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耶斯洛夫斯基：命运终有归宿，思考永无终点

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被誉为“深紫色的叙事思想家”、“世界级天才”，一生拍摄了36部影视剧，多数成为了电影史上的经典。如今在其诞辰80周年之际，无数动人画面再次堆叠而至，在脑海中反复放映，甚至“剪辑”为新的电影。大师说：“我总是在拍同一部电影。”事实上是同主题变奏：他始终将镜头对准社会问题，探讨复杂的人性、人的精神困境以及生命的终极价值，并诉诸于生活细节。从对个体生命关注的角度看，他着重于“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从不同角度回答了人如何扮演好生命角色的问题。

纪录现实

基氏电影的魅力，见仁见智，有人偏爱充满张力的故事和对生命日常的哲学思考，也有人直观地欣赏简洁优美的镜头语言和深沉动人的配乐。但一开始，大师是以纪录片作为起点，开启导演之路。

1962年，修完戏剧课之后，基耶斯洛夫斯又花了四年时间，在当时由波兰先锋艺术家创立的洛兹电影学校学习导演课程，这是他一生难忘的经历，广泛接触肯・卢奇、费里尼、伯格曼等前辈的作品，深受触动，并以一种谦卑的心态决定启程：“有些电影一直都在我的记忆中，我能记得它们。我经常想我在一生中不可能做那些事。我一直说永远不当任何人的助手，可如果肯・卢奇要我的话，我很愿意为他冲咖啡。在电影学校我看过《卡斯》，那时就知道自己会很愿意为他冲咖啡。”后来，他以一部纪录片作为自己的毕业作品，也是其人生第一部导演作品，名为《洛兹小城》。

他选择纪录片作为起点，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整个60和70年代，电影在波兰的影响是看得见的，影像传递的丰富信息成功躲过了当局审查，一种观众能够理解但审片员却不能阻止的电影解码诞生了，让年轻导演感到十分兴奋，认为纪录片是践行现实主义最有力的武器，他关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生存状况，大胆地表现他们的权利及对受压迫的憎恨，持续拍摄了可以称为早期非虚构系列的纪录片，包括《工厂》、《照片》等，表达主题都是“人如何在生命中克尽其责地扮演自己”——拉长时间线向后看，这一主题在他作品中始终有着坚实的辙迹。

很快，基耶斯洛夫斯基对记录片的局限性产生了不满，发现“摄影机越和它的人类目标接近，这个人类目标就好像越会在撮影机前消失”，而“纪录片先天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限制，难以拍到真实生活中人们不愿意展示的眼泪与苦痛。于是在拍了十余年纪录片后，他逐渐转向了发挥空间更大的故事片领域。

真实的眼泪

如果说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导演人生的前半段属于真实触感的纪录片领域，那么后半段则属于精于刻画心理的剧情片。1988年是其声名鹊起的一年，因《杀手短片》获得第41届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提名和评审团大奖。但次年正式推出的《十诫》更具有解读意义，堪称便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在心理剧情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对于人性和道德的探讨，贯穿于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整个导演生涯。对于这种主题倾向，他又以对自我的认知作为解释：“我们所处的世界荒凉冰冷……我是个悲观主义者，未来让我感到恐惧。”而在这种恐惧，最容易触发的就是道德焦虑症；应对或解决的方式，他选择了向一种宗教信仰持续探寻，即《圣经》中的“摩西十诫”——他并不打算拍成普世的福音作品，而是以十个波兰人的现代生活故事，诠释自己对于古老信条的质疑和重新确立的可能性。至于救赎是否在其中，他并未给出笃定的答案。

这就是 “真实眼泪之可怖”——哲学家齐泽克运用弗洛伊德和拉康理论，对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这部重要电影进行了行星式大碰撞：“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作品以真实眼泪之可怖为始、以虚构眼泪之涌流为终，这些眼泪不是打破保护墙的情不自禁的眼泪，不是个人情感自发性的表现，而是戏剧化的、表演性的眼泪，是重新获得距离的‘罐头眼泪’（就像电视演播现场的罐头笑声），或用古罗马诗人的说法，这是‘众生皆罪，万物堪怜’，眼泪是公开流给大他者看的，此时我们已不再关心（甚至憎恨）我们正在哀悼的逝者。重新获得的距离关乎陈述和声明之间的裂缝：眼泪是声明，暗含着对立的陈述立场即快乐。”

尽管没有给出道德困境的解决方案，但这部电影至少“救赎“了导演本人，使他免于某种意识形态的藩篱，而最终放大了关怀的视野，从迷你故事中提纯出震慑性的力量，传递出深刻反省的能力——在影片结束之后，相信许多观众有一种震撼后平静的感受，将训诫悬置，逐渐察觉到生命的巨大重力。可以说，在这部作品之后，基耶斯洛夫斯基实现了重大转变：将现代人的心理摆在了电影要探索的首要区间之内，并以不同生命存在形态的个体作为载体来演绎。

生命三种颜色

正是对电影的激情，激励基耶托洛夫斯基度过了一生中动荡的岁月，包括波兰战后的纷乱和灰暗、柏林墙的倒塌和东欧诸国变故，后期他的创作和生活重心转向法国，著名的“蓝白红三部曲”就在这一时期诞生了，是丰碑也是绝响。

从色彩上看，三种颜色让人想起法兰西的国旗——这一点也侧面暗示了影片拍摄的一些背景，不过导演真正想探讨的是色彩背后的精神指向：自由、平等、博爱。这也是现代社会、不分国界所追求的三种核心价值，而在系列影片中，它们都拥有一个细小的切口和丰满的故事：主角的依次获救都隐喻着生命原色的永不消褪，体现着人性的拯救——这位宣称是悲观主义者的导演，终究在生命走向终结之前，带来了鲜亮的启迪。

蓝色意味着自由的乌托邦，一直试图摆脱丈夫和孩子去世有影的朱莉，尝试过蹦极的极限挑战，但最终发现自由就在日常之爱中，需要打开自己的内心；象征平等的白色，要实现它报复只是南辕北辙，而宽容与饶恕才是正道；博爱的红，要求人性舍弃偏狭，进行互补性的沟通，因超越个体的局限性而抵达崇高与博大——从角色上看，“三部曲”中的主人公们看似平凡，但都是精神意志上的强者，努力在和自我对抗中寻求自我价值，在各自生命中频频试错，甚至不断进行“西西弗斯式”的努力，但最终还是和世界达成了和解，找到了内在的和谐。

1996年3月13日，在拍摄完三部曲的“红”之后，原本计划安静地抽几口烟的基耶托洛夫斯基因心脏病溘然长逝，对于整个电影史而言都是巨大损失。他遗留的经典作品仍然在启迪着现代人的生命的意义——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尽责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呢？不是在灰暗和绝望中反复地自我告白与安慰，更在于意识到个体的有限性，用行动作出选择。尽管大师从未直面解答生命中的伦理困惑，但他用电影语言反复刻画的“诗性自我”，已然诠释了一种超越性的崇高之美，这正是电影艺术的终极魅力之一；而光影中那些日常碎片，虽不足以建构理想模型，却足够温情，并开放性地展现了生命的诸多可能。

编辑 — Giselle

撰文 — K

图 — 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