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我军俘获一敌军军需处长，却因一盒烟发现此人身份不简单

淮海战役结束的前夜，华东野战军四纵11师在驻地周围的山芋田间，发现一群形迹可疑的人。

经过我军通信员巡查盘问后，这十几人中的“头目”自称是国军第十三军团的军需处长，名叫高文明。

亡命期间，一名小小的处长也能被前拥后戴？一番详查之后，一盒香烟暴露了这位“军需处长”的谎言，其惊人真实身份浮出水面……

大势已去，一介司令官注定被俘

1948年11月，林彪率领的第四野战军在东北战事上节节胜利，为了减少惨重伤亡，杜聿明在东北葫芦岛指挥部队紧急撤退，逃出东北后，又被蒋介石派往淮海战役，担任第二军团司令官。

淮海战役刚刚进行半月之久，十多万的黄百韬兵团就倒在了解放军的炮火下。

进入12月，蒋介石向杜聿明空投一纸亲笔信，信里面说：“立即转移目前战线，和李延年南北夹击，解救深陷水深火热中的黄维兵团。”

看到信件后，杜聿明很是忧虑，认为蒋介石的作战方略必将导致所有军团覆灭，内心唏嘘但又不敢违抗军令。

于是，他采取逐次攻击战法，让邱清泉、李弥兵团继续和解放军周旋作战，一边构筑工事，一边掩护阵地。

与此同时，杜聿明秘密写信给蒋介石，“生死存亡之际，需要大批兵力投入战事，才能有胜利的希望。”

作战到12月10日，对于杜聿明的请兵支援建议，蒋介石置若罔闻，这个时期的解放军在战争局势上处于上风，开始面向国民党军采取政治软化宣传策略，希冀于用最少的兵力迎接胜利。

但劝和动作并未引起国民党军的重视，五天后，黄维兵团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掉头南逃。

12月17日，毛主席发表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告诫道：“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但杜聿明没有听到消息。

解放军旁敲侧击，党内的陈毅将军也给杜聿明写了一封请愿信，并让这封信落到邱清泉的手中，以便测试彼此之间的态度，邱清泉拿到信后就烧掉了内容，两方立场水火不容，势必一战到底。

1949年1月1日，在淮海战役牵制将近两月之久的国民党军大势已去，走投无路的蒋介石想要险中求胜，紧急致电杜聿明：“按照原空军突围方案继续作战！”

1月6日，解放军越战越勇，强势兵力给了国民党军致命一击，各路兵团被打得四分五散。杜聿明紧急致电蒋介石，请求空军轰炸支援。

此时的李弥、邱清泉兵团仍在蓄力坚守，但最终在9日黄昏时分，葬送了第十三兵团的大部兵力。

败亡声中，杜聿明赶往陈官庄第五军司令部，希望集结残部余兵，依照蒋介石命令第二天上午突围。

邱清泉、李弥急于作战，在慌乱中威胁杜聿明夜间突围，杜聿明只好带着副官、卫士十来个人单独行动，10日的凌晨，一群人流荡到安徽省张庄寨镇张老庄村的山芋田间，被华东野战军四纵紧急捉拿。

淮海战役军事指挥官，蒋介石心腹红人

1949年1月10日，一行人被抓时，解放军正好四处寻找逃窜中的国军第十三军团司令官李弥，于是将其直接带到了四纵俘虏收归负责人陈茂辉主任面前。

通信员此前问询时，其他人分别表明自己是伙夫、司机、卫生员……然而，众人眉目之间可见对“军需处长”的毕恭毕敬，显然已经超越了一般的上下级。

审问之际，陈茂辉面露笑容，率先打破冰点，从包里拿出支“飞马”牌香烟向高文明递了过去。“军需处长”头也不抬，却从口袋里掏出一盒高档的美国牌香烟，点火闷头抽了起来。陈茂辉心里一惊，觉察到此人身份应有来头，毕竟在战资稀缺的年代，一个军需处长可玩不了阔绰的美国牌。

思虑片刻，陈茂辉缓过神来，正对着十几号人不紧不慢地说：“还是那句老话，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共产党人绝不搞敌人那套卑鄙手法，不过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你们慢慢掂量掂量。”

十几号人被押往收容所审问。这批人不透露一点秘密，“军需处长”更是处变不惊，有着一股说不出的大将风范，这并不多见。

一天晚上，陈茂辉想出了一个妙计，他把目光放在了这位“军需处长”身上，要让在暗处游动的鱼儿自露真身。

翌日再审，一群人端坐着，陈茂辉走到高文明身前，示意他坐上前来。桌上摆了一张洁白无瑕的纸，陈主任微笑道：“既然你是13军团的军需处长，烦请你把各处处长的名单列举出来，如若详实，必宽大处理。”

