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民 |《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

唐宋私人藏书目录达到了兴盛和繁荣的时期。这当然是由于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兴盛与繁荣，一方而反映着官僚地主阶级剥削和兼并的愈益残酷。另一方面反映岀了封建社会的文化教育、图书目录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繁荣。

唐代藏书家编制私人藏书目录的风气比前一时期有所发展，到了宋代就形成为普遍的风气，到了南宋末年竟超过了官修目录。使私人藏书目录在参考使用价值上，有的和官修目录并行，有的在著录分类与考订的方法理论上提出了新的意见，可以补扩修正官修目录的不 足，这在我国目录学的发展上，起了促进或改革的作用。

宋代私人藏书家编制出了很多的私人藏书目录，（有书名可考的在三十种以上），有的在当时流通很广，后来散亡了；有的一直流传到现在。流传到现在的“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包括赵希弁的《附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和尤袤的《遂初堂书目》。现存的这四家私人藏书目录中，又以《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最为重要，所以单提出来加以讨论和介绍。

1.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

晁氏是北宋时代北方的世族，也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住汴京昭德坊）。金氏入侵，晁公武的父亲晁冲之领着全家逃入四川，大概就定居在嘉定。这时候晁公武还在青年，不久中了进士 （约在1131——9年间）。大约在1140——7年间，晁公武做了四川转运使井度的属官，1148——1170年冋，在很长的时间内在四川做地方官，1171年方才调回京师，做临安少尹，几个月后，就做了中央政府的官吏，“累官吏部侍郎”。晚年致仕后，又回嘉定，并且死在嘉定。

北宋时代的私人藏书家多是馆阁中的官僚地主世族，可是到了南宋时代就有些不同了，象秦桧、韩侂胄、贾似道一些蠹民误国的奸臣要用藏书来装点门面，而地方上的大吏也多以刻书蔵书为“风雅”，很快就成了一时的风气。他们借着“风雅”这个美名来盗用官钱（如朱熹所揭发台州刺史唐仲友的刻书赃案），而被剥削的还是劳动人民。晁公武正处在这样的变革时期的初期。

井度是南宋初年四川地方上的一位“风雅”大吏。据晁公武说：他“天资好书，常以俸之半传禄（按“俸之半”是瞎话）。时巴蜀独不被兵，人间多有异本，闻之未尝不力求，必得而后已”［1］。他还校刻了《眉山七史》，编辑出版了三种著作［2］，其中《会解楞严经》十卷有晁公武的序文。大概井度的写书、编写、刻书都是由他的属吏晁公武经管的。所以井度罢官以后，把二十年收罗的五十箧书都送了晁公武。

晁公武得到井度的藏书大约在1147年前后。晁公武是热中官场的人，不是什么“清官”，在同一时期内，他自己也必然得到不少的藏书。晁公武又是很博学的人，对于《易》、《书》、《诗》、《春秋》都是撰有《诂训传》［3］，还用国子监刻的《九经》校《蜀石经》，撰成《石经考异》，和他所得的《古文尚书》都附刻在《蜀石经》之后。他自从帮助井度写书、编书、刻书和自己的校书、著书，对于图书有了丰富的经验，对于古代目录有了深刻的认识，大约在1151年，他的年岁将近五十，学问已经到了成熟的时候，在守荣州的任上，开始了《读书志》的编纂工作。《读书志自序》在目录体系上，或在提要的考订论辨上，都是有很高的学术水平的。南宋末年的大目录学家家陈振孙批评他说：“其所发明，有足观者！”

《郡斋读书志》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四十五类（指衢本）。每部有大序（称为“总论”），每类有小序（但小序没有标明，都编在每类第一部书的提要之内，这种做法不算好，也是从来没有过的）。提要的内容和形式是学《崇文总目》的，但偏重在考订方面，集部别 集提要的做法，他自己说是“其人正史自有传者，止掇论其文学之辞，及略载乡里，所终爵位，或死非其理亦附见；余历官与其善恶率不录。若史逸其行事者，则杂取他书详载焉”［4］。这就是说，他的提要偏重在考订方面，是企图避开“善恶率不录”的。其实这是不可能的。象晁公武这样由世族出身的人，就是在国破家亡的时期，他所热中的是做官，他所亲昵的是井度那样的人，他想保持的是他的家声和剥削特权，这就使他在《读书志》里，对于封建经典不能不表扬，对于代表门阀世族利益的道学思想不能不称赞，而对于抱有改革思想的进步 派，如王安石的一切著作，不能不竭力反对。总之，晁公武在提要内所反映的阶级性是很鲜明的，他所说的那种客观是不存在的。

