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说：“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
沈从文的很多作品中，不会轻易地表达出自己主观对某个人物的好恶，似乎每个人物都可以在某个特定角度得到理解。
写文章不带自己的主观色彩，不轻易把自己的个人感情带入文章当中，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沈从文的文章，往往需要我们从人物的塑造中，去推断出他对所写事情的观点。
《丈夫》是沈从文发表于1930年的短篇小说，写的是20世纪湘西某地花船上，卖妻从妓的生活故事。
故事发生在自然、古朴的湘西，主人公来自黄庄的小山村，那是一个即使你辛勤劳作一年，也需要用半年时间过着“红薯叶子拌糠充饥”的地方。
在生存和生活的挣扎下，大多数黄庄人选择了，生存。于是，衍生出了一种特殊的营生：船妓。
而这船妓，是由自己丈夫，亲手送过的。年轻的丈夫，把妻子送出去后，自己仍旧辛勤，在家耕地度日。妻子到了城里，则是把做“生意”得来的钱，按月按时寄给老实的丈夫。
逢年过节，男人也会换身干净的衣服，像寻访亲戚一样，找到女人。而女人，晚上有“生意”，就还要继续做。
- 作为妻子的女人
妻为夫纲：
小说的重点讲述了叫老七的女人，文章从老七丈夫的到来缓缓展开。
这个女人为了家里的生计，被丈夫送到船上。丈夫来看她的时候，老七看着局促的丈夫，就与他聊聊家里的猪有没有生娃，随后把偷偷留给丈夫的城里人抽的哈德门香烟塞在男人的手里。
这些举动，让丈夫看着自己已然是“城里做派”的妻子，不再局促，而是渐渐地找回了做丈夫的派头。
丈夫来的当晚就遇到了老七在工作，于是，她只能抽空去给那“看到来了其他男人，就怯生生地往后舱钻去”的丈夫送去块糖。让丈夫释然地，躲在后仓“很和平地睡觉了”。
小说的最终，作为妻子的老七仍然没有发言权，这个温良驯顺的妻子，当丈夫反悔后，义无反顾地跟他回到了乡下。
小说根据老七男人的回忆，还拉扯出一段生活经历。
男人误以为镰刀丢了，找不到，就对老七说：“找不出么?那我就要打人!”而老七明知不是自己的错，却只能“哭了半夜”。最终，镰刀找到了，是男人自己忘记放在哪里了。
同时，我们看到的是妻子老七在一直为丈夫“服务“：购买胡琴，留下票子……
可即使自己是家庭经济的支柱，生活的决定权也依然握在丈夫手中，这是女性在男权社会下的一种失语现象：丈夫要她卖她便卖，丈夫要她回便回。
救赎，人生来就有克服磨难的能力：
老七作为女性的代表，也作为这一特定时代的牺牲品，她的本质是坚强的、有韧性的。
文章的描述中有一条脉络，是根据丈夫的情绪波动来展开的，而反观作为妻子和牺牲品的老七，整篇小说下来几乎没有什么大的情绪起伏，在情感上的波动也是随着丈夫的感情而变动的。
尽管这个女人饱受摧残，但她在情感上并不是麻木的，相反，在她与丈夫的互动中透露出她感情的细腻，对生活的期盼。反而是她，撑起了丈夫的脆弱。
- 作为丈夫的男人
麻木不仁：
初听小说的梗概，第一个脑子里迸发出来的，就是鲁迅先生对那一时代人物的评价“麻木不仁”。
但本文的丈夫，是想求“麻木不仁”而不得。水保上船来，叫了一声“七丫头”。彼时，船上只有老七男人一个在，他只能小心翼翼地应答，唯恐说错一个字。
水保离开后，男人一面开始回忆水保体面的装扮，一面猜测他的身份。他猜想这个人是老七的熟客，他猜想老七一定得过他很多钱。
想到这里，他觉得愉快，感觉要唱一支歌，但他忽地想到水保临走时说的：“告诉她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顿时，唱歌的好心情没了，剩下的只有无处发泄的愤怒。
接下来，男人见证了自己的妻子伺候“一个船主或一个商人”、“烂醉的士兵”和即将要来的“干爹水保”、“全副武装巡官”……
于是，男人受不住，想要走了，老七苦苦挽留而不得。此前，男人是麻木的，那是因为他没有亲见，而是只享受着妻子成为船妓的“红利”。
如今，妻子在船舱接待客人，作为丈夫自己畏畏缩缩地躲在角落，不敢出声，即使见了妻子伺候的男人的面，也还要陪着小心。
此时的丈夫内心是期盼“麻木不仁”的，这样他就能不再挨饿，继续过着在家等待妻子月月寄钱的日子，可是他求而不得。
人性苏醒，渴望拥有真正的生活：
丈夫的觉醒，是在半夜船上来了巡官要找老七的时候。此时，意识到丈夫身份的彻底缺失，于是决意要走。
老七往丈夫手中塞了七张票子。而这一次，丈夫松开地握着票子的手，像个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地哭了。
作者在行文中，一步步让“丈夫”亲眼看自己的妻子遭受摧残而自己却不能保护，反而要躲起来任人践踏自己的妻子。
于此同时，这也是践踏他作为一个丈夫的尊严，真实却几近残忍。
扔掉钱的一刻，丈夫对妻子的感情和自我尊严的觉醒超过物质，想要正常生活的期盼被唤醒。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客人”的出场顺序，很耐人寻味：
最初来的是一个船主或一个商人，这在丈夫眼里是“正常的营生”，也是他之前能想到的；
接下来烂醉的士兵和即将要来的干爹水保，且不论烂醉士兵的脏和醉，作为父辈的水保，已经超出了丈夫的认知范围；
直至“全副武装巡官们”的到来和点名要“回来仔细考察她一下”，当然，这大概率下是不会给钱的，此时丈夫内心的弦，再也绷不住了。
文章的最末写道：“水保来船上请远客吃酒时，只有大娘同五多在船上，问及时，才明白两夫妇一早都回转乡下去了。”
读者也许到此时，才能深深地舒了一口气，但真的离开了，就能摆脱这一切了么？也许仍然是：男人无法成为男人，女人更难以成为女人。
他们能否忘记在船上的经历？回家之后，一年要过半年吃糠咽菜的生活，他们还能否习惯？
一切的一切，都还只是未知。
沈从文分别于1934年、1957年两度修改过这部作品。一改再改的现象，在沈从文作品中并不多见。
《丈夫》在探讨生存和尊严矛盾的同时，也为女性被物化、以及社会地位缺失发出了无声的呐喊：
只要遇到不堪的社会，往往最终遭殃的还是女性，无论是盛世，还是乱世。
与《边城》中透露出的“在薄情的世界里，深情地活着”不同，《丈夫》结尾刻意的柔情化，老七最终和丈夫回到了家乡，重启生活。
但在不断地叩问中，小说为我们设定了一个完整的闭环。一切都又重新回到了原点，从来到去，关键的“吃饱饭”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于是，这个结尾看似诗意，实则充斥着无尽薄凉与对生存的妥协。
-END-
世界那么大，感谢你，可以看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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