听闻此话的“军需处长”隐露难色，在口袋中摸索着钢笔，不时还掏出一些糖果和牛肉干塞进嘴里。

握住手里的派克金笔，高文明缓慢地写了几个字后，最终停笔了。

后方一人见状上前说：“军需处长处长记性不好，我知道各处长的名字，我来写。”

陈茂辉冷笑着说：“是真健忘呢，还是假健忘？还是根本不是13军团的人！”

高文明听后仍一言不发，眼神漠然地定在一处。

纸终究包不住火，一名被俘虏的随行人员禁不住追问，说出了这位“军需处长”的真实身份，他便是淮海战役副总司令杜聿明，是蒋介石的心腹红人。审问的最后，杜聿明也无奈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华东野战军又惊又喜。

弃暗投明，不负共产党的优待之情

淮海之战的胜利，已然决定了国民党失败的命运，杜聿明成为了20多万俘虏中的一员，被华东野战军捉拿后，杜聿明自知：人生无常。

经过共产党上层的决策，杜聿明被送往北京功德林战犯所，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改造。四十多岁的杜聿明，在学习中认识了一套崭新的世界观。

起初，在战犯所的杜聿明心灰意冷，觉得也没有多少时日可活了，加之，久经沙场的他罹患胃溃疡、肺结核、肾结核等顽固性疾病，过去在国民党工作的经历也会让命运走进死胡同，作为国民党陆军中将的杜聿明，感叹生死已经不在自己手中。

而后，人民解放军却安排了一批医术精湛的人员，为身体孱弱的杜聿明治疗，在看护人员的精心调理下，杜聿明的慢性病逐渐痊愈。

人民政府对他的脊椎炎也投入了不少心力，打上石膏板的杜聿明终于能够安然地睡上一觉，心中的忧虑也渐渐消失。

杜聿明作为共产党重点监管对象，主要由第四纵队司令部机要参谋苏荣看管。

在战犯所里，为了拉拢战俘，苏荣假装自己是籍籍无名的勤务兵，和他闲聊起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员陈赓。

杜聿明打开了往昔时光，他回忆道：“陈赓性子好，擅长打仗，当年我们都很年轻，在学校里也很谈得来，不知道他现在境况如何？”

苏荣回应道：“他很有战略意识，现在是我们中原野战军的一个纵队司令，打硬仗也是一把好手，在军中过得很好。”

听罢此话的杜聿明陷入了沉思，历史终究站在了正确的一边，而当初追随蒋介石的胡宗南，李铁军等等将士，还有作为战俘的自己，如今风光尽失，沦落为世人的笑柄。

解放战争胜利后，他曾经的党国已然四分五散，部分人员逃往了江水之隔的台湾，而此时在战犯所的杜聿明，身体一天天地康健起来，真切地看清楚了一些事实，感叹道：“在历史的洪流里，共产党顺应民心，是激流勇进，顺流而上。”

新中国成立的那天，他望着那片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自知和平和独立不易的杜聿明，留下了一腔热泪，“我的祖国，终于站起来了。”

1953年夏天。抗美援朝胜利的消息传到杜聿明的耳朵里，“看着中国军队在共产党的带领下，雄赳赳，气昂昂，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中国人民有脸了！”身为军人的他无比激动。

在战犯所，他诚恳交待过往，把过去的经历写成材料，积极进行思想学习和劳动改造，在那封记载着所见所闻的材料里，共产党特意叮嘱杜聿明，记录在昆仑山大捷的功绩和淮海战役的表现。

共产党善待诚心地改造战俘，1959年冬天，杜聿明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特赦通知书，恢复了人身自由，喜极而泣。

1961年，杜聿明被人民政府任命为文史专员，亲手撰写了《淮海战役始末》《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等史料，为国家的历史记载做出了贡献。

三年后，中国共产党特邀杜聿明作为政协委员，将近六十岁的他诚惶诚恐，并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对中国共产党表示终生感谢，在未来的岁月中，将以绵薄之力推进祖国一统大业，不负政府宽宏大量的优渥之情。

1980年，杜聿明发表《纪念 二·二八 寄语台友》一文，希望身在台湾的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纸短情长，言语间却浸满了赤红的爱国之情。

一年后，因为久治不愈的肾衰竭，杜聿明在北京与世长辞，在遗嘱中，叮嘱后代子女们加入祖国的现代化建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记挂着祖国的未来。

纵观杜聿明的一生，那支暴露的“飞马”牌香烟也算是命运的转机，虽然走过了曲折的革命道路，但最终弃暗投明，在后半生奔走呼喊于人民的事业，也能够称之为“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