《郡斋读书志》在四川的最初原刻本是四卷（大约在1157年由杜鹏举校刻的），后来有姚应绩重编的二十卷本，曾否在四川付梓，无考。约在原刻本通行后八、九十年，即公元1249年，黎安朝翻刻四卷本于宜春郡斋，这就是现在所称的“袁本”。黎安朝命赵希弁校刻，希弁囚就他家藏书中为《晁志》所未收的，编为《附志》一卷（实分为上下二卷），一共刻成五卷。也在这一年，游钧将姚编二十卷本刻于信安郡斋，就是现在所称的“衢本”。次年（1250），衢本传到了袁州，黎安朝又命赵希弁把衢本中较多的435种，8245卷编为《后志》 二卷，附刻在五卷之后。1884年，王先谦校刻袁本于衢本上，仍依衢本为二十卷，并附赵希弁《附志》于后。现在通用的是王先谦校刻本和《四部丛刊》三编影印的宋袁州刻本。

赵希弁是南宋末年的一位“没落王孙”。他是江西宜春人，他的父亲在湖南做地方官［5］。赵希弁本人做过“秘书省校勘书籍”，从他的祖父父亲就都好收藏图书。希弁还撰过《纲目考异》和《通鉴长编补注》等，看来虽说不是很博学，还是嗜书知学的。

但是《附志》的分类很杂乱。他不按《晁氏读书志》的类目排列。其中一些新设类目和排列不同的地方，都是赵氏旧目的原本情况。

《附志》共著录了图书486种，多是当时通行的刻本书，正好补充了《晁志》出版以后将近100年中间所出的新书。但由于赵希弁的学识和目录学的训练都不及晁公武，《附志》的价值姑差一些。

2.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

陈振孙是浙江安吉人。约在淳熙末年（1183——9）降生在一个小官僚地主的“书香人家”。他是永嘉九先生周行已的外孙［6］，他的父亲也是个读书人，他家的亲戚朋友也都是做地方官或做中央政府的散官的人家。陈振孙在少壮时期就是过着那种家庭的生活而受过一些图书熏染的。大约在嘉定末年（1217——1224），他已被提升到江西南城的县官，并且已经开始收藏图书［7］。约在1226——1236年间，他做兴化军通判（在福建莆田），当时守兴化军的是楼昉。楼昉是一个很博学的古文大家［8］，莆田和莆田的附近，又是出版事业很盛，藏书家很多的地方，所以在这十年内应该是陈振孙收藏图书和对图书目录知识增进很快的时期。之后，又在浙江做了两任地方官1238年到临安做了国子监的司业。历官某部侍郎、宝章阁待制，1249年致仕。他做司业的时候大约已有五十岁，致仕的时候大概已有六十多岁，致仕后，还继续收书，写文章，卒年无考。

陈振孙五十岁以前，在江西、福建、浙江做了二十多年的地方官，那些地方，出版事业很发达，藏书家很多，由于他对图书的嗜好，不但购买了很多刻本书。还从藏书家和地方上的文化教育机购传钞了不少的罕传本书籍。当1238年他做国子监司业的时候，他的就书巳经成了家，图书目录的经验和知识也已经很丰富了；他在京师，又看了国子监、秘书省和许多私人的藏书，除了继续丰富他的藏书以外，开始了他的《直斋书录解题》的编写工作。经过了十年以上的努力，直到他晚年退休以后，还在家继续补充，修订他的蔵书目录。陈振孙的收书时期大约有四十年，编写目录时期也有十五年到二十年的功夫，真可以说是以毕生精力从事图书目录工作的。

