚利用其主编的《文史》杂志，出版了一期《大足石刻考察专号》，内容有：顾颉刚的《大足小志》、杨家骆的《大足石刻及其背景》、朱锦江的《大足石刻艺术批评》、马衡的《大足石刻古文孝经碑考》、何遂的《永昌寨考》和《本尊学派源流考》、庄尚严的《多宝塔考》、傅振伦的《大足南北山造像之体范》、杨家骆的《补新唐书韦君靖传》、《补新唐书方技柳本尊传》、《补宋史方技赵智凤传》、吴显齐的《大足石刻考察团日记》。后来又陆续发表的文章有：杨家骆的《大足龙岗石刻区记略》、《大足宝顶石刻区记略》，吴显齐的《介绍大足石刻及其文化评价》等。

大足石刻的出现引起社会轰动，汇集重庆的达官贵人、专家学者争相前往会展一睹为快，大足石刻第一次拥有了全国知名度，第一次走进了学术界视野。

考察团评语“继云冈、龙门鼎足而三”，一锤定音，确定了大足石刻的历史地位。自此，沉寂了一千年的深山日渐热闹。

人类首先是将世界和社会构想为一个巨大的身体。以此出发，他们由身体的结构组成推衍出了世界、社会以及动物的种属类别。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古人造字无非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人体名称象征、解构宇宙，正是古代我国“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的主要内涵。

重庆大足，是借人体名称为地方命名的典型案例（“交趾”是另一例）。今人多以“丰足”解释“大足”，这固然是一种美好的心愿，但认为“大足”取“大丰大足”之意，未免疏于浅显。

在文化历史层面，“足”的行走、“足”留下的痕迹和“足”所达到的领域，不单纯是生物意义上的，而是和人类早期的生存活动密切相连的。

从新石器时期末叶开始，人类长期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或文化模式，即农耕与游牧。不同的生活方式导致了南农北牧、南富北穷的两大文明带之间旷日持久的文化对峙和冲突。

游牧民族以暴力方式征服农耕世界，然后在漫长的和平时期里反过来为农耕世界的先进文化所征服，从而逐渐实现其自身的文明化过程。由此影响了现今世界的文化融合。

因而，“口”为足的归宿，是原始生命力历经磨难后得以升华的精神空间。“大足”作为一级地名，其中蕴含多少不为人知的玄机，如今是个谜，还有待于后人进一步挖掘。

大足在19 世纪之前几乎无闻于世。今天的大足，以石窟艺术史上的最后一座丰碑饮誉世界。史载，大足石刻于唐高宗永徽（650—655 年）时开山，晚唐昭宗景福（892-893 年）时大兴，历前、后蜀（五代）至两宋达到鼎盛。元季兵燹造像中断，明初永乐复苏，余绪延至晚清。目前，大足地区列入文物保护名单的石窟共75 处，刻写铭文10 万余字，造像5 万余身。

历史，是人类劳动创造的积累和延续，也是一部身体叙事之 “足”的运动符号进化史。大足石刻迄今已经1365 年，是唐宋以来历代的石刻大师与石窟主建者、保护者、维修者、研究者、宣传者、开拓者足迹的积累和延续。

大足石刻是一件伟大的艺术杰作，它印证了我国人的审美之旅，对我国石窟艺术的创新与发展有着无以复加的贡献；大足石刻也为我国佛教密宗史增添了新的一页，是石窟艺术生活化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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