《直斋书录解题》的原著是五十六卷（现行的是《永乐大典辑本》，分为二十二卷）。分为经、史、子、集四录（这是书名中书录两字的由来），五十三个类目。他在分类和解题的编写方式和方法上，参考了当时的官修目录和私人藏书目录，并吸取了它们的长处。《直斋书录解题》共著录了图书51180卷，超过了南宋政府的藏书目录（《中兴馆阁书目》共著录图书44486卷，加上续书目14943卷，才仅比直斋多出8000多卷）。在图书的著录和内容的概括上，《直斋书录解题》的参考使用价值也比《中兴馆阁书目》为优，使私人藏书目录在质量两方面都压倒了官修目录。从《中兴馆阁书目》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六百年中间，封建政府都没冇编出过一部像样的（或者说是正式的）官修目录，这是我国目录学史上一个很大的变化，而《直斋书录解题》则是这一巨大变化的转折点。

《直斋书录解题》没有总序和大序（也许有一篇叙例一类的序文，后来亡佚了），在“五十三个类目中，仅有七个类目有小序，可见小序也仅是对于有增创或著录内容有变化的地方才有的。在陈振孙的时代已把《孟子》编入《四书》，又编入《十三经》，而他则把《孟子与论语》合为“语孟类”；语孟类是《直斋书录解题》首先创置的，所以要有一篇小序来加以说明。另外的六篇小序，也都是在这样的场合下才写的。如从子部农家中別出时令书在史录置时令类，从起居注类中别出诏令书在集录中置章奏类；又给经录的小学类和集类的章奏 类的范畴作了新的规定，所以在小学、时令、章奏的小序中都作了说明和交代。陈振孙又在子录中恢复了阴阳类，从经录移来了音乐书，也是同样需要说明的。在音乐类的小序中，陈振孙认为“古乐已不复有书，而前志相承乃取乐府、教坊、琵琶、羯鼓之类以充乐类”是不 对的，他“晩得郑子敬氏书目，其为说曰：仪注编年各自为类，不得附于礼、春秋；则后之乐书固不得列于六艺”，听以《直斋书录解题》在杂艺类之前立了音乐类，把乐书看成是杂艺一类的东西，是合乎情理和事实的，这在封建社会时期触动一向与礼乐齐观的乐书，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变革；这一变革固然是好的，而陈振孙的思想和观点还是在于维护正统的礼乐。

《直斋书录解题》在著录分类以及编写解题的方式来说，都是有一些新的发展，也有一定的贡献，但谈到解题的内容和思想方面，则完全是站在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说话的，当然这并不足为奇，也不必苛责或苛求的；我们应该指出的，是他表现的非常保守，竭力赞扬反动的封建思想，反对进步思想。

陈振孙是永嘉地方的人，又是周行已的外孙。他生在永嘉学派的思想学说发展到了很成熟的时期，对于周行已、陈傳良、叶适的著作不是没有收藏，也不是没有阅读，但在《直斋书录解题》中，他所钦敬表杨的人物和学说，不是周行已，也不是陈傳良和叶适，而是道学 朱熹。他对永嘉学派所讲的经济实用功利主义学说，认为“未得为纯明正大”。在南宋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那样尖锐的时期，陈振孙仍然这样阳保守，还不肯讲些对于当时有用的经济实用之学，仍然企图用虚伪的道学来欺骗人民，以维护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对 于王安石的变法和所有受王安石思想影响的著作，都一律排斥，比起晁公武来甚至是更恶劣一些的。

卢文弨的《书录解题跋》说：陈振孙“持论甚正，如《颜氏家训》以其崇尚释氏之故，不列干儒家，又以前志取乐府、教坊、琵琶、羯鼓等书，皆充乐类，与圣经并列为非，当入于子录杂艺之前，又言白玉蟾辈何可使及吾门！其人殆棱棱岳岳，识见大有过人者”。卢文弨是封建社会陆读书人，他认为“持论甚正”的地方，也正就是陈振孙保守顽固的地方。

按，原文载《图书馆》1963年第4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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